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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59年從我離家開始，國家就遇到了連續三年的困難時期。我吃著飛行學員的夥食，卻忘記了全家還過著以野菜充飢的日子，也不理解父母親為什麽不照張相給我，因為，我好想念他們。等我1962年探家時看到父母親和兩個弟弟因嚴重營養不良，臉上的浮腫還沒有消退時，我全明白了。那次探親歸隊後，從弟弟寫給我的家信中得知，母親為沒能讓我吃上一頓餃子而哭了好幾次。
麵對隔離審查房間的四麵牆壁，一想到母親和自己當前的處境就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淚流滿麵，我曾竭力壓抑自己的悲痛情緒，但是，放在眼前的幾封加急電報與母親的身影使我不能自已。經我多次請求，才被許可回到北京城裏的家，給河南老家寄錢為母親辦喪事，時間隻有一天。
這是我自“九一三”事件以來，時隔近兩年之後第一次與妻兒見麵，沒想到帶回家的沒有任何喜悅，而是親生母親辭世的消息。嶽母一家都能理解我的心情，第二天，當我離開嶽母家準備返回學習班時，登上公共汽車前，妻子從衣服裏拿出早已為我準備好的黑紗，默默地為我戴在衣袖上，看到黑紗，想起死前沒能見兒子一麵的母親，一陣酸楚湧上心頭，難過地望著同樣心情沉重的妻子，喉嚨裏好像堵著什麽。妻子一邊為我戴黑紗，一邊小聲說：“按我們老家的風俗，是不能在嶽母家戴孝的。”
從我回家到離開這段時間裏，兒子一直不離開他媽媽身邊。我問兒子我是誰，兒子回答：“你是叔叔。”這使我想起1971年9月11日給家裏打電話時，兒子還在電話裏叫我幾聲“爸爸”，近兩年不見，兒子認生了。其實，在兒子幼小的心靈裏還是有爸爸的，看到別人家的孩子有爸爸，他相信自己也一定有爸爸，隻是不知道爸爸為什麽總不回家。
1973年7月份，當我結束學習班隔離審查的生活，得到專案組的允許，回到我日夜盼望的家鄉的時候，在那生我養我20年的土窯洞裏再也見不到母親的身影。記得前兩次回家，總是母親伴我促膝長談，教我走親訪友帶些什麽，說些什麽，使我感到有媽真好，家裏有媽感到多麽溫馨、親切。可是，母親在哪裏？我迫不及待地衝出窯洞，直奔野外，在我小時候母親帶著我上墳的地方，增加了一座新墳。插在墳堆中央的柳樹枝上已長出嫩芽，墳土上已長出的草葉隨風擺動著。我望著這塊熟悉的墳地，想到小時候每到清明節母親就帶我到這裏上墳的情景。母親一邊燒著紙錢，一邊對我說，墳裏邊是你的爺爺和奶奶。還說父親很小的時候奶奶就去世了，所以，父親是獨生子，我沒有叔叔，也沒有姑姑。在同一個地方，現在該我為母親哀悼了。姐姐說，母親彌留之際總是惦記著你的歸來，最後還是叫著你的小名咽氣的，去世前兩隻眼睛都因得了青光眼已經失明了。母親出生在辛亥革命那一年，去世時62歲，如果不是因為我，母親還會多活些時日。記得母親說過，在她隻有7歲的時候，由於個子太小，就得站在小凳上刷鍋洗碗，一輩子沒有過上幾天舒心的日子，還沒等到我能把母親接到北京小住，她老人家就永遠離開了我們。母親的命運好苦啊！
學習班裏，我望著不知修改過多少次的交代材料，心情難以平靜。在這份綜合交代材料中除了第一部分屬於年齡、職務、文化程度、政治麵目等基本情況外，主要包括自己作為“林彪叛逃機組成員”之一從北京飛往山海關的經過及充當林賊叛黨、叛國空中交通工具所犯的錯誤及原因，錯誤的性質是屬於方向路線的。
與1971年9月份剛接受組織審查相比，心理上對來自許多客觀問題的承受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近兩年的被審查生活使我改變了許多。從思想上早已淡漠了所謂“專機任務”的印象，有的隻是某種程度的犯罪感，似乎從內心深處也不想再回到兩年前的那個時代背景中去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了。我不得不回過頭來按專案組工作人員的提醒對自己的過去進行一番思考，認真反省以前走過的路是否合乎時代的要求。這樣就能慢慢地將自己的思維方式逐漸調整過來，並開始檢討從前走過的是一條白專道路，隻顧低頭拉車，忘記抬頭看路，隻知鑽研飛行技術，放棄了靈魂深處的思想改造，致使政治嗅覺不靈，階級覺悟不高，不能在關鍵的時候識破內部階級敵人的反革命陰謀，犯了無法挽回的錯誤。環境可以改變一個人，輿論的力量同樣是無窮的。
我不會抽菸，不像有些人在思考問題或調整自己煩亂的情緒時總是讓繚繞的煙霧將自己包圍起來。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方法，在那個10餘平方米的房間裏，一邊來回走著，一邊思考著所有能夠想到的問題，這樣還能起到鍛鍊身體的作用，這也許是一個人常年待在房間裏很自然就能學會的生活方式。自當飛行員開始，從來沒有充裕的時間來考慮這些問題。
有時我索性讓我的思維裝上三叉戟飛機的翅膀，任其在我生活過的空間自由飛翔。每當我想到痛處，就把兩手的十指插入頭髮，緊緊地抱住頭部。當我把手鬆開的時候，突然發現大把的頭髮隨即脫落下來，而且，我發現枕巾上也布滿脫落的黑髮，開始還嚇一跳，後來也就不以為然了。我把掉下來的頭髮放在桌子上，一根根地擺放在那裏，並拚接成各種各樣的圖案自我欣賞起來。
麵對隔離審查房間的四麵牆壁，一想到母親和自己當前的處境就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淚流滿麵，我曾竭力壓抑自己的悲痛情緒，但是，放在眼前的幾封加急電報與母親的身影使我不能自已。經我多次請求，才被許可回到北京城裏的家，給河南老家寄錢為母親辦喪事，時間隻有一天。
這是我自“九一三”事件以來，時隔近兩年之後第一次與妻兒見麵，沒想到帶回家的沒有任何喜悅，而是親生母親辭世的消息。嶽母一家都能理解我的心情，第二天，當我離開嶽母家準備返回學習班時，登上公共汽車前，妻子從衣服裏拿出早已為我準備好的黑紗，默默地為我戴在衣袖上，看到黑紗，想起死前沒能見兒子一麵的母親，一陣酸楚湧上心頭，難過地望著同樣心情沉重的妻子，喉嚨裏好像堵著什麽。妻子一邊為我戴黑紗，一邊小聲說：“按我們老家的風俗，是不能在嶽母家戴孝的。”
從我回家到離開這段時間裏，兒子一直不離開他媽媽身邊。我問兒子我是誰，兒子回答：“你是叔叔。”這使我想起1971年9月11日給家裏打電話時，兒子還在電話裏叫我幾聲“爸爸”，近兩年不見，兒子認生了。其實，在兒子幼小的心靈裏還是有爸爸的，看到別人家的孩子有爸爸，他相信自己也一定有爸爸，隻是不知道爸爸為什麽總不回家。
1973年7月份，當我結束學習班隔離審查的生活，得到專案組的允許，回到我日夜盼望的家鄉的時候，在那生我養我20年的土窯洞裏再也見不到母親的身影。記得前兩次回家，總是母親伴我促膝長談，教我走親訪友帶些什麽，說些什麽，使我感到有媽真好，家裏有媽感到多麽溫馨、親切。可是，母親在哪裏？我迫不及待地衝出窯洞，直奔野外，在我小時候母親帶著我上墳的地方，增加了一座新墳。插在墳堆中央的柳樹枝上已長出嫩芽，墳土上已長出的草葉隨風擺動著。我望著這塊熟悉的墳地，想到小時候每到清明節母親就帶我到這裏上墳的情景。母親一邊燒著紙錢，一邊對我說，墳裏邊是你的爺爺和奶奶。還說父親很小的時候奶奶就去世了，所以，父親是獨生子，我沒有叔叔，也沒有姑姑。在同一個地方，現在該我為母親哀悼了。姐姐說，母親彌留之際總是惦記著你的歸來，最後還是叫著你的小名咽氣的，去世前兩隻眼睛都因得了青光眼已經失明了。母親出生在辛亥革命那一年，去世時62歲，如果不是因為我，母親還會多活些時日。記得母親說過，在她隻有7歲的時候，由於個子太小，就得站在小凳上刷鍋洗碗，一輩子沒有過上幾天舒心的日子，還沒等到我能把母親接到北京小住，她老人家就永遠離開了我們。母親的命運好苦啊！
學習班裏，我望著不知修改過多少次的交代材料，心情難以平靜。在這份綜合交代材料中除了第一部分屬於年齡、職務、文化程度、政治麵目等基本情況外，主要包括自己作為“林彪叛逃機組成員”之一從北京飛往山海關的經過及充當林賊叛黨、叛國空中交通工具所犯的錯誤及原因，錯誤的性質是屬於方向路線的。
與1971年9月份剛接受組織審查相比，心理上對來自許多客觀問題的承受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近兩年的被審查生活使我改變了許多。從思想上早已淡漠了所謂“專機任務”的印象，有的隻是某種程度的犯罪感，似乎從內心深處也不想再回到兩年前的那個時代背景中去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了。我不得不回過頭來按專案組工作人員的提醒對自己的過去進行一番思考，認真反省以前走過的路是否合乎時代的要求。這樣就能慢慢地將自己的思維方式逐漸調整過來，並開始檢討從前走過的是一條白專道路，隻顧低頭拉車，忘記抬頭看路，隻知鑽研飛行技術，放棄了靈魂深處的思想改造，致使政治嗅覺不靈，階級覺悟不高，不能在關鍵的時候識破內部階級敵人的反革命陰謀，犯了無法挽回的錯誤。環境可以改變一個人，輿論的力量同樣是無窮的。
我不會抽菸，不像有些人在思考問題或調整自己煩亂的情緒時總是讓繚繞的煙霧將自己包圍起來。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方法，在那個10餘平方米的房間裏，一邊來回走著，一邊思考著所有能夠想到的問題，這樣還能起到鍛鍊身體的作用，這也許是一個人常年待在房間裏很自然就能學會的生活方式。自當飛行員開始，從來沒有充裕的時間來考慮這些問題。
有時我索性讓我的思維裝上三叉戟飛機的翅膀，任其在我生活過的空間自由飛翔。每當我想到痛處，就把兩手的十指插入頭髮，緊緊地抱住頭部。當我把手鬆開的時候，突然發現大把的頭髮隨即脫落下來，而且，我發現枕巾上也布滿脫落的黑髮，開始還嚇一跳，後來也就不以為然了。我把掉下來的頭髮放在桌子上，一根根地擺放在那裏，並拚接成各種各樣的圖案自我欣賞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