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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會後，共有6人留下來等待著李德生將軍的談話，他們是空六軍軍長、專機師師長、航行局局長等，談話時吳法憲在座。航行局局長尚登峨詳細匯報了“九一三”事件中自己知道的有關三叉戟256號專機的情況。
當匯報到給周宇馳準備航線地圖一事時，李將軍說：“自己也是個老黨員了，遇到這樣的事情當時也不問個為什麽？”尚局長意識到這是首長在批評自己，他心想，那是林彪以戰備的名義向我要的地圖，我一個小小的局長，哪裏敢問“為什麽”。
最後，李將軍說：“林彪反對毛主席，罪有應得，今後你還要好好工作。”談話用的時間很短，但等待的時間很長。
9月20日以後，尚登峨等人被叫到空軍指揮所共同研究了三叉戟256號專機墜毀現場的照片，這就是我國駐蒙古國使館二等秘書孫一先同誌同我國駐蒙古國大使視察墜機現場時拍照的，孫一先帶著這些絕密資料，乘國際列車，十萬火急趕到北京向周總理親自匯報。
航行局局長尚登峨作為飛行員的內行，對照片中的每一個細節進行了仔細的分析，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從飛機的迫降位置到飛機的迫降方向、從飛機著陸時的地麵劃痕到地麵燃燒區域出現的距離、從飛機碎片拋灑的方向到不同位置的飛機殘骸被爆炸力破壞的程度等，經分析研究並與其他同誌交換意見後，再一次證實了他在9月13日淩晨於空軍指揮所得到蒙古國草原上出現火光情報後的判斷。帶著根本飛不到目的地的油量，深更半夜，倉皇起飛，不就等於去送死嗎？這在飛行員看來是無法理解的，偏偏這件事情還發生在最重要的專機身上。
尚局長像平時一樣堅持正常上班，處理著航行局日常的業務工作，日出日落，早出晚歸，一切似乎都按照原來的樣子運轉著。不過，從人們的言談話語中，抬手舉足間，隱藏著一種特殊的因素，好像在工作與生活的樂章裏跳動著不協調的音符。人前人後那些熟悉的麵孔中，不知不覺就少了一個。
“九一三”事件半年之後，航行局局長尚登峨也進入學習班，開始了漫長的被審查生活。這個時候進入學習班並不像一開始那樣被認為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包括專機師在內，空軍機關作為林彪事件的重災區，已經有很多人集中在空軍學院的學習班中進行審查。與大多數被審查者相比，尚登峨局長算是學習班的一位遲到者。學習班畢業之後他遠離工作崗位，離開人民解放軍這所革命的大熔爐，脫下軍裝，離開北京。尚登峨局長被下降兩級之後轉業到湖北某地工作，退休後回到北京子女身邊。
第四節 “九一三”——專機飛行員的陷阱
自1971年9月13日0點32分三叉戟256號專機從山海關起飛，到6點47分3685號直升機在懷柔沙峪迫降成功，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空軍專機部隊就有5名空勤幹部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專機師副政委1名（潘景寅），機務副中隊長2名（李平、邰起良），空勤機械師1名（張彥奎），飛行中隊長1名（陳修文）。人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們沒有死在為保證專機安全的意外飛行事故中，而是掉進以重要專機為誘餌而設計的陷阱裏。
當時，除飛行中隊長陳修文被追任為革命烈士外，其餘4名遇難者沒有哪一級組織或個人能為他們的死亡定性。
其實，三叉戟256號與直5飛機3685號的飛行活動隻不過是“九一三”事件的導火索罷了，以上兩架飛機的行動，使中央及時發現林彪的政變陰謀並給以有力製止，否則，如果按照林彪的第一套方案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話，專機師的數十名飛行人員都要掉進這個龐大的陷阱之中，後果不堪設想。
256號專機起飛之後，坐鎮專機師大本營的胡萍又為林彪安排了六架飛機。它們是一架多座位的三叉戟飛機252號，一架伊爾-18飛機902號，一架安12飛機231號，一架安24飛機024號和兩架法國製造的“雲雀”號直升機。以上六架飛機已確定了主要機組人員，並以“訓練”為名，向西郊機場航行調度室申請了航線。多座三叉戟飛機的航線是從北京直飛廣州；伊爾-18飛機的航線是先飛山海關，然後經上海再到廣州；安12飛機是專機師唯一一架貨運飛機，準備裝上兩架“雲雀”號直升機直飛廣州；安24飛機是一架小型的可以在較短的跑道上起降的飛機，其航線也是直飛廣州。三叉戟、伊爾-18、安12是屬於一團的飛機，安24歸三團所有，“雲雀”號直升機由四團管轄。當一團領導研究三叉戟252飛機機組成員的時候，按照胡萍的想法由我擔任機長，因為當時也隻有我能夠擔任機長，組成一個機組，當一團領導告訴胡萍我已經隨同三叉戟256號專機組去了山海關時，胡萍才知道我也被編入256號專機組了。如果胡萍能早一步安排252號專機的任務，我就可以躲過這場災難了。“九一三”事件中，一個人的命運就決定於上級指揮員的一念之中。
一團代理團長受命於胡萍的指揮，帶著以上幾架飛機的航線，特意到西郊機場調度室一一申請，由於航線多而且需要一架一架地申請，半個小時才完成任務，等代理團長離開調度室的時候，已經是9月12日晚上23點多了。這位代理團長當時對團政委說：“這些飛機的機組人員就不通知了吧，明早讓他們早一點起床，再交代任務。”看來，這位代理團長無意中做了一件好事。一方麵沒有幹擾大家的休息，另一方麵被編入機組的數十名空勤人員由於自己壓根不知道這件事與自己的關係，因此，也就避免了第二天事件爆發後給每個人帶來的心理壓力。因為，根據“九一三”以後事態發展的實際走向證明，直接或間接被牽連者都要問個明白，在當時那種嚴肅得讓人感到有些恐怖的政治氣氛中，“問”與“不問”大相逕庭。後來知道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凡是經過某一級審查的空勤幹部，一律不準再飛行！
當匯報到給周宇馳準備航線地圖一事時，李將軍說：“自己也是個老黨員了，遇到這樣的事情當時也不問個為什麽？”尚局長意識到這是首長在批評自己，他心想，那是林彪以戰備的名義向我要的地圖，我一個小小的局長，哪裏敢問“為什麽”。
最後，李將軍說：“林彪反對毛主席，罪有應得，今後你還要好好工作。”談話用的時間很短，但等待的時間很長。
9月20日以後，尚登峨等人被叫到空軍指揮所共同研究了三叉戟256號專機墜毀現場的照片，這就是我國駐蒙古國使館二等秘書孫一先同誌同我國駐蒙古國大使視察墜機現場時拍照的，孫一先帶著這些絕密資料，乘國際列車，十萬火急趕到北京向周總理親自匯報。
航行局局長尚登峨作為飛行員的內行，對照片中的每一個細節進行了仔細的分析，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從飛機的迫降位置到飛機的迫降方向、從飛機著陸時的地麵劃痕到地麵燃燒區域出現的距離、從飛機碎片拋灑的方向到不同位置的飛機殘骸被爆炸力破壞的程度等，經分析研究並與其他同誌交換意見後，再一次證實了他在9月13日淩晨於空軍指揮所得到蒙古國草原上出現火光情報後的判斷。帶著根本飛不到目的地的油量，深更半夜，倉皇起飛，不就等於去送死嗎？這在飛行員看來是無法理解的，偏偏這件事情還發生在最重要的專機身上。
尚局長像平時一樣堅持正常上班，處理著航行局日常的業務工作，日出日落，早出晚歸，一切似乎都按照原來的樣子運轉著。不過，從人們的言談話語中，抬手舉足間，隱藏著一種特殊的因素，好像在工作與生活的樂章裏跳動著不協調的音符。人前人後那些熟悉的麵孔中，不知不覺就少了一個。
“九一三”事件半年之後，航行局局長尚登峨也進入學習班，開始了漫長的被審查生活。這個時候進入學習班並不像一開始那樣被認為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包括專機師在內，空軍機關作為林彪事件的重災區，已經有很多人集中在空軍學院的學習班中進行審查。與大多數被審查者相比，尚登峨局長算是學習班的一位遲到者。學習班畢業之後他遠離工作崗位，離開人民解放軍這所革命的大熔爐，脫下軍裝，離開北京。尚登峨局長被下降兩級之後轉業到湖北某地工作，退休後回到北京子女身邊。
第四節 “九一三”——專機飛行員的陷阱
自1971年9月13日0點32分三叉戟256號專機從山海關起飛，到6點47分3685號直升機在懷柔沙峪迫降成功，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空軍專機部隊就有5名空勤幹部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專機師副政委1名（潘景寅），機務副中隊長2名（李平、邰起良），空勤機械師1名（張彥奎），飛行中隊長1名（陳修文）。人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們沒有死在為保證專機安全的意外飛行事故中，而是掉進以重要專機為誘餌而設計的陷阱裏。
當時，除飛行中隊長陳修文被追任為革命烈士外，其餘4名遇難者沒有哪一級組織或個人能為他們的死亡定性。
其實，三叉戟256號與直5飛機3685號的飛行活動隻不過是“九一三”事件的導火索罷了，以上兩架飛機的行動，使中央及時發現林彪的政變陰謀並給以有力製止，否則，如果按照林彪的第一套方案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話，專機師的數十名飛行人員都要掉進這個龐大的陷阱之中，後果不堪設想。
256號專機起飛之後，坐鎮專機師大本營的胡萍又為林彪安排了六架飛機。它們是一架多座位的三叉戟飛機252號，一架伊爾-18飛機902號，一架安12飛機231號，一架安24飛機024號和兩架法國製造的“雲雀”號直升機。以上六架飛機已確定了主要機組人員，並以“訓練”為名，向西郊機場航行調度室申請了航線。多座三叉戟飛機的航線是從北京直飛廣州；伊爾-18飛機的航線是先飛山海關，然後經上海再到廣州；安12飛機是專機師唯一一架貨運飛機，準備裝上兩架“雲雀”號直升機直飛廣州；安24飛機是一架小型的可以在較短的跑道上起降的飛機，其航線也是直飛廣州。三叉戟、伊爾-18、安12是屬於一團的飛機，安24歸三團所有，“雲雀”號直升機由四團管轄。當一團領導研究三叉戟252飛機機組成員的時候，按照胡萍的想法由我擔任機長，因為當時也隻有我能夠擔任機長，組成一個機組，當一團領導告訴胡萍我已經隨同三叉戟256號專機組去了山海關時，胡萍才知道我也被編入256號專機組了。如果胡萍能早一步安排252號專機的任務，我就可以躲過這場災難了。“九一三”事件中，一個人的命運就決定於上級指揮員的一念之中。
一團代理團長受命於胡萍的指揮，帶著以上幾架飛機的航線，特意到西郊機場調度室一一申請，由於航線多而且需要一架一架地申請，半個小時才完成任務，等代理團長離開調度室的時候，已經是9月12日晚上23點多了。這位代理團長當時對團政委說：“這些飛機的機組人員就不通知了吧，明早讓他們早一點起床，再交代任務。”看來，這位代理團長無意中做了一件好事。一方麵沒有幹擾大家的休息，另一方麵被編入機組的數十名空勤人員由於自己壓根不知道這件事與自己的關係，因此，也就避免了第二天事件爆發後給每個人帶來的心理壓力。因為，根據“九一三”以後事態發展的實際走向證明，直接或間接被牽連者都要問個明白，在當時那種嚴肅得讓人感到有些恐怖的政治氣氛中，“問”與“不問”大相逕庭。後來知道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凡是經過某一級審查的空勤幹部，一律不準再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