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開放還涉及媒體和政府的關係問題。這裏牽涉到的是政府和媒體各自的自律。現在媒體的開放盡管是自上而下的，但也已經涉及政府的自律問題。媒體開放表明政府規定一個範圍，規定傳媒能夠做什麽，不能做什麽。另一方麵，這也等於規定了一個政府可以幹預什麽和不能幹預什麽的界限。政府能否守住這個自己所規定的範圍，這屬於政府的自律問題。
傳媒本身也有一個自律的問題。顧名思義，傳媒通常是在不同社會群體、政府與民眾、民眾與企業等之間傳遞信息、解讀信息。因此，媒體本身也有一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如果高度依附政府，沒有任何自治性，媒體當然不能有效運作。但如果媒體不能自律，沒有社會責任，同樣也不能有效運作。很顯然，自律和社會責任的建立，對媒體來說也是非常重大的挑戰。
無論對執政黨的執政能力還是對中國政治改革來說，媒體改革的意義重大。盡管有很大內外部動力，但媒體改革並非容易。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一段時間裏，也曾經發生過短暫的媒體開放，但因為種種原因開放沒有堅持下去。困難是顯然的，因為媒體改革並不像放鬆對媒體的管製那樣簡單。如上所述，信息往往是政治、社會、經濟權力的重要資源，媒體的改革也因此是權力資源的重新分配。盡管有這樣那樣的阻力，但現在畢竟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必須走的一步。應當相信的是，信息社會必然推動信息開放的到來。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7年1月9日
漸進開放與中國政治轉型
很多年來，每當中國召開“兩會”、黨代表大會或者黨的全會的時候，海內外總有一波討論中國政治改革的熱潮。今年也不例外。溫家寶總理在“兩會”前夕以個人名義發表的一篇長文已經引發了海外觀察家有關政治改革的熱議。盡管很多人並沒有政治改革的任何具體的根據，但這些猜測應當說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很簡單，中國政治改革的客觀壓力是存在著的，並且隨著經濟和社會的快速轉型，這種壓力正在變得越來越大。要消化壓力，就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但外界所見到的是改革壓力的增加，而不見人們所期待的政治改革。
中國迄今為止沒有出現像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那樣激進的政治改革，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政治改革。今天中國的政治和改革開放初期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還是原來的政治結構，其他各個方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換句話說，盡管中國的總體政治結構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但結構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以及這些部分的運作方式都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未來模式隱含在過去改革中
那麽，如何看待中國政治改革？這裏至少牽涉兩個基本的問題：一個是中國政治本身的變化方式，另一個是人們認識中國政治變化的方式。就前者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所有的中國領導人都反對中國學習西方政治模式，強調尋求適合自身情況的政治變革模式。這種政治共識實際上並不是中共領導人所獨有，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在效法英美政治模式來改造中國政治的努力失敗後，就走上了尋求中國政治變革模式的道路。盡管後來的中國政治精英可能持有不同的意識形態，但在探索政治模式方麵並沒有很大的不同。不過，應當強調的是，拒絕西方總體政治模式並不影響中國領導人在局部方麵借鑑西方模式。今天人們在中國所看到的很多方麵的政治設計都和西方有關，至少很多原初思想是從西方借鑑來的。
和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樣，中國的政治改革也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因為並不存在一個現成的模式可以讓中國仿效。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中國的政治變革正在走一條怎樣的道路。這裏又直接涉及人們如何理解中國政治變革的問題。實際上，當人們（尤其是在西方）理解中國政治改革的時候，毫不例外地會去參照以往其他國家所發生過的政治改革方式，有參照西歐北美的，有參照亞洲國家的，也有參照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現在有人甚至去參照越南。結果是，人們或許會發現中國政治變革過程中的某些方麵類似於這些國家的經驗，但從總體上看，中國並沒有走任何一個國家所走過的道路。這樣，很容易得出中國沒有政治改革的結論。當然，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種參照方式並無助於人們認識中國政治在近三十年時間裏是如何變化的。未來中國政治怎麽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如何解釋過去的變化可能更為重要，因為未來的變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隱含在過去的變革過程中了，隻不過人們沒有意識到而已。
改革後結構逐漸開放
要認識中國政治變革，可能要從前麵提到的結構沒變但內容已經巨變這個事實入手。這裏要提出的問題就是：這個結構是如何得到維持的？這個結構為什麽能夠承受巨大的社會經濟變革？社會經濟的巨變對這個結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要回答這些問題，可能需要作複雜的學術討論。但簡單地說，這個結構的維持、發展和變化主要依靠的是這個結構的漸進開放性。
中國現實存在的結構或者政治體係是一種客觀的歷史事實，不管人們如何評價這個歷史事實。在早期，因為革命的需要，這個結構是封閉的，它隻是開放給革命的主體，即工人和農民。這種情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裏也沒有發生什麽變化。毛澤東搞繼續革命和階級鬥爭，要求這個結構繼續是封閉的，因為顧名思義，階級鬥爭就是一些階級對另一些階級的鬥爭，結構自然不能向那些被鬥爭的階級開放。
傳媒本身也有一個自律的問題。顧名思義，傳媒通常是在不同社會群體、政府與民眾、民眾與企業等之間傳遞信息、解讀信息。因此，媒體本身也有一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如果高度依附政府，沒有任何自治性，媒體當然不能有效運作。但如果媒體不能自律，沒有社會責任，同樣也不能有效運作。很顯然，自律和社會責任的建立，對媒體來說也是非常重大的挑戰。
無論對執政黨的執政能力還是對中國政治改革來說，媒體改革的意義重大。盡管有很大內外部動力，但媒體改革並非容易。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一段時間裏，也曾經發生過短暫的媒體開放，但因為種種原因開放沒有堅持下去。困難是顯然的，因為媒體改革並不像放鬆對媒體的管製那樣簡單。如上所述，信息往往是政治、社會、經濟權力的重要資源，媒體的改革也因此是權力資源的重新分配。盡管有這樣那樣的阻力，但現在畢竟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必須走的一步。應當相信的是，信息社會必然推動信息開放的到來。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7年1月9日
漸進開放與中國政治轉型
很多年來，每當中國召開“兩會”、黨代表大會或者黨的全會的時候，海內外總有一波討論中國政治改革的熱潮。今年也不例外。溫家寶總理在“兩會”前夕以個人名義發表的一篇長文已經引發了海外觀察家有關政治改革的熱議。盡管很多人並沒有政治改革的任何具體的根據，但這些猜測應當說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很簡單，中國政治改革的客觀壓力是存在著的，並且隨著經濟和社會的快速轉型，這種壓力正在變得越來越大。要消化壓力，就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但外界所見到的是改革壓力的增加，而不見人們所期待的政治改革。
中國迄今為止沒有出現像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那樣激進的政治改革，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政治改革。今天中國的政治和改革開放初期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還是原來的政治結構，其他各個方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換句話說，盡管中國的總體政治結構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但結構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以及這些部分的運作方式都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未來模式隱含在過去改革中
那麽，如何看待中國政治改革？這裏至少牽涉兩個基本的問題：一個是中國政治本身的變化方式，另一個是人們認識中國政治變化的方式。就前者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所有的中國領導人都反對中國學習西方政治模式，強調尋求適合自身情況的政治變革模式。這種政治共識實際上並不是中共領導人所獨有，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在效法英美政治模式來改造中國政治的努力失敗後，就走上了尋求中國政治變革模式的道路。盡管後來的中國政治精英可能持有不同的意識形態，但在探索政治模式方麵並沒有很大的不同。不過，應當強調的是，拒絕西方總體政治模式並不影響中國領導人在局部方麵借鑑西方模式。今天人們在中國所看到的很多方麵的政治設計都和西方有關，至少很多原初思想是從西方借鑑來的。
和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樣，中國的政治改革也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因為並不存在一個現成的模式可以讓中國仿效。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中國的政治變革正在走一條怎樣的道路。這裏又直接涉及人們如何理解中國政治變革的問題。實際上，當人們（尤其是在西方）理解中國政治改革的時候，毫不例外地會去參照以往其他國家所發生過的政治改革方式，有參照西歐北美的，有參照亞洲國家的，也有參照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現在有人甚至去參照越南。結果是，人們或許會發現中國政治變革過程中的某些方麵類似於這些國家的經驗，但從總體上看，中國並沒有走任何一個國家所走過的道路。這樣，很容易得出中國沒有政治改革的結論。當然，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種參照方式並無助於人們認識中國政治在近三十年時間裏是如何變化的。未來中國政治怎麽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如何解釋過去的變化可能更為重要，因為未來的變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隱含在過去的變革過程中了，隻不過人們沒有意識到而已。
改革後結構逐漸開放
要認識中國政治變革，可能要從前麵提到的結構沒變但內容已經巨變這個事實入手。這裏要提出的問題就是：這個結構是如何得到維持的？這個結構為什麽能夠承受巨大的社會經濟變革？社會經濟的巨變對這個結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要回答這些問題，可能需要作複雜的學術討論。但簡單地說，這個結構的維持、發展和變化主要依靠的是這個結構的漸進開放性。
中國現實存在的結構或者政治體係是一種客觀的歷史事實，不管人們如何評價這個歷史事實。在早期，因為革命的需要，這個結構是封閉的，它隻是開放給革命的主體，即工人和農民。這種情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裏也沒有發生什麽變化。毛澤東搞繼續革命和階級鬥爭，要求這個結構繼續是封閉的，因為顧名思義，階級鬥爭就是一些階級對另一些階級的鬥爭，結構自然不能向那些被鬥爭的階級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