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頁
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但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是很膚淺的。這是我對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這種看法，他還說了幾條理由：毛從來沒有在國外生活過，不懂外語；中國又非常缺少馬克思主義著作，有限的幾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數。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義的方法，曲解馬克思主義概念，並加進其他的內容。例如他常常講無產階級，但是他所理解的無產階級不僅僅是產業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貧窮的階層——僱農、半佃戶、手工業者、小商販、苦力，甚至乞丐。他的階級劃分，不是從“社會生產的一定歷史地位”及其同生產資料一定的關係出發，而是從收入和生活水準出發。這種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的庸俗歪曲，在實踐中影響很深，例如上麵引用的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統計數字，就是這種影響的表現。這種歪曲使毛可以按照主觀判斷來確定不同階層的階級性質，並在實際上否定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無產階級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他交替使用的這兩個概念，被他歸結為共產黨的統治，而共產黨的統治在他看來又體現為紅軍的力量，因為他認為，階級鬥爭主要是以內戰的形式進行的。
李德所說的毛澤東的短，恰恰也帶來了毛澤東的長。他由此而沒有成為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者，而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所獨有的思想，卻成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法寶。這對博古和李德來說是很難理解的。在他們看來條文比實踐更重要，或許由於來得比較容易。
關於這個問題，我同博古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交談了多次，我知道，他們對這一切是有認識的，但是他們卻沒有與之鬥爭。他們不想由於這些“理論”問題同毛澤東破裂，這當然也是符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路線的。他們知道，毛在中央蘇區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我們有時開玩笑說，他的影響是利用了“民眾的激情”，其實倒不如說是基於長期共同進行武裝鬥爭的傳統。由於這種傳統毛同農民的關係非常密切，但對於沒有參加武裝鬥爭的“城裏人”，則以白眼相待。因為他同工業城市的工人階級幾乎沒有什麽接觸，所以在他的眼裏，蘇區以外共產黨人英勇的地下鬥爭是無足輕重的。他認為，隻有農民軍隊的武裝鬥爭才有意義。他狂妄地以為，隻有他才能擔負起把他所理解的革命引向勝利的使命，所以在他看來，隻要有利於他達到個人獨裁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採用。
但是，項英比博古、李德更熱悉毛澤東的素質，也了解毛澤東在紅軍中的潛在影響和深厚的根基。他再三向他們提出：
“你們無論如何要注意毛澤東的言行，防止他對部隊施加影響。……”
“我們把他放在中央縱隊，跟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他們在一起，大概不會有什麽問題！”博古說。
“洛甫呢，王稼祥呢？”項英頑強地提醒。
“洛甫同誌是莫斯科來的，王稼祥同誌也是，更何況洛甫跟軍隊沒有任何關係，王稼祥傷情很重……”
李德同意博古的分析：
“毛澤東跟中央軍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接觸的機會，更何況在大軍西行的連天炮火中，行軍、打仗、宿營，飯吃不好，覺睡不好。能有多少時間進行政治活動呢？”
的確，毛澤東要恢復自己對軍隊的領導權是困難的，在當時來看，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是李德、博古還是項英，他們都忽略了一點，毛澤東這個古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他有兩塊土地：
一塊，是不移動的——中央蘇區；
一塊，是移動的——浩蕩的西征大軍。
奪取政權，這是革命者的目的。
在我們審視歷史偉大人物和領袖人物時，我們不難察覺：謀取權力，並不是貶義詞。因為偉人有了權力才能有所作為，不管他們推行的政策是否正確，他們幾乎人人都相信自己在為一個偉大事業服務，在為祖國或人類的進步服務，都想用自己的巨手推動歷史的巨輪！……為了這個目標，許多權勢達到絕巔的人物，也不惜獻出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即使像拿破崙也一樣，就他個人來說，還缺少什麽？他寧肯忍受風雪嚴寒乃至有被俘和擊斃的危險，遠征莫斯科！有的領袖用殘忍的手段（不惜用暗殺）清除政敵，那是因為他覺得在他握有權力之後，會給社會帶來更多的幸福。因此，刺殺政敵之“惡”與自己權柄在握之後推動歷史前進之“善”，便統一在一個人身上！
歷史包羅萬象，人的思想意識也千姿百態，也在時常變化，在這件事上他是對的，在另一件事上他是錯的；在這件事上他是舊傳統的反叛者，在另一件事上他是怕傳統的屈從者；有些事他辦得很聰明。有些事又辦得很愚蠢。他可以下幾步好棋，又出現幾次不應有的失誤，他有時表現正常，有時表現失態；他有時鬥誌昂揚，有時又意冷心灰；在戰場上是捨命救戰友的英雄，不妨在夜裏去偷別人的老婆；……那些隻承認世上思想是單一的不是萬般複雜的人，隻要低下頭看看自己有多少私心雜念，就非常清楚，心靈，那是一麵照己的鏡子。
李德所說的毛澤東的短，恰恰也帶來了毛澤東的長。他由此而沒有成為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者，而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所獨有的思想，卻成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法寶。這對博古和李德來說是很難理解的。在他們看來條文比實踐更重要，或許由於來得比較容易。
關於這個問題，我同博古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交談了多次，我知道，他們對這一切是有認識的，但是他們卻沒有與之鬥爭。他們不想由於這些“理論”問題同毛澤東破裂，這當然也是符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路線的。他們知道，毛在中央蘇區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我們有時開玩笑說，他的影響是利用了“民眾的激情”，其實倒不如說是基於長期共同進行武裝鬥爭的傳統。由於這種傳統毛同農民的關係非常密切，但對於沒有參加武裝鬥爭的“城裏人”，則以白眼相待。因為他同工業城市的工人階級幾乎沒有什麽接觸，所以在他的眼裏，蘇區以外共產黨人英勇的地下鬥爭是無足輕重的。他認為，隻有農民軍隊的武裝鬥爭才有意義。他狂妄地以為，隻有他才能擔負起把他所理解的革命引向勝利的使命，所以在他看來，隻要有利於他達到個人獨裁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採用。
但是，項英比博古、李德更熱悉毛澤東的素質，也了解毛澤東在紅軍中的潛在影響和深厚的根基。他再三向他們提出：
“你們無論如何要注意毛澤東的言行，防止他對部隊施加影響。……”
“我們把他放在中央縱隊，跟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他們在一起，大概不會有什麽問題！”博古說。
“洛甫呢，王稼祥呢？”項英頑強地提醒。
“洛甫同誌是莫斯科來的，王稼祥同誌也是，更何況洛甫跟軍隊沒有任何關係，王稼祥傷情很重……”
李德同意博古的分析：
“毛澤東跟中央軍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接觸的機會，更何況在大軍西行的連天炮火中，行軍、打仗、宿營，飯吃不好，覺睡不好。能有多少時間進行政治活動呢？”
的確，毛澤東要恢復自己對軍隊的領導權是困難的，在當時來看，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是李德、博古還是項英，他們都忽略了一點，毛澤東這個古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他有兩塊土地：
一塊，是不移動的——中央蘇區；
一塊，是移動的——浩蕩的西征大軍。
奪取政權，這是革命者的目的。
在我們審視歷史偉大人物和領袖人物時，我們不難察覺：謀取權力，並不是貶義詞。因為偉人有了權力才能有所作為，不管他們推行的政策是否正確，他們幾乎人人都相信自己在為一個偉大事業服務，在為祖國或人類的進步服務，都想用自己的巨手推動歷史的巨輪！……為了這個目標，許多權勢達到絕巔的人物，也不惜獻出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即使像拿破崙也一樣，就他個人來說，還缺少什麽？他寧肯忍受風雪嚴寒乃至有被俘和擊斃的危險，遠征莫斯科！有的領袖用殘忍的手段（不惜用暗殺）清除政敵，那是因為他覺得在他握有權力之後，會給社會帶來更多的幸福。因此，刺殺政敵之“惡”與自己權柄在握之後推動歷史前進之“善”，便統一在一個人身上！
歷史包羅萬象，人的思想意識也千姿百態，也在時常變化，在這件事上他是對的，在另一件事上他是錯的；在這件事上他是舊傳統的反叛者，在另一件事上他是怕傳統的屈從者；有些事他辦得很聰明。有些事又辦得很愚蠢。他可以下幾步好棋，又出現幾次不應有的失誤，他有時表現正常，有時表現失態；他有時鬥誌昂揚，有時又意冷心灰；在戰場上是捨命救戰友的英雄，不妨在夜裏去偷別人的老婆；……那些隻承認世上思想是單一的不是萬般複雜的人，隻要低下頭看看自己有多少私心雜念，就非常清楚，心靈，那是一麵照己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