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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由於潘景寅更多的時間忙於其他的事情，很少能堅持每天按時上課，給他補課的工作就當然地落在我的身上，有時候雖然是課外休息時間，我還要拿著筆記本到他的住處，把我在聽課中記下的筆記和我對講課理解的程度向他重複一遍，這樣一來，我的理論知識要比別人學得更紮實一些。個別時候，還讓我同地勤機械理論班的同誌一起探討學習的內容，內容一樣，但組織上要求地勤人員學習理解的程度要比飛行員的標準更高。
當理論學習結束的時候，第一架三叉戟飛機已經飛到白雲機場，為了抓緊時間進行實際操縱技術的訓練，當時直接參與飛行的隻有潘景寅及陳聯炳兩個人，民航雖然也派出兩個老飛行員參加學習與飛行，但是，他們最後還是沒有引進三叉戟飛機，所有4架三叉戟飛機全部分配到專機師。實際飛行是全麵檢驗理論學習成果的最好時機，我們5個沒有參加飛行的飛行員，也跟著參與組織飛行的全過程，做好充分準備，等到白雲機場學習結束之後，回到北京再向潘景寅、陳聯炳他們學習操縱技術。在這些日子裏，一位飛行員好奇地從三叉戟飛機上拿了一瓶巴航用過的香水，趁我洗頭不注意的時候，向我的頭髮上噴了兩下，結果，有兩個星期時間沒有能夠將香水氣味洗掉，這一下我可真正領略到伊斯蘭國家為消除飛機客艙裏的羊膻味所用香水的厲害了。
伴隨著祖國南方的盛夏酷暑，3個月的緊張集訓結束了，回到北京便開始了新一輪的改裝訓練。包括我在內的5個三叉戟飛機的新飛行員與領航員、通信員在一起，正式組成一個飛行中隊，這個中隊歸屬一團三大隊領導，按一團所有飛行中隊的排列順序，這個中隊為第八飛行中隊，也就是說，八中隊成了我國首批引進4架舊三叉戟飛機的飛行中隊，我也自然成了這個唯一的三叉戟飛行中隊的第一任中隊長，一同前往白雲機場學習的領航員老李擔任三大隊領航副主任。
有一次，潘景寅正在北京南苑機場組織三叉戟低空小航線飛行的時候，突然接到上級命令，中止訓練，立即返回西郊機場。原來是周恩來總理利用到西郊機場歡送外國代表團的機會，要順便看一下剛引進的三叉戟飛機。當飛機停在大停機坪的時候，隔著駕駛艙的窗戶，我發現周總理已經站在了候機室門口，此時，潘景寅讓我留在飛機上將駕駛艙整理完畢之後趕快下飛機，可是，還沒等我整理完畢，周總理和當時的國家計委主任一行已經登上飛機，周總理已經把手伸了出來，倉促中，我同周總理握了握手，接著我向周總理簡單介紹了三叉戟飛機的基本情況。
從領導決定我改飛三叉戟飛機開始，包括我自己在內，所有的飛行員都認為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可是，冥冥之中已經被魔鬼悄悄地盯上了，實在沒有想到三叉戟飛機的命運如此悲慘，同三叉戟飛機命運緊緊相連的飛行員們也沒有擺脫厄運帶來的災難。航校畢業後我在專機師連續三次三個機種的改裝飛行中，遇到了決定命運的最後一次改裝（註：從駕駛一種飛機改飛另一種飛機，業內人士習慣叫作改裝）。
第三節 江青首先看上了三叉戟飛機
按飛機與飛行員的數量比例，4架三叉戟飛機一共隻有7個飛行員是遠遠不夠的，領航員與通信員的比例也相差很遠。對專機師來說，當務之急是抓緊對飛行人員的技術訓練，以應付專機任務的需要。使專機師領導沒有料到的是，專機任務的需求比人員的培養來得更快、更突然、更緊急。
由於三叉戟飛機飛行速度快，飛行姿態平穩，發動機安裝在飛機的尾部，空中噪音很小，所以乘坐起來舒適安靜。冬季，北京起飛時還是冰天雪地，3個多小時到達海南島，機門開處，熱風撲麵，溫暖如春，所以，很快受到中央領導們的青睞。麵對這種情況，專機師決定由潘景寅主要擔任專機任務飛行，一團副參謀長主要組織新飛行員的培訓。即使如此，因為擔任副駕駛的5個飛行員還沒有經過起碼的技術訓練，任務與訓練同時進行還有一定的困難。所以，當毛澤東夫人江青第一次要求乘坐三叉戟飛機的時候，隻好由潘景寅與陳聯炳共同駕駛一架飛機，其他5名飛行員暫時停止訓練。5名飛行員中，我是從伊爾-18飛機改飛三叉戟的，由於飛機的重量、性能等有許多近似之處，與其他飛行員相比，我的飛行進度快一些，先放了“單飛”，這樣，我就可以給潘景寅當副駕駛員，應付接蹱而來的專機任務，使飛行員的培訓工作加快了步伐。
從1970年年底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以前這段不長的時間裏，三叉戟飛機馬不停蹄地執行著一個又一個的專機任務，連節假日都很少休息。其中，曾將重病中的原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謝富治送到廣州，由其夫人保駕，當時，他隻能靠輪椅行走了。華國鋒還是湖南省第一書記的時候，曾接送他到中央開會。記得在那一次飛行中，我們還利用待命起飛空隙參觀了湖南韶山的毛澤東故居。1971年8月周總理乘坐民航的伊爾-18飛機到廣州歡送緬甸總理奈溫回國的時候，三叉戟飛機上坐著周總理夫人鄧穎超及王海容等部分外交官員同時到達廣州。鄧穎超讓服務員將機組的名字寫下來裝在口袋裏，到廣州下飛機之前到駕駛艙向機組道謝的時候，還拍著自己的口袋說：“你們的名字都在我這裏記著呢！”那次周總理、王海容等人是冒著大雨歡送外賓離開廣州的，王海容等人登上返回北京的三叉戟飛機的時候，衣服還是濕的。
當理論學習結束的時候，第一架三叉戟飛機已經飛到白雲機場，為了抓緊時間進行實際操縱技術的訓練，當時直接參與飛行的隻有潘景寅及陳聯炳兩個人，民航雖然也派出兩個老飛行員參加學習與飛行，但是，他們最後還是沒有引進三叉戟飛機，所有4架三叉戟飛機全部分配到專機師。實際飛行是全麵檢驗理論學習成果的最好時機，我們5個沒有參加飛行的飛行員，也跟著參與組織飛行的全過程，做好充分準備，等到白雲機場學習結束之後，回到北京再向潘景寅、陳聯炳他們學習操縱技術。在這些日子裏，一位飛行員好奇地從三叉戟飛機上拿了一瓶巴航用過的香水，趁我洗頭不注意的時候，向我的頭髮上噴了兩下，結果，有兩個星期時間沒有能夠將香水氣味洗掉，這一下我可真正領略到伊斯蘭國家為消除飛機客艙裏的羊膻味所用香水的厲害了。
伴隨著祖國南方的盛夏酷暑，3個月的緊張集訓結束了，回到北京便開始了新一輪的改裝訓練。包括我在內的5個三叉戟飛機的新飛行員與領航員、通信員在一起，正式組成一個飛行中隊，這個中隊歸屬一團三大隊領導，按一團所有飛行中隊的排列順序，這個中隊為第八飛行中隊，也就是說，八中隊成了我國首批引進4架舊三叉戟飛機的飛行中隊，我也自然成了這個唯一的三叉戟飛行中隊的第一任中隊長，一同前往白雲機場學習的領航員老李擔任三大隊領航副主任。
有一次，潘景寅正在北京南苑機場組織三叉戟低空小航線飛行的時候，突然接到上級命令，中止訓練，立即返回西郊機場。原來是周恩來總理利用到西郊機場歡送外國代表團的機會，要順便看一下剛引進的三叉戟飛機。當飛機停在大停機坪的時候，隔著駕駛艙的窗戶，我發現周總理已經站在了候機室門口，此時，潘景寅讓我留在飛機上將駕駛艙整理完畢之後趕快下飛機，可是，還沒等我整理完畢，周總理和當時的國家計委主任一行已經登上飛機，周總理已經把手伸了出來，倉促中，我同周總理握了握手，接著我向周總理簡單介紹了三叉戟飛機的基本情況。
從領導決定我改飛三叉戟飛機開始，包括我自己在內，所有的飛行員都認為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可是，冥冥之中已經被魔鬼悄悄地盯上了，實在沒有想到三叉戟飛機的命運如此悲慘，同三叉戟飛機命運緊緊相連的飛行員們也沒有擺脫厄運帶來的災難。航校畢業後我在專機師連續三次三個機種的改裝飛行中，遇到了決定命運的最後一次改裝（註：從駕駛一種飛機改飛另一種飛機，業內人士習慣叫作改裝）。
第三節 江青首先看上了三叉戟飛機
按飛機與飛行員的數量比例，4架三叉戟飛機一共隻有7個飛行員是遠遠不夠的，領航員與通信員的比例也相差很遠。對專機師來說，當務之急是抓緊對飛行人員的技術訓練，以應付專機任務的需要。使專機師領導沒有料到的是，專機任務的需求比人員的培養來得更快、更突然、更緊急。
由於三叉戟飛機飛行速度快，飛行姿態平穩，發動機安裝在飛機的尾部，空中噪音很小，所以乘坐起來舒適安靜。冬季，北京起飛時還是冰天雪地，3個多小時到達海南島，機門開處，熱風撲麵，溫暖如春，所以，很快受到中央領導們的青睞。麵對這種情況，專機師決定由潘景寅主要擔任專機任務飛行，一團副參謀長主要組織新飛行員的培訓。即使如此，因為擔任副駕駛的5個飛行員還沒有經過起碼的技術訓練，任務與訓練同時進行還有一定的困難。所以，當毛澤東夫人江青第一次要求乘坐三叉戟飛機的時候，隻好由潘景寅與陳聯炳共同駕駛一架飛機，其他5名飛行員暫時停止訓練。5名飛行員中，我是從伊爾-18飛機改飛三叉戟的，由於飛機的重量、性能等有許多近似之處，與其他飛行員相比，我的飛行進度快一些，先放了“單飛”，這樣，我就可以給潘景寅當副駕駛員，應付接蹱而來的專機任務，使飛行員的培訓工作加快了步伐。
從1970年年底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以前這段不長的時間裏，三叉戟飛機馬不停蹄地執行著一個又一個的專機任務，連節假日都很少休息。其中，曾將重病中的原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謝富治送到廣州，由其夫人保駕，當時，他隻能靠輪椅行走了。華國鋒還是湖南省第一書記的時候，曾接送他到中央開會。記得在那一次飛行中，我們還利用待命起飛空隙參觀了湖南韶山的毛澤東故居。1971年8月周總理乘坐民航的伊爾-18飛機到廣州歡送緬甸總理奈溫回國的時候，三叉戟飛機上坐著周總理夫人鄧穎超及王海容等部分外交官員同時到達廣州。鄧穎超讓服務員將機組的名字寫下來裝在口袋裏，到廣州下飛機之前到駕駛艙向機組道謝的時候，還拍著自己的口袋說：“你們的名字都在我這裏記著呢！”那次周總理、王海容等人是冒著大雨歡送外賓離開廣州的，王海容等人登上返回北京的三叉戟飛機的時候，衣服還是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