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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實際上，也有對民主運動的參與度會影響是否能成為返國人選這樣的說法，不過在謙二的戰俘營中，這僅止於謠言的程度。一九四八年四月開始遣送回國時，大家都知道的“反動派”也進入回國人選名單中。
事實上，當開始遣送回國時，似乎與運動什麽的都沒什麽關聯，大家也淡淡地理解到這點。可是內心又怕出現個萬一，疑神疑鬼之下，仍然照常舉行民主運動與檢舉反動。
自己雖然沒被警告過，但蘇聯方麵應該有說過如果勞役態度過差“就不讓你回日本”這樣的話。對蘇聯人而言，應該隻不過是激將法，但對我們來說確實感到戰戰兢兢。在這種氣氛下，積極分子們正好趁機借蘇聯權威擺架子。
戰爭結束後，積極分子們從來沒有出席過“赤塔會”。他們回國之後，也沒聽說誰參加了共產主義運動。他們幹的，純粹就是低劣至極的勾當，低劣到他們自己都覺得可恥，所以這些積極分子回國後，才會有人拚命寫什麽他們其實要撤除階級差異、進行反軍鬥爭等的辯白吧。
不限於西伯利亞拘留地，每個戰俘營的狀況都大不相同，無法將一個營區的狀況普遍化到所有地方。例如根據許多其他戰俘營的回憶錄記載，蘇方把勞動基本定額與糧食供給掛鉤，讓大家苦不堪言。而謙二所處的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也曾於一九四七年初導入這樣的製度，但卻無法起到什麽作用，因此一個月左右就自然廢除了。
類似採伐工作這種可以正確測量砍伐數量、體積的作業暫且不論，像雜役這種工作，根本無法以勞動基本定額形式計算，加上木工或電工等技術職位的達成率總是高得驚人，以這種方式獲得自己可得的糧食，一方麵關係到自己的性命，一方麵也太過不公平，大家都抗議這種舉措。炊事班的班兵是自己人，站在我們這邊，所以當蘇方人員來視察時，炊事兵就給超過基本定額的部分人增加分配，等蘇聯人回去又恢復普通的配額。我所待的戰俘營，蘇聯人大概也隻是聽從上麵的命令做做形式，不是真心想要執行這樣的措施。
或許民主運動參與度會影響是否成為返國人選，但整個機製仍有許多不明之處。有些戰俘營也傳出先由積極分子們草擬人選，但事實真相如何，確實存有太多不明確的部分。不過日本俘虜們過度推展運動以至於超過蘇聯方麵的企圖這點，倒是各回憶錄裏共通的看法。
在這個時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有一位名為“吳橋秀剛”的俘虜，一個人被轉移到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聽說他是朝鮮人日本兵，說得一口流利的俄語。當時謙二隻是與他偶爾碰麵。五十年之後，謙二完全沒想到會再度見到這個人。
五、歸國竟然就是這麽回事嗎？
對俘虜們而言，歸國是他們最大的夢想。在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有關歸國的資訊，最初從一九四七年春天《日本新聞》刊載了開始歸國的消息之後，便逐漸傳開。
大約從相同時期開始，準許戰俘們寫明信片回日本，當年下半年起陸續收到回信。對俘虜來說，來自故鄉的信件，幾乎是除了《日本新聞》之外唯一可以取得資訊的途徑。
某個俘虜看了回信的明信片嚇了一跳：“小石川區變成文京區啦！”還有其他俘虜收到“正在準備盛大的夏日祭典”的回信，通過《日本新聞》一直以為日本人民痛苦地活在美國帝國主義暴政壓迫下，收到這樣截然不同的回信頓感不知所措。而且他們通過這些回信，了解到原本派往南方戰線或中國戰場的同鄉，幾乎早就全部返回國內。
謙二自己也寫了兩次明信片給伊七與雄次，但都沒收到回信。當時有郵件檢閱，不能寫裝進信封的信件，而且寫信隻許使用片假名，據說寄達的機率大概隻有一半。
根據該時期的回憶錄，大部分都說因為信件檢閱與民主運動的關係，寫信的內容大致不脫“母親大人，身體是否安好。我一切平安，在史達林大元帥的溫情關照下，過著自由自在的每一天”[11]。
對此，謙二也說：“我自己也隻能寫這種樣板書信。俘虜營的氣氛當然也有影響，而且過去待在軍隊，也隻會寫這種內容。”自從他被日軍徵召以來，已經過了好幾年，這段期間寫的信件全都必須通過檢查。
收到信的一方也大概能察覺為何隻能以片假名書寫，所以回信的時候也隻能寫可以通過檢閱的內容。我還在戰時的昭和二十年三月，曾經收到早實時代朋友寄來的明信片，上麵寫著“最近艦載機在東京上空盤旋”，因為不能直接寫美軍空襲東京，所以採取這種寫法。對於這樣的方式，大家都習慣了。
謙二於一九四七年秋天開始在炊事班服勤。前一年的冬天也分配到炊事班，但當時隻擔任廚房與食堂的清掃雜務，而且是因為蘇聯軍醫診斷他不適合從事戶外作業的緣故。這次並沒有健康上的理由，“我猜大概是沒有政治色彩、認真、無表裏不一的行為等理由，受到積極分子們的好評才能調到炊事班去”。炊事班的工作較戶外勞役來得輕鬆，比起一般兵更不缺食物，如果沒有獲得好評價，往往無法擔任此處勤務。
炊事勤務采兩班製，二十四小時輪班。夜班負責製作早餐，隔天白天才睡覺。將穀物洗淨後放入大鍋，蓋上鍋蓋點火蒸煮，接著加入調味肉與蔬菜一同燉煮，如此便完成一道料理。簡單來說就是燉飯。
事實上，當開始遣送回國時，似乎與運動什麽的都沒什麽關聯，大家也淡淡地理解到這點。可是內心又怕出現個萬一，疑神疑鬼之下，仍然照常舉行民主運動與檢舉反動。
自己雖然沒被警告過，但蘇聯方麵應該有說過如果勞役態度過差“就不讓你回日本”這樣的話。對蘇聯人而言，應該隻不過是激將法，但對我們來說確實感到戰戰兢兢。在這種氣氛下，積極分子們正好趁機借蘇聯權威擺架子。
戰爭結束後，積極分子們從來沒有出席過“赤塔會”。他們回國之後，也沒聽說誰參加了共產主義運動。他們幹的，純粹就是低劣至極的勾當，低劣到他們自己都覺得可恥，所以這些積極分子回國後，才會有人拚命寫什麽他們其實要撤除階級差異、進行反軍鬥爭等的辯白吧。
不限於西伯利亞拘留地，每個戰俘營的狀況都大不相同，無法將一個營區的狀況普遍化到所有地方。例如根據許多其他戰俘營的回憶錄記載，蘇方把勞動基本定額與糧食供給掛鉤，讓大家苦不堪言。而謙二所處的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也曾於一九四七年初導入這樣的製度，但卻無法起到什麽作用，因此一個月左右就自然廢除了。
類似採伐工作這種可以正確測量砍伐數量、體積的作業暫且不論，像雜役這種工作，根本無法以勞動基本定額形式計算，加上木工或電工等技術職位的達成率總是高得驚人，以這種方式獲得自己可得的糧食，一方麵關係到自己的性命，一方麵也太過不公平，大家都抗議這種舉措。炊事班的班兵是自己人，站在我們這邊，所以當蘇方人員來視察時，炊事兵就給超過基本定額的部分人增加分配，等蘇聯人回去又恢復普通的配額。我所待的戰俘營，蘇聯人大概也隻是聽從上麵的命令做做形式，不是真心想要執行這樣的措施。
或許民主運動參與度會影響是否成為返國人選，但整個機製仍有許多不明之處。有些戰俘營也傳出先由積極分子們草擬人選，但事實真相如何，確實存有太多不明確的部分。不過日本俘虜們過度推展運動以至於超過蘇聯方麵的企圖這點，倒是各回憶錄裏共通的看法。
在這個時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有一位名為“吳橋秀剛”的俘虜，一個人被轉移到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聽說他是朝鮮人日本兵，說得一口流利的俄語。當時謙二隻是與他偶爾碰麵。五十年之後，謙二完全沒想到會再度見到這個人。
五、歸國竟然就是這麽回事嗎？
對俘虜們而言，歸國是他們最大的夢想。在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有關歸國的資訊，最初從一九四七年春天《日本新聞》刊載了開始歸國的消息之後，便逐漸傳開。
大約從相同時期開始，準許戰俘們寫明信片回日本，當年下半年起陸續收到回信。對俘虜來說，來自故鄉的信件，幾乎是除了《日本新聞》之外唯一可以取得資訊的途徑。
某個俘虜看了回信的明信片嚇了一跳：“小石川區變成文京區啦！”還有其他俘虜收到“正在準備盛大的夏日祭典”的回信，通過《日本新聞》一直以為日本人民痛苦地活在美國帝國主義暴政壓迫下，收到這樣截然不同的回信頓感不知所措。而且他們通過這些回信，了解到原本派往南方戰線或中國戰場的同鄉，幾乎早就全部返回國內。
謙二自己也寫了兩次明信片給伊七與雄次，但都沒收到回信。當時有郵件檢閱，不能寫裝進信封的信件，而且寫信隻許使用片假名，據說寄達的機率大概隻有一半。
根據該時期的回憶錄，大部分都說因為信件檢閱與民主運動的關係，寫信的內容大致不脫“母親大人，身體是否安好。我一切平安，在史達林大元帥的溫情關照下，過著自由自在的每一天”[11]。
對此，謙二也說：“我自己也隻能寫這種樣板書信。俘虜營的氣氛當然也有影響，而且過去待在軍隊，也隻會寫這種內容。”自從他被日軍徵召以來，已經過了好幾年，這段期間寫的信件全都必須通過檢查。
收到信的一方也大概能察覺為何隻能以片假名書寫，所以回信的時候也隻能寫可以通過檢閱的內容。我還在戰時的昭和二十年三月，曾經收到早實時代朋友寄來的明信片，上麵寫著“最近艦載機在東京上空盤旋”，因為不能直接寫美軍空襲東京，所以採取這種寫法。對於這樣的方式，大家都習慣了。
謙二於一九四七年秋天開始在炊事班服勤。前一年的冬天也分配到炊事班，但當時隻擔任廚房與食堂的清掃雜務，而且是因為蘇聯軍醫診斷他不適合從事戶外作業的緣故。這次並沒有健康上的理由，“我猜大概是沒有政治色彩、認真、無表裏不一的行為等理由，受到積極分子們的好評才能調到炊事班去”。炊事班的工作較戶外勞役來得輕鬆，比起一般兵更不缺食物，如果沒有獲得好評價，往往無法擔任此處勤務。
炊事勤務采兩班製，二十四小時輪班。夜班負責製作早餐，隔天白天才睡覺。將穀物洗淨後放入大鍋，蓋上鍋蓋點火蒸煮，接著加入調味肉與蔬菜一同燉煮，如此便完成一道料理。簡單來說就是燉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