改革開放以後，這個結構才逐漸開放，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除了原來的工人、農民和解放軍之外，首先向知識分子開放，因為這個群體被視為解放生產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隨著非國有經濟的出現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的增加，這個結構自90年代中期以來迅速向企業家階層開放。結構的開放很明顯反映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委員的組成上。在改革開放前，大多數代表委員來自工人、農民和政府官員，但現在的構成已經非常不同。當然，其他方麵的一些政治變革，如各種形式的選舉，也是開放性的體現。
新結構須容納不同利益
結構的開放性為執政黨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來調整其管治方式，保持其和各個社會階層和團體之間的聯繫。這也是中國政治變遷的動力。開放性是政治變遷的總體方向，但開放性也存在著很多問題。因為開放的過程不長，開放的製度性還是很低，各種規則有待於製定和完善。由於開放性背後避免不了巨大的利益博弈，開放的程度往往深受背後利益的影響。再者，正是因為開放往往是背後的利益促成的，結構本身很自然傾向於其背後的利益。比如，這些年新興社會階層就成了這個結構內部的顯性利益，甚至出現利益表達過度的情況，而原來的工人、農民、農民工和其他一些新興的弱勢群體則利益表達不足。正因為如此，這次“兩會”期間，有代表就提出了要增加工人、農民和農民工在兩會的界別。這也是客觀政治的需要。
開放本身就是一個政治過程，因為每一步開放的背後都是利益之間的較量。這種開放的性質當然和西方政治的開放性有本質的不同，西方政治本身就具有開放性，由於民主和選舉過程的存在，各政黨要取得執政權，就必須最大限度地開放，就是說用開放的方式來獲得選民的支持。但在中國，政治結構的開放是由執政黨掌控的，開放的過程是個管理的過程。正因為是個管理的過程，執政者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掌控政治過程對社會各個階層的開放程度。這種情況使得中國政治開放過程呈現漸進的特點。但另一方麵，這也說明了如果要達到良治或者社會的和諧，開放的過程就必須包含有基本的政治正義和公平性。因為隻存在著一個結構，如果這個結構不能容納不同的利益，或者說不同的利益在這個結構中沒有公平的表達機會，那麽良治與和諧社會就不可能實現。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7年3月13日
為什麽說中共要轉變成為一個開放的政治過程
最近，海外政策研究界提出了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那就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大轉型，中國共產黨本身是否是可以持續的？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領導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現在又管理著可以對世界經濟起到深遠影響的經濟體。提出這個問題的政策轟動效應是非常明顯的。
外界各方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主要有幾個。第一，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因為無能應對社會經濟的變革而失去了政權，那麽中共是否會步其後塵呢？第二，中共在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方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這個成功也帶給中共巨大的挑戰。近年來越來越甚的社會群體事件本身就是經濟和社會發展轉型的產物，但是有跡象表明，中共在消化社會群體事件方麵存在著很大的困難。第三，在其他很多國家，隨著社會經濟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結構也隨之多元化，主要表現在多黨政治上。各種利益通過不同的政黨或者其他政治組織得以表達，而各政黨之間的競爭有助於達成社會利益的妥協。但中國顯然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共並沒有把政治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歷史上，經常有現存政黨的消失，也有新政黨的產生。任何政黨如果要求生存與發展，就必須不斷改革自己。中共盡管有些變化，但還非常有限。中共能否在日新月異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得到生存和發展呢？
統一的權威形成主體性
應當指出的是，這個問題的提出有其合理的地方。人們既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來論證一個政黨可以持續發展，也可以找到同樣多的理由來論證其不可持續性。目前外界對中共的看法也不例外。
要理解中共的可持續性問題，首先需要考量的問題是中共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組織。無論在學術界還是政策研究領域，目前人們對中共的認識的方法論有很大的偏差。中共是什麽？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是一個很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人們經常用理解世界上其他國家政黨的方法來理解中共，但很顯然，中共與世界上其他政黨很不相同。
無論是西方民主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隻要是多黨製，任何政黨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所謂“黨派”也。“黨”的原意指的是人口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在多黨製體係下，政黨的生存和發展靠的是政黨的開放性。如果政黨的目標是掌握政權，那麽就要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同時，人民有權利在不同政黨之間進行選擇。如果不喜歡政黨a，那麽就可以轉而選擇政黨b或者c。這個政治過程就為政黨提供了製度機製，迫使其開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納不同的利益。
在中國，盡管有不同的民主黨派和其他政治團體存在，但本質上是一黨執政，因為其他黨派和政治團體必須通過中共確定的政治過程而參與政治。中共的主體性不言自明。這種主體性在很長的歷史時間裏並沒有改變，也不太可能改變。這不僅是因為中共本身的生存發展因素，更是因為這種主體性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並沒有產生近代政黨概念。和近代政黨比較相近的概念就是“朋黨”，但“朋黨”在中國政治文化中並沒有任何合法性，歷朝歷代都出現過打擊“朋黨”的事件。
新結構須容納不同利益
結構的開放性為執政黨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來調整其管治方式，保持其和各個社會階層和團體之間的聯繫。這也是中國政治變遷的動力。開放性是政治變遷的總體方向，但開放性也存在著很多問題。因為開放的過程不長，開放的製度性還是很低，各種規則有待於製定和完善。由於開放性背後避免不了巨大的利益博弈，開放的程度往往深受背後利益的影響。再者，正是因為開放往往是背後的利益促成的，結構本身很自然傾向於其背後的利益。比如，這些年新興社會階層就成了這個結構內部的顯性利益，甚至出現利益表達過度的情況，而原來的工人、農民、農民工和其他一些新興的弱勢群體則利益表達不足。正因為如此，這次“兩會”期間，有代表就提出了要增加工人、農民和農民工在兩會的界別。這也是客觀政治的需要。
開放本身就是一個政治過程，因為每一步開放的背後都是利益之間的較量。這種開放的性質當然和西方政治的開放性有本質的不同，西方政治本身就具有開放性，由於民主和選舉過程的存在，各政黨要取得執政權，就必須最大限度地開放，就是說用開放的方式來獲得選民的支持。但在中國，政治結構的開放是由執政黨掌控的，開放的過程是個管理的過程。正因為是個管理的過程，執政者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掌控政治過程對社會各個階層的開放程度。這種情況使得中國政治開放過程呈現漸進的特點。但另一方麵，這也說明了如果要達到良治或者社會的和諧，開放的過程就必須包含有基本的政治正義和公平性。因為隻存在著一個結構，如果這個結構不能容納不同的利益，或者說不同的利益在這個結構中沒有公平的表達機會，那麽良治與和諧社會就不可能實現。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7年3月13日
為什麽說中共要轉變成為一個開放的政治過程
最近，海外政策研究界提出了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那就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大轉型，中國共產黨本身是否是可以持續的？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領導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現在又管理著可以對世界經濟起到深遠影響的經濟體。提出這個問題的政策轟動效應是非常明顯的。
外界各方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主要有幾個。第一，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因為無能應對社會經濟的變革而失去了政權，那麽中共是否會步其後塵呢？第二，中共在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方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這個成功也帶給中共巨大的挑戰。近年來越來越甚的社會群體事件本身就是經濟和社會發展轉型的產物，但是有跡象表明，中共在消化社會群體事件方麵存在著很大的困難。第三，在其他很多國家，隨著社會經濟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結構也隨之多元化，主要表現在多黨政治上。各種利益通過不同的政黨或者其他政治組織得以表達，而各政黨之間的競爭有助於達成社會利益的妥協。但中國顯然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共並沒有把政治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歷史上，經常有現存政黨的消失，也有新政黨的產生。任何政黨如果要求生存與發展，就必須不斷改革自己。中共盡管有些變化，但還非常有限。中共能否在日新月異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得到生存和發展呢？
統一的權威形成主體性
應當指出的是，這個問題的提出有其合理的地方。人們既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來論證一個政黨可以持續發展，也可以找到同樣多的理由來論證其不可持續性。目前外界對中共的看法也不例外。
要理解中共的可持續性問題，首先需要考量的問題是中共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組織。無論在學術界還是政策研究領域，目前人們對中共的認識的方法論有很大的偏差。中共是什麽？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是一個很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人們經常用理解世界上其他國家政黨的方法來理解中共，但很顯然，中共與世界上其他政黨很不相同。
無論是西方民主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隻要是多黨製，任何政黨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所謂“黨派”也。“黨”的原意指的是人口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在多黨製體係下，政黨的生存和發展靠的是政黨的開放性。如果政黨的目標是掌握政權，那麽就要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同時，人民有權利在不同政黨之間進行選擇。如果不喜歡政黨a，那麽就可以轉而選擇政黨b或者c。這個政治過程就為政黨提供了製度機製，迫使其開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納不同的利益。
在中國，盡管有不同的民主黨派和其他政治團體存在，但本質上是一黨執政，因為其他黨派和政治團體必須通過中共確定的政治過程而參與政治。中共的主體性不言自明。這種主體性在很長的歷史時間裏並沒有改變，也不太可能改變。這不僅是因為中共本身的生存發展因素，更是因為這種主體性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並沒有產生近代政黨概念。和近代政黨比較相近的概念就是“朋黨”，但“朋黨”在中國政治文化中並沒有任何合法性，歷朝歷代都出現過打擊“朋黨”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