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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時間的謙二，在冷戰結束後的一九九〇年前往波蘭旅行。他關心波蘭的民主化運動，他過去也自行閱讀過有關波蘭歷史的書籍。
這是謙二首次出國旅行。雖然之前在一九六九（昭和四十四）年，曾受立川體育的交易批發商招待，外出旅行過一次，但那次隻有寬子一個人前往中國台灣旅行。謙二相當喜歡東歐，一九九〇年代前半段還曾前往捷克與南斯拉夫等地旅行。
雖然謙二夫妻也曾一同到歐洲旅行，但因為彼此關心的事物不同，之後謙二便隻身一人到東歐、俄國與中國台灣旅遊。有著不服輸性格的謙二，甚至能在國外結交到朋友。他多次與在波蘭認識的日語口譯通信，甚至一九九〇年代也招待過從英國來日的留學生到自己家中進行寄宿家庭訪問。
從一九六四年起，日本人開始可以自由到海外旅行，在此之前如果沒有明確的商業目的或為了留學，便無法出國。一九六四年擁有日本國籍者的出入國人數有十二萬七千七百四十九人，一九六九年則有四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人，但到了一九九〇年已經超過一千萬人，一九九五年更超過一千五百萬人。謙二開始出國旅行的時期，正好與日本這種國際化的腳步相吻合。
出國人數到了一九九六年之後就達到了上限，之後至二〇一四年為止，人數大概都在一千四百萬到一千八百萬之間來回擺盪。這又剛好與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日本經濟與薪水金額停止增長後的軌跡一致。
一九九一年四月，蘇聯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訪日，並與當初的戰俘營團體見麵。當時戈巴契夫帶來了蘇聯保留的三萬八千名戰俘營死者名冊，並承諾剩下的兩萬四千八百人，待調查完成便會轉交給日本政府。
這份名冊也在日本公開，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的死者名單也在其中。雖然日本人的姓名通過俄語發音寫成不太確定的片假名列表，但謙二仍可從中找出當時死在戰俘營的夥伴名字。
雖然如此，當時前往蘇聯旅行的限製仍很多，想到赤塔這類軍事城市訪問絕非易事。不過謙二得知愛知縣知多市青年會與商店會，作為社區營造的一環，打算前往訪問與知多市名稱發音相同的赤塔市，因而謙二偕同兩位“赤塔會”的同伴，申請與知多市訪問團同行。
他們一行人從秋田機場搭乘專機，先飛到伊爾庫次克（irkutsk），接著再轉飛赤塔。時間是一九九一年七月，距離前蘇聯解體還有五個月。
這是謙二事隔四十三年後再訪赤塔，“火車站幾乎與過去一模一樣，街道也幾乎沒變化”。接著謙二也前往位於市郊的戰俘營所在地。“搭巴士從當年被放下來的火車站到戰俘營，距離竟意外地近，當年步行時感覺相當遙遠。外貝加爾山脈軍區司令部、軍醫院等，以及從戰俘營走到外出工作場地的路旁牆壁，也與過往相同。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第五師團留下的‘忠魂碑’仍在原處。不過戰俘營已經拆除，成為一片空地。”
之後謙二一行人前往赤塔市民公墓。在秩序井然的俄國人墓園一隅，對方介紹該部分屬於日本人的墳墓。謙二與“赤塔會”的兩位成員，一起於該處獻花。接著謙二拿出在日本預先準備好的硬鋁製板，在旁挖個洞豎立起來。“因為立川體育生意上的關係，認識了製作優勝獎盃的板金商，與那位工作人員商量之後，做了這塊刻有文字的板子。我沒有與其他人商量過，當然製作費用完全是自掏腰包。雖說是硬鋁，但放在戶外風吹雨淋，到現在應該已經腐蝕消失了吧。隻是一個自我滿足的動作而已，這樣就足夠了。”
鋁板上刻印的文字如下：
在一九四五年同我等同來此地、不復歸故國的戰友的靈前獻上回憶。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
文字內容是謙二自己構思的。板子上有謙二與“赤塔會”兩位同行夥伴的名字，碑文也並記俄語翻譯。會想要一併記上俄語，理由是“如此才不會被惡作劇破壞”。“雖說是戰友，但其實是戰俘，我們不曾一同戰鬥過，不過也沒有其他詞彙可以說明。說戰友，似乎給人一股軍國主義的感覺，但以歐洲的語言來說‘kamerad’大概隻有夥伴的意思。而日軍幾乎不使用‘戰友’這個詞彙。有一首叫作《戰友》的歌，內容說留下倒下的戰友，繼續前進突襲，之後感到哀傷而哭泣，但這首歌被認定內容表現懦弱而遭禁。”
離開四十三年後重訪赤塔，附近是戰俘營遺址（一九九一年七月攝）
來自知多市的團體中，有位丈夫死於赤塔近郊的諾曼雅戰俘營的女性，因為她想給丈夫掃墓，因此一同搭巴士到諾曼雅，但最終沒找到墳墓。“說要去掃墓，卻連墳墓都沒有，當初隻是被埋在戰俘營附近的土地，所以預計應當是找不到了，結果果然如此。無計可施之下，隻好在小鎮外燃起線香，那位女性應該就此了卻了一樁心願吧。”
回到赤塔的旅館，旅館內負責室內工程的泥水工雖是個蒙古人，卻以日語跟謙二搭訕。隻是附近有俄國人時他就閉嘴，俄國人離開他才又開口。“問他為何會說日語，他說戰前他還是小孩子時，曾住在內蒙古，當時與日本殖民者的小孩們一同玩耍，所以記得日語。因為當時還在蘇聯的體製底下，所以應該很難與外國人交談。”
這是謙二首次出國旅行。雖然之前在一九六九（昭和四十四）年，曾受立川體育的交易批發商招待，外出旅行過一次，但那次隻有寬子一個人前往中國台灣旅行。謙二相當喜歡東歐，一九九〇年代前半段還曾前往捷克與南斯拉夫等地旅行。
雖然謙二夫妻也曾一同到歐洲旅行，但因為彼此關心的事物不同，之後謙二便隻身一人到東歐、俄國與中國台灣旅遊。有著不服輸性格的謙二，甚至能在國外結交到朋友。他多次與在波蘭認識的日語口譯通信，甚至一九九〇年代也招待過從英國來日的留學生到自己家中進行寄宿家庭訪問。
從一九六四年起，日本人開始可以自由到海外旅行，在此之前如果沒有明確的商業目的或為了留學，便無法出國。一九六四年擁有日本國籍者的出入國人數有十二萬七千七百四十九人，一九六九年則有四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人，但到了一九九〇年已經超過一千萬人，一九九五年更超過一千五百萬人。謙二開始出國旅行的時期，正好與日本這種國際化的腳步相吻合。
出國人數到了一九九六年之後就達到了上限，之後至二〇一四年為止，人數大概都在一千四百萬到一千八百萬之間來回擺盪。這又剛好與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日本經濟與薪水金額停止增長後的軌跡一致。
一九九一年四月，蘇聯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訪日，並與當初的戰俘營團體見麵。當時戈巴契夫帶來了蘇聯保留的三萬八千名戰俘營死者名冊，並承諾剩下的兩萬四千八百人，待調查完成便會轉交給日本政府。
這份名冊也在日本公開，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的死者名單也在其中。雖然日本人的姓名通過俄語發音寫成不太確定的片假名列表，但謙二仍可從中找出當時死在戰俘營的夥伴名字。
雖然如此，當時前往蘇聯旅行的限製仍很多，想到赤塔這類軍事城市訪問絕非易事。不過謙二得知愛知縣知多市青年會與商店會，作為社區營造的一環，打算前往訪問與知多市名稱發音相同的赤塔市，因而謙二偕同兩位“赤塔會”的同伴，申請與知多市訪問團同行。
他們一行人從秋田機場搭乘專機，先飛到伊爾庫次克（irkutsk），接著再轉飛赤塔。時間是一九九一年七月，距離前蘇聯解體還有五個月。
這是謙二事隔四十三年後再訪赤塔，“火車站幾乎與過去一模一樣，街道也幾乎沒變化”。接著謙二也前往位於市郊的戰俘營所在地。“搭巴士從當年被放下來的火車站到戰俘營，距離竟意外地近，當年步行時感覺相當遙遠。外貝加爾山脈軍區司令部、軍醫院等，以及從戰俘營走到外出工作場地的路旁牆壁，也與過往相同。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第五師團留下的‘忠魂碑’仍在原處。不過戰俘營已經拆除，成為一片空地。”
之後謙二一行人前往赤塔市民公墓。在秩序井然的俄國人墓園一隅，對方介紹該部分屬於日本人的墳墓。謙二與“赤塔會”的兩位成員，一起於該處獻花。接著謙二拿出在日本預先準備好的硬鋁製板，在旁挖個洞豎立起來。“因為立川體育生意上的關係，認識了製作優勝獎盃的板金商，與那位工作人員商量之後，做了這塊刻有文字的板子。我沒有與其他人商量過，當然製作費用完全是自掏腰包。雖說是硬鋁，但放在戶外風吹雨淋，到現在應該已經腐蝕消失了吧。隻是一個自我滿足的動作而已，這樣就足夠了。”
鋁板上刻印的文字如下：
在一九四五年同我等同來此地、不復歸故國的戰友的靈前獻上回憶。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
文字內容是謙二自己構思的。板子上有謙二與“赤塔會”兩位同行夥伴的名字，碑文也並記俄語翻譯。會想要一併記上俄語，理由是“如此才不會被惡作劇破壞”。“雖說是戰友，但其實是戰俘，我們不曾一同戰鬥過，不過也沒有其他詞彙可以說明。說戰友，似乎給人一股軍國主義的感覺，但以歐洲的語言來說‘kamerad’大概隻有夥伴的意思。而日軍幾乎不使用‘戰友’這個詞彙。有一首叫作《戰友》的歌，內容說留下倒下的戰友，繼續前進突襲，之後感到哀傷而哭泣，但這首歌被認定內容表現懦弱而遭禁。”
離開四十三年後重訪赤塔，附近是戰俘營遺址（一九九一年七月攝）
來自知多市的團體中，有位丈夫死於赤塔近郊的諾曼雅戰俘營的女性，因為她想給丈夫掃墓，因此一同搭巴士到諾曼雅，但最終沒找到墳墓。“說要去掃墓，卻連墳墓都沒有，當初隻是被埋在戰俘營附近的土地，所以預計應當是找不到了，結果果然如此。無計可施之下，隻好在小鎮外燃起線香，那位女性應該就此了卻了一樁心願吧。”
回到赤塔的旅館，旅館內負責室內工程的泥水工雖是個蒙古人，卻以日語跟謙二搭訕。隻是附近有俄國人時他就閉嘴，俄國人離開他才又開口。“問他為何會說日語，他說戰前他還是小孩子時，曾住在內蒙古，當時與日本殖民者的小孩們一同玩耍，所以記得日語。因為當時還在蘇聯的體製底下，所以應該很難與外國人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