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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隻是，在這家公司也無法專心擔任事務員工作。社長企圖擴大燃料業的業務，比起辦公，更多時間都在忙於燃料業務。因而謙二還得兼任外送薪炭與採購燃料的業務員，甚至為此還取得了機動腳踏兩用車的駕照。騎著小摩托車，上邊堆著一俵[6]、有時候甚至是兩俵的木炭，到處送貨。
在這個時代，進入類似謙二就職的這種三十人以下的小企業，如果工作量上無法達到讓公司會計整天埋首於辦公桌的程度，那麽讓企業僅就會計業務便支付一個員工薪資，是絕無可能的事。而一整天都可以處理辦公桌業務的工作，隻有在大企業才看得到。
另外，謙二回國後的就業過程中，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時刻成為政府統計上的“失業人口”。離職之後總是很快就找到下一份工作，利用職業介紹所，也隻有一九五〇年進入製版公司就職這一次。
二次大戰結束時，日本總人口約有七千七百萬，其中一般勞動力約有三千三百萬人，軍隊約四百萬人。日本剛戰敗的這段時期，歸國復員軍人、軍眷、從國外撤回者，以及被軍需工廠大量解僱的人，總共高達一千萬人。即便如此，卻沒有出現失業人口暴增的事態。一九四六年四月這個時間點上，一整個月完全沒有工作的失業者，統計上隻有一百五十九萬人。
日本失業率低於其他先進國家，原因大概是擁有大量自營業、中小企業，以及被稱為“家政助手”的工作，這些公司及行業吸收掉市場上過剩的勞動力。因為沒有失業保險保護，可以說許多人不得不找臨時工作過渡，或依靠家庭照顧生活下去。
經濟學者東畑精一與野村正實認為，這種狀態與先進國家的“完全雇用”不同，主張應該稱之為“全部雇用”來做出區別。[7]日本的失業率，即便在謙二為了生活苦戰惡鬥的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也呈現出未達百分之一的狀態。
三、無論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
不隻謙二，他周遭的人們生活都非常窘迫，大家幾乎都沒空談有關政治狀況的話題。雖然如此，謙二也不至於與當時政治狀況毫無關聯。
謙二還在“今枝火腿”上班的一九四九年二月，占領軍美軍寄來一封傳喚信件。謙二從西伯利亞返國抵達舞鶴時已經回答過美軍有關赤塔周邊蘇聯軍事設施的詢問，這些人當中，有時為了確認當時記憶是否正確，會再次召集一部分人進行問話。謙二回國之後，也好幾次都發覺，自己的信件有遭占領美軍檢查的痕跡。
傳喚的信件中附有占領美軍發行的乘車通行證。戰爭之後日本國內運輸力不足，物資運送不及，許多都市居民都得搭國鐵火車到郊區購買食材，有段時期處於列車老是客滿、車票也難以入手的狀態。不過許多時候列車會加掛占領美軍專用的客車，而這些車輛往往都還有空位。謙二拿到的乘車通行證，雖然隻是普通的三等車廂車票，不過也是張前往東京的免費車票。
他靠著這張車票抵達東京，前往占領軍接收的丸之內郵船大樓報到。日本郵船大樓，是日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景氣時蓋起的大樓。
他被帶到房間內，日裔第二代的負責官員開始詢問，給謙二看赤塔建築物的航空照片、蘇聯軍裝的圖繪，問他穿著什麽軍裝的人會進出哪些建築。詢問口吻很溫和，並不讓人感到恐懼。因為從各地徵調不同戰俘營的人聚集一處，偶然遇到當時一起拘留赤塔的人，還稍微交談了幾句。
趁著這次到東京，他也造訪了早實時代的朋友。一位與他同期進入富士通信機的同學，轉職到占領軍相關工作。當時通貨膨脹相當劇烈，大家都說那是一個做黑市買賣比當白領還賺錢的時代。
這位同學與謙二同年，已經結婚並抱著一個剛出生的女兒，有點滄桑感。謙二並沒有與同學進行太深刻的談話便道別離開，通過當時占領軍於主要車站都有設置的rto（鐵道輸送事務局）引導，搭上還有座位的蒸汽火車，返回新潟。
謙二回國後，偶爾仍會閱讀新聞。雄次家中訂閱的是《讀賣新聞》，不過謙二不常在家，大多是在工作場所閱讀。他外出到新潟市或龜田任職時，也沒餘錢可以自行購買報紙，而是在上班場所等處閱讀。
雖說有看報紙，但當時謙二並沒時間能夠仔細閱讀。對當時知名的下山事件（國鐵總裁下山定則遭謀殺）或鬆川事件（東北線鬆川附近列車疑遭破壞出軌）報導，他仍保有一定程度的關心，但也僅止於此。“中學時期開始關心國際情勢，比起內政新聞，我習慣先閱讀國際消息，與戰爭之前相比，新聞顯得自由得多，外電報導增加是好事一件。”
這個時期的選舉大概都投給誰，謙二也不太記得。他說：“大概是共產黨，或者是社會黨吧。並非對政治完全不關心，隻是沒那份餘裕。內閣如何輪替，那完全是上位者的事情，跟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幹。”
謙二所在的選舉區位於新潟一區，但不管自由黨、社會黨還是共產黨的選舉運動，他幾乎都沒有留下印象。他曾經看過已經成為教員的妹妹秀子，在“教員組合”的動員下，為了支援選舉而走上龜田街頭的狀況，不過並沒有特別的感想。
隻是，雖然投票給共產黨或社會黨，但謙二說那“也不過是為了牽製保守政黨而已”。
在這個時代，進入類似謙二就職的這種三十人以下的小企業，如果工作量上無法達到讓公司會計整天埋首於辦公桌的程度，那麽讓企業僅就會計業務便支付一個員工薪資，是絕無可能的事。而一整天都可以處理辦公桌業務的工作，隻有在大企業才看得到。
另外，謙二回國後的就業過程中，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時刻成為政府統計上的“失業人口”。離職之後總是很快就找到下一份工作，利用職業介紹所，也隻有一九五〇年進入製版公司就職這一次。
二次大戰結束時，日本總人口約有七千七百萬，其中一般勞動力約有三千三百萬人，軍隊約四百萬人。日本剛戰敗的這段時期，歸國復員軍人、軍眷、從國外撤回者，以及被軍需工廠大量解僱的人，總共高達一千萬人。即便如此，卻沒有出現失業人口暴增的事態。一九四六年四月這個時間點上，一整個月完全沒有工作的失業者，統計上隻有一百五十九萬人。
日本失業率低於其他先進國家，原因大概是擁有大量自營業、中小企業，以及被稱為“家政助手”的工作，這些公司及行業吸收掉市場上過剩的勞動力。因為沒有失業保險保護，可以說許多人不得不找臨時工作過渡，或依靠家庭照顧生活下去。
經濟學者東畑精一與野村正實認為，這種狀態與先進國家的“完全雇用”不同，主張應該稱之為“全部雇用”來做出區別。[7]日本的失業率，即便在謙二為了生活苦戰惡鬥的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也呈現出未達百分之一的狀態。
三、無論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
不隻謙二，他周遭的人們生活都非常窘迫，大家幾乎都沒空談有關政治狀況的話題。雖然如此，謙二也不至於與當時政治狀況毫無關聯。
謙二還在“今枝火腿”上班的一九四九年二月，占領軍美軍寄來一封傳喚信件。謙二從西伯利亞返國抵達舞鶴時已經回答過美軍有關赤塔周邊蘇聯軍事設施的詢問，這些人當中，有時為了確認當時記憶是否正確，會再次召集一部分人進行問話。謙二回國之後，也好幾次都發覺，自己的信件有遭占領美軍檢查的痕跡。
傳喚的信件中附有占領美軍發行的乘車通行證。戰爭之後日本國內運輸力不足，物資運送不及，許多都市居民都得搭國鐵火車到郊區購買食材，有段時期處於列車老是客滿、車票也難以入手的狀態。不過許多時候列車會加掛占領美軍專用的客車，而這些車輛往往都還有空位。謙二拿到的乘車通行證，雖然隻是普通的三等車廂車票，不過也是張前往東京的免費車票。
他靠著這張車票抵達東京，前往占領軍接收的丸之內郵船大樓報到。日本郵船大樓，是日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景氣時蓋起的大樓。
他被帶到房間內，日裔第二代的負責官員開始詢問，給謙二看赤塔建築物的航空照片、蘇聯軍裝的圖繪，問他穿著什麽軍裝的人會進出哪些建築。詢問口吻很溫和，並不讓人感到恐懼。因為從各地徵調不同戰俘營的人聚集一處，偶然遇到當時一起拘留赤塔的人，還稍微交談了幾句。
趁著這次到東京，他也造訪了早實時代的朋友。一位與他同期進入富士通信機的同學，轉職到占領軍相關工作。當時通貨膨脹相當劇烈，大家都說那是一個做黑市買賣比當白領還賺錢的時代。
這位同學與謙二同年，已經結婚並抱著一個剛出生的女兒，有點滄桑感。謙二並沒有與同學進行太深刻的談話便道別離開，通過當時占領軍於主要車站都有設置的rto（鐵道輸送事務局）引導，搭上還有座位的蒸汽火車，返回新潟。
謙二回國後，偶爾仍會閱讀新聞。雄次家中訂閱的是《讀賣新聞》，不過謙二不常在家，大多是在工作場所閱讀。他外出到新潟市或龜田任職時，也沒餘錢可以自行購買報紙，而是在上班場所等處閱讀。
雖說有看報紙，但當時謙二並沒時間能夠仔細閱讀。對當時知名的下山事件（國鐵總裁下山定則遭謀殺）或鬆川事件（東北線鬆川附近列車疑遭破壞出軌）報導，他仍保有一定程度的關心，但也僅止於此。“中學時期開始關心國際情勢，比起內政新聞，我習慣先閱讀國際消息，與戰爭之前相比，新聞顯得自由得多，外電報導增加是好事一件。”
這個時期的選舉大概都投給誰，謙二也不太記得。他說：“大概是共產黨，或者是社會黨吧。並非對政治完全不關心，隻是沒那份餘裕。內閣如何輪替，那完全是上位者的事情，跟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幹。”
謙二所在的選舉區位於新潟一區，但不管自由黨、社會黨還是共產黨的選舉運動，他幾乎都沒有留下印象。他曾經看過已經成為教員的妹妹秀子，在“教員組合”的動員下，為了支援選舉而走上龜田街頭的狀況，不過並沒有特別的感想。
隻是，雖然投票給共產黨或社會黨，但謙二說那“也不過是為了牽製保守政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