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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過了一段時間，車間一位與我年齡差不多的工人王師傅看我一個人在廠子裏生活十分困難，就主動利用廢料為我製作了一個煤油爐，把車間的廢柴油收集起來就可以開小灶自己做些吃的了。我把糧食定量中省下來的部分換成河北省糧票，然後，再以多換少從倒騰糧票者手中弄到全國通用糧票。利用回北京探親的機會，再用這些糧票買一些掛麵或幹切麵帶回工廠，時不時地用煤油爐煮些掛麵，大大改變了自己的飲食結構。開始，我從北京帶鹹菜，時間長了就會生蛆。有了煤油爐後，除了煮掛麵，還從廢鐵堆中撿回鐵片，磨成刀的樣子，開始就地取材，做簡單的飯菜。雖然，燃燒廢柴油弄得滿屋子油垢、油煙，可是，我總算一個人在沒家的地方紮下了根，能夠勉強工作與生活下去，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要持續多久，也許一輩子就這樣過下去了。
日子長了，我和工人們之間的友情與團結，換來了周圍人們的關心與愛護，每次回京時都要盡量為他們帶些沙城買不到的東西，他們也不時從家裏為我帶些吃的或自家種的蔬菜。我非常感謝周圍這些淳樸誠實的工人在我生活最困難的時候所給予的幫助與關懷。
農機修配廠的幹部工人加在一起不足百人，分為三個車間，除農機修配車間外，還有一個機加工車間和鑄造車間。我所在的農機修配車間有十餘人，主要從事農用拖拉機的修配工作。廠內絕大部分工人來自農村，少數是城鎮居民。平時，隻有離家較遠的人住在廠裏，一到休息日的晚上，全廠本來不多的平房裏，隻有兩個窗戶閃爍著昏暗的燈光，一個是家住延慶縣負責工廠總務的50多歲的老者，另一個就是我。工廠的院牆已坍塌得沒有半人高，所以，大門口也沒有看門人。工廠裏除了煉鋼用的廢鐵外，沒有什麽怕丟的東西。一次我在睡午覺，一個腦袋突然鑽進蚊帳裏，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是工廠外麵過路的人向我打聽方向的。
除廠領導外，車間裏全是工人，沒有脫產幹部，我被任命為車間指導員，從此，我成了車間唯一的一個幹部身份。不到20人的車間專設一個脫產幹部實屬多餘，當廠的領導又不夠格。所以，我主動向廠領導提出，要求擔任車間曲軸磨床的操作工作。我畢竟是老高中畢業生，加上飛行航校和飛行部隊學到的飛機發動機等基本機械知識，掌握一些基本的工具機操作技術並不困難。到北京海澱區農機修配廠經過短時間跟班學習，就掌握了對各種型號的拖拉機與汽車發動機曲軸的修磨技術。當我穿上工作服，站在曲軸磨床旁邊同別的工人一樣勞動，一樣弄得滿身油汙的時候，廠裏的許多年輕人就主動叫我“康師傅”了。
與專機部隊相比，我被置身於一個全新的工作生活環境中，在這個遠離北京專機師的新環境裏，我同樣經歷了一連串我沒有想到的事情。
在政治上，一開始工廠的環境給我以十分寬鬆的感覺，這個感覺是“九一三”事件之後的幾年中所沒有的。其實，我到新的單位不久，“林彪飛行員”轉業到懷來縣的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廠子裏的工人們也都知道了我的身份與來路。沙城很小，引人關注的新聞很快就會通過親戚朋友在那不大的範圍內傳播開來。不過，這些來自農村、性格淳樸的工人們是帶著另一種眼光看待我的，他們並不從政治上看重這個問題，倒覺得一個飛行員弄到這樣的地方來勞動是一件新奇的事情。甚至有不少工人問我說：“你不在北京好好飛行，到我們這個窮地方幹什麽？”與專機部隊的環境相比，在這個近似於農村的地方，聽到這樣的話使我感到有些滑稽。看來，他們對飛行、專機、政治等問題知之甚少。可他們對我畢竟是發自內心的一種問候與關心，沒有絲毫的歧視與排斥，連那種敬而遠之的感覺都找不到。在那裏，個人生活上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在精神上總算解除了環境帶來的壓抑，感受到了“九一三”事件以來從未有過的寬鬆。
但是，“九一三”事件給我帶來的陰影，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一直緊隨其後，無法擺脫。1976年4月，為悼念周恩來總理而被“四人幫”定性的“天安門事件”之後，我被列為“重點人”接受了一次背靠背的審查。車間跟我一起開磨床的小徒弟被廠裏負責政工的領導叫去問話，調查我回京探家時是否到天安門廣場去過，從北京回工廠後都向她及車間其他人說些什麽。小徒弟同樣來自農村，不知道這些問話的含義，都如實一一回答。從那以後，小徒弟對我倒是更加仰慕了，她覺得身邊教她學磨軸技術的師傅有點高深莫測。也難怪這個隻有初中文化而涉世未深的農村工人，對如此複雜的政治問題一時半會兒是弄不清楚的。我也知道這件事對廠領導來說是例行公事的調查，就沒有放在心上，也沒有引起工廠其他人員的注意。從此以後，當地的各級領導再也沒有因為“九一三”一事找過我，在張家口地區這個小縣城裏，我這個人同“九一三”事件一樣，像一粒沉在官廳水庫深處的石子，雖然沒有消失，也漸漸地被忘記了。
第二節 沒有泯滅的飛行心願
一、脫掉軍裝轉業外地，並沒有熄滅我繼續追求飛行事業的一線希望，我的心仍然嚮往著藍天
北京市作為共和國的首都，既是國家空運中心，又是國際重要的航空港之一，但是，人員稠密的北京市區卻屬於空中飛行禁區。為了使進出北京的飛機安全有序地飛行，在北京市上空的周圍設置了幾條空中走廊。所謂“空中走廊”，就是為進出北京的飛機限製的空中通道，這些通道就像進出北京的空中大門一樣，隻有按空中通道飛行的飛機，才能保證不會進入北京城市上空的飛行禁區。其中的一條走廊規定，從北京西北方向進出的飛機必須經過沙城上空，所以，沙城就是這條空中走廊的外口，也是從西北進出北京的大門。
日子長了，我和工人們之間的友情與團結，換來了周圍人們的關心與愛護，每次回京時都要盡量為他們帶些沙城買不到的東西，他們也不時從家裏為我帶些吃的或自家種的蔬菜。我非常感謝周圍這些淳樸誠實的工人在我生活最困難的時候所給予的幫助與關懷。
農機修配廠的幹部工人加在一起不足百人，分為三個車間，除農機修配車間外，還有一個機加工車間和鑄造車間。我所在的農機修配車間有十餘人，主要從事農用拖拉機的修配工作。廠內絕大部分工人來自農村，少數是城鎮居民。平時，隻有離家較遠的人住在廠裏，一到休息日的晚上，全廠本來不多的平房裏，隻有兩個窗戶閃爍著昏暗的燈光，一個是家住延慶縣負責工廠總務的50多歲的老者，另一個就是我。工廠的院牆已坍塌得沒有半人高，所以，大門口也沒有看門人。工廠裏除了煉鋼用的廢鐵外，沒有什麽怕丟的東西。一次我在睡午覺，一個腦袋突然鑽進蚊帳裏，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是工廠外麵過路的人向我打聽方向的。
除廠領導外，車間裏全是工人，沒有脫產幹部，我被任命為車間指導員，從此，我成了車間唯一的一個幹部身份。不到20人的車間專設一個脫產幹部實屬多餘，當廠的領導又不夠格。所以，我主動向廠領導提出，要求擔任車間曲軸磨床的操作工作。我畢竟是老高中畢業生，加上飛行航校和飛行部隊學到的飛機發動機等基本機械知識，掌握一些基本的工具機操作技術並不困難。到北京海澱區農機修配廠經過短時間跟班學習，就掌握了對各種型號的拖拉機與汽車發動機曲軸的修磨技術。當我穿上工作服，站在曲軸磨床旁邊同別的工人一樣勞動，一樣弄得滿身油汙的時候，廠裏的許多年輕人就主動叫我“康師傅”了。
與專機部隊相比，我被置身於一個全新的工作生活環境中，在這個遠離北京專機師的新環境裏，我同樣經歷了一連串我沒有想到的事情。
在政治上，一開始工廠的環境給我以十分寬鬆的感覺，這個感覺是“九一三”事件之後的幾年中所沒有的。其實，我到新的單位不久，“林彪飛行員”轉業到懷來縣的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廠子裏的工人們也都知道了我的身份與來路。沙城很小，引人關注的新聞很快就會通過親戚朋友在那不大的範圍內傳播開來。不過，這些來自農村、性格淳樸的工人們是帶著另一種眼光看待我的，他們並不從政治上看重這個問題，倒覺得一個飛行員弄到這樣的地方來勞動是一件新奇的事情。甚至有不少工人問我說：“你不在北京好好飛行，到我們這個窮地方幹什麽？”與專機部隊的環境相比，在這個近似於農村的地方，聽到這樣的話使我感到有些滑稽。看來，他們對飛行、專機、政治等問題知之甚少。可他們對我畢竟是發自內心的一種問候與關心，沒有絲毫的歧視與排斥，連那種敬而遠之的感覺都找不到。在那裏，個人生活上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在精神上總算解除了環境帶來的壓抑，感受到了“九一三”事件以來從未有過的寬鬆。
但是，“九一三”事件給我帶來的陰影，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一直緊隨其後，無法擺脫。1976年4月，為悼念周恩來總理而被“四人幫”定性的“天安門事件”之後，我被列為“重點人”接受了一次背靠背的審查。車間跟我一起開磨床的小徒弟被廠裏負責政工的領導叫去問話，調查我回京探家時是否到天安門廣場去過，從北京回工廠後都向她及車間其他人說些什麽。小徒弟同樣來自農村，不知道這些問話的含義，都如實一一回答。從那以後，小徒弟對我倒是更加仰慕了，她覺得身邊教她學磨軸技術的師傅有點高深莫測。也難怪這個隻有初中文化而涉世未深的農村工人，對如此複雜的政治問題一時半會兒是弄不清楚的。我也知道這件事對廠領導來說是例行公事的調查，就沒有放在心上，也沒有引起工廠其他人員的注意。從此以後，當地的各級領導再也沒有因為“九一三”一事找過我，在張家口地區這個小縣城裏，我這個人同“九一三”事件一樣，像一粒沉在官廳水庫深處的石子，雖然沒有消失，也漸漸地被忘記了。
第二節 沒有泯滅的飛行心願
一、脫掉軍裝轉業外地，並沒有熄滅我繼續追求飛行事業的一線希望，我的心仍然嚮往著藍天
北京市作為共和國的首都，既是國家空運中心，又是國際重要的航空港之一，但是，人員稠密的北京市區卻屬於空中飛行禁區。為了使進出北京的飛機安全有序地飛行，在北京市上空的周圍設置了幾條空中走廊。所謂“空中走廊”，就是為進出北京的飛機限製的空中通道，這些通道就像進出北京的空中大門一樣，隻有按空中通道飛行的飛機，才能保證不會進入北京城市上空的飛行禁區。其中的一條走廊規定，從北京西北方向進出的飛機必須經過沙城上空，所以，沙城就是這條空中走廊的外口，也是從西北進出北京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