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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根據隈部的回憶，塞思塔可夫“原本是蘇聯軍方的精英軍官，卻因為遭俘虜而一夕之間命運巨變，此後對於人生與其說不敢奢望太多，倒不如說完全不抱任何期望”。根據謙二的說法，警備隊內部都稱塞思塔可夫中尉“馬有爾”[3]，似乎他原本官拜少校。而塞思塔可夫的太太，也一起在俘虜營中工作。
隈部認為塞思塔可夫“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人，想不到蘇聯裏麵竟然還有這等人物”。謙二也回想說：“是一位三十歲上下的中尉，總是麵帶微笑，是個好人。我們這些俘虜與他錯身而過時，如果對他行禮，他也會微笑著稍微舉手回禮。”其他俘虜也會用簡單的俄語稱呼塞思塔可夫是“好中尉先生”。
除此之外，謙二還記得如做會計工作的中尉、高瘦的軍醫中尉以及他的軍醫少校夫人，還有一位俘虜們謔稱“螳螂”的高瘦細臉士官等人。
分配到西伯利亞戰俘營對蘇聯人而言也不是什麽好差事。因為每天得與他們碰麵，即便不交談，大家也能夠知道他們是什麽樣的人。其中有好人，也有不那麽好的人。像管理俘虜作業的少尉，為了出人頭地，往往會催促俘虜們進行作業。
謙二待的戰俘營中，俘虜沒有義務向蘇聯軍方敬禮。塞思塔可夫因為會對俘虜們回禮，所以俘虜們與他錯身時也會向他行禮，雖然這並非義務。聽說也會有體罰或毆打俘虜的人。
謙二本身也回想說“蘇聯軍比日本軍來得好”，他如此描述：
蘇聯軍人在不執行任務的私下場合時，軍官與士兵都能和樂談話。五一勞動節等休假日，還會帶著家人到戰俘營來，大家一起跳舞。勞動節時軍醫夫婦很親熱地手牽手走在一起，因為太太的軍階更高，大家都說“他家裏一定是老婆當家喔”。長官不會暴力相向，如果理由充分，士兵也可以對長官進行抗辯。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左右，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我們大約有十個人被派到一家小型毛皮工廠，旁邊就是羊皮的鞣皮作業場。在那裏工作的一位毛皮工匠俄羅斯老爺爺，從帽子上敲了一下我的頭。自己工作時被那位老爺爺捉弄了，當時他還哼著歌。雖然我也有不對，不過因為聽過如果在作業當場受到暴力相向可以申告，我就呈報上去，進行抗辯。隈部上尉、翻譯的山本先生、所長亞夫馬德林，加上我再度前往作業場，老爺爺雖然也陳述了自己的意見，但最終仍向我道了歉。之後看到隈部上尉很生氣地對亞夫馬德林所長說：“都是因為那個俘虜的態度不好。”不過即便如此，日軍俘虜能這麽做，還是令人難以想像。
在拘留期間遭蘇聯人毆打的事情，以我自己的例子來看，就隻有這麽一件。一九四七年春，我被派去挑選捲心菜。冬天結凍保存的菜當中，有些解凍後壞掉無法食用，我們的任務便是把壞掉的菜挑出。當時，在作業之中，我差點被揍。那會兒，俘虜們會趁監視者不備，偷走挑出來的菜。有一回，我不幸被監視的男人看到，他立刻作勢要打人，我立馬跪下，雙手合十道歉求饒，還好逃過一劫。
準許俘虜抗辯的例子，在其他的西伯利亞回憶錄中也有記載。回憶錄中還出現過在戰俘營受到虐待的俘虜，向來自中央的監視官告狀後，該負責官員遭到調職的例子。[4]從這點來看，謙二覺得“比日本軍來得好”的感想，似乎不僅是他個人的感受而已。
不過，蘇聯還存在著秘密警察。從俄國革命後的國家保安局（gpu），一直到史達林死後的一九五四年改稱國家保安委員會（kgb），有不少名稱與組織結構上的變遷。謙二在西伯利亞期間，蘇聯的秘密警察與強製集中營一樣，都受內務部的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管轄（一九四七年起獨立成為國家保安部）。
蘇聯軍中存在著所謂“政治軍官”（politicalmissar）的隱藏勢力。革命後的蘇聯為了強化軍力，仍舊採用舊帝俄時期的軍官，但因為對他們的忠誠有所質疑，所以又配置了國家保安局的政治委員，這就是所謂“政治軍官”的起源。特別在史達林體製下整肅紅軍之後，“政治軍官”擁有淩駕一般軍官的權威，甚至會介入作戰指揮，屢屢造成指揮現場的混亂。
在謙二等人的戰俘營，“政治軍官”也屢屢出現。特別是一九四七年末到來的“政治軍官”，他因長相被俘虜們戲稱為“進藤勇”[5]，大家都怕這號人物。他們與戰俘營的警備部隊似乎是相互對立的關係。在隈部上尉的回憶錄中，描寫到亞夫馬德林或塞思塔可夫時總是帶著好意，對這些“政治軍官”卻寫著“國家保安局的軍官都是令人不敢恭維的人物”、“滿腦子都是陰險的手段”等文字。
但理所當然的，俘虜們不太可能有機會去詳細了解蘇聯方麵的內部組織結構。在當時的戰俘營，除了負責管理的內務部國內警備隊之外，還派有國家保安部軍官、內務部俘虜管理局政治部軍官等駐紮。“進藤勇”究竟確切屬於哪一單位，現在已經無法確認。以下的描述便是基於俘虜們這種有所局限的觀點而構成的。
二、《日本新聞》與壁報新聞
謙二所在的戰俘營在一九四六年的後半年發起民主運動。不過戰俘們在此之前並非完全沒有自發性的活動。
隈部認為塞思塔可夫“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人，想不到蘇聯裏麵竟然還有這等人物”。謙二也回想說：“是一位三十歲上下的中尉，總是麵帶微笑，是個好人。我們這些俘虜與他錯身而過時，如果對他行禮，他也會微笑著稍微舉手回禮。”其他俘虜也會用簡單的俄語稱呼塞思塔可夫是“好中尉先生”。
除此之外，謙二還記得如做會計工作的中尉、高瘦的軍醫中尉以及他的軍醫少校夫人，還有一位俘虜們謔稱“螳螂”的高瘦細臉士官等人。
分配到西伯利亞戰俘營對蘇聯人而言也不是什麽好差事。因為每天得與他們碰麵，即便不交談，大家也能夠知道他們是什麽樣的人。其中有好人，也有不那麽好的人。像管理俘虜作業的少尉，為了出人頭地，往往會催促俘虜們進行作業。
謙二待的戰俘營中，俘虜沒有義務向蘇聯軍方敬禮。塞思塔可夫因為會對俘虜們回禮，所以俘虜們與他錯身時也會向他行禮，雖然這並非義務。聽說也會有體罰或毆打俘虜的人。
謙二本身也回想說“蘇聯軍比日本軍來得好”，他如此描述：
蘇聯軍人在不執行任務的私下場合時，軍官與士兵都能和樂談話。五一勞動節等休假日，還會帶著家人到戰俘營來，大家一起跳舞。勞動節時軍醫夫婦很親熱地手牽手走在一起，因為太太的軍階更高，大家都說“他家裏一定是老婆當家喔”。長官不會暴力相向，如果理由充分，士兵也可以對長官進行抗辯。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左右，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我們大約有十個人被派到一家小型毛皮工廠，旁邊就是羊皮的鞣皮作業場。在那裏工作的一位毛皮工匠俄羅斯老爺爺，從帽子上敲了一下我的頭。自己工作時被那位老爺爺捉弄了，當時他還哼著歌。雖然我也有不對，不過因為聽過如果在作業當場受到暴力相向可以申告，我就呈報上去，進行抗辯。隈部上尉、翻譯的山本先生、所長亞夫馬德林，加上我再度前往作業場，老爺爺雖然也陳述了自己的意見，但最終仍向我道了歉。之後看到隈部上尉很生氣地對亞夫馬德林所長說：“都是因為那個俘虜的態度不好。”不過即便如此，日軍俘虜能這麽做，還是令人難以想像。
在拘留期間遭蘇聯人毆打的事情，以我自己的例子來看，就隻有這麽一件。一九四七年春，我被派去挑選捲心菜。冬天結凍保存的菜當中，有些解凍後壞掉無法食用，我們的任務便是把壞掉的菜挑出。當時，在作業之中，我差點被揍。那會兒，俘虜們會趁監視者不備，偷走挑出來的菜。有一回，我不幸被監視的男人看到，他立刻作勢要打人，我立馬跪下，雙手合十道歉求饒，還好逃過一劫。
準許俘虜抗辯的例子，在其他的西伯利亞回憶錄中也有記載。回憶錄中還出現過在戰俘營受到虐待的俘虜，向來自中央的監視官告狀後，該負責官員遭到調職的例子。[4]從這點來看，謙二覺得“比日本軍來得好”的感想，似乎不僅是他個人的感受而已。
不過，蘇聯還存在著秘密警察。從俄國革命後的國家保安局（gpu），一直到史達林死後的一九五四年改稱國家保安委員會（kgb），有不少名稱與組織結構上的變遷。謙二在西伯利亞期間，蘇聯的秘密警察與強製集中營一樣，都受內務部的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管轄（一九四七年起獨立成為國家保安部）。
蘇聯軍中存在著所謂“政治軍官”（politicalmissar）的隱藏勢力。革命後的蘇聯為了強化軍力，仍舊採用舊帝俄時期的軍官，但因為對他們的忠誠有所質疑，所以又配置了國家保安局的政治委員，這就是所謂“政治軍官”的起源。特別在史達林體製下整肅紅軍之後，“政治軍官”擁有淩駕一般軍官的權威，甚至會介入作戰指揮，屢屢造成指揮現場的混亂。
在謙二等人的戰俘營，“政治軍官”也屢屢出現。特別是一九四七年末到來的“政治軍官”，他因長相被俘虜們戲稱為“進藤勇”[5]，大家都怕這號人物。他們與戰俘營的警備部隊似乎是相互對立的關係。在隈部上尉的回憶錄中，描寫到亞夫馬德林或塞思塔可夫時總是帶著好意，對這些“政治軍官”卻寫著“國家保安局的軍官都是令人不敢恭維的人物”、“滿腦子都是陰險的手段”等文字。
但理所當然的，俘虜們不太可能有機會去詳細了解蘇聯方麵的內部組織結構。在當時的戰俘營，除了負責管理的內務部國內警備隊之外，還派有國家保安部軍官、內務部俘虜管理局政治部軍官等駐紮。“進藤勇”究竟確切屬於哪一單位，現在已經無法確認。以下的描述便是基於俘虜們這種有所局限的觀點而構成的。
二、《日本新聞》與壁報新聞
謙二所在的戰俘營在一九四六年的後半年發起民主運動。不過戰俘們在此之前並非完全沒有自發性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