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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民主運動雖然沒有出現毆打場麵，但比起內務班私刑，精神上的苦痛更加可怕。內務班私刑是由老兵毆打新兵，打完了也就結束了，而且大家同為新兵，多少還算安心。可是民主運動中，萬一被打上反動分子的烙印，就會影響到所有的生活層麵。你永遠不知道何時會被何人檢舉。誰可能是積極分子，誰應該不是，這一切都沒有清楚的界線。
在軍隊中，不管發動私刑或遭受私刑，雙方都認為做出這種行為很愚蠢。可是被指為反動，便可能遭列黑名單，導致無法回國。因此究竟要一味保持沉默，還是要大表贊成？我自己即便沒有積極參與，仍然扮演起鬧群眾的角色大喊：“沒錯！沒錯！”如果不這麽做，自己也會被打為反動派。
不過，從北陵一起來的人，彼此內心都還有個分寸，但隨著移出的人愈來愈多，大家便愈發毫不留情。一九四七年四月左右，營內大部分還都是熟人，大家仍然認為，到麵包工廠作業後偷些麵包回來分給營內的同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是到了該年年底，“究竟是誰在盜取勞工祖國蘇聯的財產？”這種氣氛便逐漸醞釀起來。
幾乎民主集團的任何活動，都給人毫無意義的感覺。一九四七年年中，大家開始輪流進行被稱為“十字路口演講”的街頭演說訓練。聽說是為了回日本之後，可以站在街頭對工人與農民表達訴求的練習。“不幹的話就被當作反動派，所以隻好把平常聽到的慣用字句拚湊著演說，但其實也說得很糟。我一邊想著回到日本我也不幹這種事情，一邊形式上照做，應付了事。”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的勞動節，俘虜們在戰俘營內進行示威，在營區的圍牆內揭起打倒資本主義與打倒帝國主義的遊行。
這簡直就是小孩的戰爭遊戲。在示威遊行時，年輕的積極分子穿越遊行隊伍，隊伍內的人們以為偉大的指導者要通過，自然讓開一條道路，讓他們通行。這時候年長的積極分子，突然站出來訓誡不可以穿越遊行隊伍。究竟該聽誰的才對，完全沒有標準可言，大家都無所適從。
一九四七年冬天，謙二也差點遭到檢舉。他睡覺時說了句夢話“民主運動什麽的，隻會出現在西伯利亞啦”，被附近的民主集團積極分子聽到，第二天被他召喚“喂，你來一下”，“阿熊，你說那些話，還好隻是被我們聽到，自己要多小心點。那副德性可不行”。
對方來自東京，是個樸素的工廠工人，因為自身的遭遇而率直地信仰著馬克思主義。貧農與工人出身的積極分子中，有些人確實因此豁然開朗，終於理解自己為何不斷工作，仍然無法脫離貧困的理由。賀屋就是屬於這一型的人，我因為平時和他還有些人情往來，所以這件事就這麽作罷了。如果檢舉我的反動行為，他應該可以賺取一些點數，但他並沒有這麽做。自己非常感謝他的關照，但一想到可能被更惡毒的積極分子聽到，脊背就一陣發涼。
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的人，大概有幾種類型。首先就是出身農民或勞工，因為性格率直，終於遇到可以解釋自己處境的理論，因此直接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種人大多是年輕人。我也讀過一些回憶錄，知道部分年輕軍官與來自“滿蒙開拓團”的青年中，也有屬於這種類型的人。
我自己也有印象在《日本新聞》連載上讀過帝國主義論。金融的寡頭支配、資本輸出、分割世界、再分割等，光是學會這些從沒見過的名詞，就覺得理解另一種看世界的方法了。那大概是戰前就學過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俘虜所寫的文章。戰俘營的積極分子講課都無聊至極，我大概都裝出一副努力聽講的模樣，但其實一點都不在意講課內容，雖然聽說有些課程真的有值得學習之處。部分人真的相當熱心地在參與這些活動。
不過，不屬於這種類型的人也不少。成為積極分子後，可以免除勞役，獲得各種好處，在廚房安插一些與他們意氣相通的人，還能控製糧食分配；而且被容許離開戰俘營去培訓學校上課，這對一般俘虜而言，簡直是做夢般的待遇。所以有些看到機會便充滿鬥爭心的人，就會趁著民主運動這個機會向上攀爬。另外還有一種，純屬喜歡霸淩別人的類型。可以說有各式各樣的狀況，人類的本性，就在這些情境下展露無遺。
至於蘇聯方麵對這些運動參與到什麽程度？從結論而言，蘇聯方麵確實有加以策動，但日本俘虜們自己反應過度的情況卻占了絕大多數。畢竟蘇方在民主運動中禁止體罰，他們也不願意大家過度熱衷於運動，而造成勞役作業效率低下。
以我所待的戰俘營為例，我認為蘇方對這些運動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如果檢舉反動搞太晚，就可能影響到第二天的勞役作業，那時蘇方就會介入要求停止。“政治軍官”暫且不論，對戰俘營的行政管理部門而言，運動並非他們關心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春天，積極分子們重新開始製作戰俘營壁報新聞，上麵畫著從作業場偷取麵包、藏於帽子中帶回營內的檢舉漫畫，似乎要整肅“背叛工人祖國的反動”。漫畫後方還畫著一位蘇聯軍官，這點讓亞夫馬德林覺得有問題。製作壁報的一夥，表示這幅畫“獲得袴田先生（在赤塔積極分子中具有領導地位，頗為知名的袴田陸奧男）的許可”，向亞夫馬德林抗辯。不過亞夫馬德林對他們怒吼：“這地方到底誰做主！”把他們都趕了回去。
在軍隊中，不管發動私刑或遭受私刑，雙方都認為做出這種行為很愚蠢。可是被指為反動，便可能遭列黑名單，導致無法回國。因此究竟要一味保持沉默，還是要大表贊成？我自己即便沒有積極參與，仍然扮演起鬧群眾的角色大喊：“沒錯！沒錯！”如果不這麽做，自己也會被打為反動派。
不過，從北陵一起來的人，彼此內心都還有個分寸，但隨著移出的人愈來愈多，大家便愈發毫不留情。一九四七年四月左右，營內大部分還都是熟人，大家仍然認為，到麵包工廠作業後偷些麵包回來分給營內的同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是到了該年年底，“究竟是誰在盜取勞工祖國蘇聯的財產？”這種氣氛便逐漸醞釀起來。
幾乎民主集團的任何活動，都給人毫無意義的感覺。一九四七年年中，大家開始輪流進行被稱為“十字路口演講”的街頭演說訓練。聽說是為了回日本之後，可以站在街頭對工人與農民表達訴求的練習。“不幹的話就被當作反動派，所以隻好把平常聽到的慣用字句拚湊著演說，但其實也說得很糟。我一邊想著回到日本我也不幹這種事情，一邊形式上照做，應付了事。”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的勞動節，俘虜們在戰俘營內進行示威，在營區的圍牆內揭起打倒資本主義與打倒帝國主義的遊行。
這簡直就是小孩的戰爭遊戲。在示威遊行時，年輕的積極分子穿越遊行隊伍，隊伍內的人們以為偉大的指導者要通過，自然讓開一條道路，讓他們通行。這時候年長的積極分子，突然站出來訓誡不可以穿越遊行隊伍。究竟該聽誰的才對，完全沒有標準可言，大家都無所適從。
一九四七年冬天，謙二也差點遭到檢舉。他睡覺時說了句夢話“民主運動什麽的，隻會出現在西伯利亞啦”，被附近的民主集團積極分子聽到，第二天被他召喚“喂，你來一下”，“阿熊，你說那些話，還好隻是被我們聽到，自己要多小心點。那副德性可不行”。
對方來自東京，是個樸素的工廠工人，因為自身的遭遇而率直地信仰著馬克思主義。貧農與工人出身的積極分子中，有些人確實因此豁然開朗，終於理解自己為何不斷工作，仍然無法脫離貧困的理由。賀屋就是屬於這一型的人，我因為平時和他還有些人情往來，所以這件事就這麽作罷了。如果檢舉我的反動行為，他應該可以賺取一些點數，但他並沒有這麽做。自己非常感謝他的關照，但一想到可能被更惡毒的積極分子聽到，脊背就一陣發涼。
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的人，大概有幾種類型。首先就是出身農民或勞工，因為性格率直，終於遇到可以解釋自己處境的理論，因此直接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種人大多是年輕人。我也讀過一些回憶錄，知道部分年輕軍官與來自“滿蒙開拓團”的青年中，也有屬於這種類型的人。
我自己也有印象在《日本新聞》連載上讀過帝國主義論。金融的寡頭支配、資本輸出、分割世界、再分割等，光是學會這些從沒見過的名詞，就覺得理解另一種看世界的方法了。那大概是戰前就學過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俘虜所寫的文章。戰俘營的積極分子講課都無聊至極，我大概都裝出一副努力聽講的模樣，但其實一點都不在意講課內容，雖然聽說有些課程真的有值得學習之處。部分人真的相當熱心地在參與這些活動。
不過，不屬於這種類型的人也不少。成為積極分子後，可以免除勞役，獲得各種好處，在廚房安插一些與他們意氣相通的人，還能控製糧食分配；而且被容許離開戰俘營去培訓學校上課，這對一般俘虜而言，簡直是做夢般的待遇。所以有些看到機會便充滿鬥爭心的人，就會趁著民主運動這個機會向上攀爬。另外還有一種，純屬喜歡霸淩別人的類型。可以說有各式各樣的狀況，人類的本性，就在這些情境下展露無遺。
至於蘇聯方麵對這些運動參與到什麽程度？從結論而言，蘇聯方麵確實有加以策動，但日本俘虜們自己反應過度的情況卻占了絕大多數。畢竟蘇方在民主運動中禁止體罰，他們也不願意大家過度熱衷於運動，而造成勞役作業效率低下。
以我所待的戰俘營為例，我認為蘇方對這些運動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如果檢舉反動搞太晚，就可能影響到第二天的勞役作業，那時蘇方就會介入要求停止。“政治軍官”暫且不論，對戰俘營的行政管理部門而言，運動並非他們關心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春天，積極分子們重新開始製作戰俘營壁報新聞，上麵畫著從作業場偷取麵包、藏於帽子中帶回營內的檢舉漫畫，似乎要整肅“背叛工人祖國的反動”。漫畫後方還畫著一位蘇聯軍官，這點讓亞夫馬德林覺得有問題。製作壁報的一夥，表示這幅畫“獲得袴田先生（在赤塔積極分子中具有領導地位，頗為知名的袴田陸奧男）的許可”，向亞夫馬德林抗辯。不過亞夫馬德林對他們怒吼：“這地方到底誰做主！”把他們都趕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