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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不過立川體育的主要經營項目，仍專注在外勤業務上。謙二與大木一起開創的立川體育，於一九六九年加入第三個叫作竹中的外勤夥伴。“是一位比團塊世代[1]更年長一些的年輕人。出生在建材行之家，隻有中學畢業，不過因為是工匠家庭出身，所以這樣的學歷應該已經算很好了。他很喜歡山，經常跑去攀岩。”此後公司員工繼續增加，規模最鼎盛的時期大概擁有十名員工。
一九六〇年代是“團塊世代”成長到升學年齡的時代，此時初中、高中與大學不斷增設。立川體育最初的服務對象有立川高中（一九〇一年創立）、國立高中（一九四〇年創立，位於國立市的高中，非國家設立的高中）、北多摩高中（一九四八年創立）等等。之後附近區域又增設了日野高中（一九六六年創立）、國分寺高中（一九六九年）、拜島高中（一九七八年創立）等，謙二也針對這些新設學校展開行銷業務。
高中與初中剛成立時，是最需要爭取的目標。創校時擁有整筆的預算，他們會先與市中心的大企業談妥購入大部分需要的用品，而本地的中小業者群隻能瞄準之後不足的部分或補充用品。大企業並不會介入這部分事務，所以大家都很賣力競爭。而當時的學校覺得相互比價非常麻煩，所以會直接向方便聯繫的企業下單，委託企業相關的人員去處理。
學校在四月初開學，因此得提前到辦公室去拜訪體育老師，拿名片與產品目錄給對方。之後一邊輪流拜訪各校，大概隔一周或十天出麵一次，向老師們推銷些商品。從四月一日才開始拜訪，因為擔心不斷出現會引起對方的厭惡，所以得留些空檔才能再度拜訪。我們公司特別注意不提供任何招待服務。不要招人討厭，不要樹立壞的風評，這是獲得訂單的秘訣。
從立川商店的下半年開始，謙二的工作逐漸“成為一種中介公司般的角色”。從學校拿到訂單，發包給體育用品商或體育器材安裝商，從中賺取一些利潤。
在東京都或各市的預算範圍內，爭取訂單與交貨，這些都是從立川商店時代就延續下來的做法。昭和四十年代後半期開始（一九七〇年起），接受的訂單逐漸變成要在校園裏安裝多少單、雙槓或者籃球架，每年度需要多少維修管理的形式。安裝與維修管理當然我們無法自行處理，得外包給器材商，我們隻擔任中介的角色。不過，如果隻是單純負責戶外器材的塗裝維修，並沒有困難到需要外包的程度，我們會接下訂單自行處理。
即便是學校的運動設施，如果是牽涉土木建設業一類的大型物件，政治勢力就會介入。小型企業因為沒有這些政治實力，隻能彼此合作性競爭，成為各種不同的從業者團體。特別是都立高中新設校時，大量訂單都會先通過都廳等級的大企業先行處理，中小企業隻能搶食除此之外的訂單。市立中學等部分，則由立川市公所的財務科進行業務分配，因此會直接與財務科交涉。如果能與訂購單位打好關係，做好人情，往往能意外地獲得長期合作。
進入一九七〇年代之後，新興商業的競爭狀態與一九六〇年代相較，狀況有些許改變。原本謙二他們處理的外勤業務，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舉辦展銷會，為了獲得整筆訂單，必須到學校或企業中巡迴推銷。但之後為了取得學校或公家單位的訂單，原本的業務風格在不知不覺間，轉變成隻需專注於維持與公家單位的關係。
這種轉變與社會上的風氣變化有所關聯。在戰後廢墟、黑市的時代，比起大學畢業或白領階級，握有糧食的農民與在黑市做交易的人更有勢力。到一九五〇年代為止，都還留有這種實力比頭銜更重要的風氣。
當謙二開設立川體育的一九六六年，一開始隻是想給公司名稱鍍層“金箔”而加上股份公司的字樣，但此時期開始，名片上印的公司名稱逐漸變得重要。營業重心逐漸轉移到爭取公家單位的訂單，與這種傾向同時並行。
昭和三十年代之後（一九五五年以降），大家逐漸“上班族”化，根深柢固的“商人”逐漸減少。商人指的是赤手空拳、靠著自己的才能打天下、吃飯的人。大木就屬於這種一路磨練上來的商人。
我自認是個“上班族”。說起來，因為富士通信機是一切的原點。在立川商店也是，自己仍帶有領取月薪的上班族意識。直到立川體育創業之後，因為角色轉換，變成由我決定是否聘用員工，那時才被稱為社長。
謙二的人生路途，距離我們聯想“上班族”這個詞彙是指在大企業中受到終身雇用的形象，相去甚遠。而謙二自認“上班族”的自我認識，也反映出一種奇特的心態。隻不過自我認知這種東西，往往受到大環境的主導印象影響，因而與實際狀態有出入。
從統計上的實際數據來看，大型企業的雇用形態，隻占日本就業人口的兩成不到。可是這種“上班族”形象卻比實際狀態更加普遍，它創造出一種這個時代日本社會的“典型人物形象”，甚至是一種“安定的生活形象”。連謙二這樣的人也認為自己是“上班族”這個事實，正好從深層反映出這個現象。
會產生這樣的情況有幾個原因。在大眾媒體上班的高學歷階層，把自己與同班同學的生活形態，當作社會全體的共同想像，並且在媒體上不斷擴散“上班族生活”的印象。收入提升的工人家庭因為沒有其他的模型可供參考，即便隻是表麵形式，大家仍會模仿這種“上班族家庭”的生活方式。詳細考量當然還有其他的影響因素，但不管怎麽說，這個時期正是“一億總中流”[2]與“單一民族國家”這一“日本社會平等化”的觀念被固定下來的時期。
一九六〇年代是“團塊世代”成長到升學年齡的時代，此時初中、高中與大學不斷增設。立川體育最初的服務對象有立川高中（一九〇一年創立）、國立高中（一九四〇年創立，位於國立市的高中，非國家設立的高中）、北多摩高中（一九四八年創立）等等。之後附近區域又增設了日野高中（一九六六年創立）、國分寺高中（一九六九年）、拜島高中（一九七八年創立）等，謙二也針對這些新設學校展開行銷業務。
高中與初中剛成立時，是最需要爭取的目標。創校時擁有整筆的預算，他們會先與市中心的大企業談妥購入大部分需要的用品，而本地的中小業者群隻能瞄準之後不足的部分或補充用品。大企業並不會介入這部分事務，所以大家都很賣力競爭。而當時的學校覺得相互比價非常麻煩，所以會直接向方便聯繫的企業下單，委託企業相關的人員去處理。
學校在四月初開學，因此得提前到辦公室去拜訪體育老師，拿名片與產品目錄給對方。之後一邊輪流拜訪各校，大概隔一周或十天出麵一次，向老師們推銷些商品。從四月一日才開始拜訪，因為擔心不斷出現會引起對方的厭惡，所以得留些空檔才能再度拜訪。我們公司特別注意不提供任何招待服務。不要招人討厭，不要樹立壞的風評，這是獲得訂單的秘訣。
從立川商店的下半年開始，謙二的工作逐漸“成為一種中介公司般的角色”。從學校拿到訂單，發包給體育用品商或體育器材安裝商，從中賺取一些利潤。
在東京都或各市的預算範圍內，爭取訂單與交貨，這些都是從立川商店時代就延續下來的做法。昭和四十年代後半期開始（一九七〇年起），接受的訂單逐漸變成要在校園裏安裝多少單、雙槓或者籃球架，每年度需要多少維修管理的形式。安裝與維修管理當然我們無法自行處理，得外包給器材商，我們隻擔任中介的角色。不過，如果隻是單純負責戶外器材的塗裝維修，並沒有困難到需要外包的程度，我們會接下訂單自行處理。
即便是學校的運動設施，如果是牽涉土木建設業一類的大型物件，政治勢力就會介入。小型企業因為沒有這些政治實力，隻能彼此合作性競爭，成為各種不同的從業者團體。特別是都立高中新設校時，大量訂單都會先通過都廳等級的大企業先行處理，中小企業隻能搶食除此之外的訂單。市立中學等部分，則由立川市公所的財務科進行業務分配，因此會直接與財務科交涉。如果能與訂購單位打好關係，做好人情，往往能意外地獲得長期合作。
進入一九七〇年代之後，新興商業的競爭狀態與一九六〇年代相較，狀況有些許改變。原本謙二他們處理的外勤業務，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舉辦展銷會，為了獲得整筆訂單，必須到學校或企業中巡迴推銷。但之後為了取得學校或公家單位的訂單，原本的業務風格在不知不覺間，轉變成隻需專注於維持與公家單位的關係。
這種轉變與社會上的風氣變化有所關聯。在戰後廢墟、黑市的時代，比起大學畢業或白領階級，握有糧食的農民與在黑市做交易的人更有勢力。到一九五〇年代為止，都還留有這種實力比頭銜更重要的風氣。
當謙二開設立川體育的一九六六年，一開始隻是想給公司名稱鍍層“金箔”而加上股份公司的字樣，但此時期開始，名片上印的公司名稱逐漸變得重要。營業重心逐漸轉移到爭取公家單位的訂單，與這種傾向同時並行。
昭和三十年代之後（一九五五年以降），大家逐漸“上班族”化，根深柢固的“商人”逐漸減少。商人指的是赤手空拳、靠著自己的才能打天下、吃飯的人。大木就屬於這種一路磨練上來的商人。
我自認是個“上班族”。說起來，因為富士通信機是一切的原點。在立川商店也是，自己仍帶有領取月薪的上班族意識。直到立川體育創業之後，因為角色轉換，變成由我決定是否聘用員工，那時才被稱為社長。
謙二的人生路途，距離我們聯想“上班族”這個詞彙是指在大企業中受到終身雇用的形象，相去甚遠。而謙二自認“上班族”的自我認識，也反映出一種奇特的心態。隻不過自我認知這種東西，往往受到大環境的主導印象影響，因而與實際狀態有出入。
從統計上的實際數據來看，大型企業的雇用形態，隻占日本就業人口的兩成不到。可是這種“上班族”形象卻比實際狀態更加普遍，它創造出一種這個時代日本社會的“典型人物形象”，甚至是一種“安定的生活形象”。連謙二這樣的人也認為自己是“上班族”這個事實，正好從深層反映出這個現象。
會產生這樣的情況有幾個原因。在大眾媒體上班的高學歷階層，把自己與同班同學的生活形態，當作社會全體的共同想像，並且在媒體上不斷擴散“上班族生活”的印象。收入提升的工人家庭因為沒有其他的模型可供參考，即便隻是表麵形式，大家仍會模仿這種“上班族家庭”的生活方式。詳細考量當然還有其他的影響因素，但不管怎麽說，這個時期正是“一億總中流”[2]與“單一民族國家”這一“日本社會平等化”的觀念被固定下來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