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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生活中，人事關係大概是最複雜的，智莫難於知人。博古、李德、項英，在人事安排上花的時間和精力也最多。
“外舉不棄仇，內舉不避親。”話是好話，實際生活中，卻往往反其意而用之。
人們常常嘆息：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是後人把前人純潔化了，“匪今斯今，振古如茲”，隻要看看紅四軍的古田會議決議和整黨整風記錄，就知道人的真實精神狀態了，自古皆然！如果這個人最終是站住的，他就絕不會有缺點；如果這個人後來是倒下的，他渾身上下也就沒有一個好細胞了。
因為人們總講對自己有利的一麵理，必然迫使歷史老人不斷地翻烙餅。
二、讓安泰離開大地
項英強烈地關切著無產階級事業，當然也就更關心人事安排與未來的命運。
“毛澤東這個人就更值得警惕了！他是個農民知識分子，一腦子封建農民意識，他諷刺馬列主義者為言必稱希臘，可是，他是言必引古書。所以他嚮往權力，他城府很深，一肚子農民式的精明。……”
項英在大軍將行萬事待理的時刻，竟這樣詳盡地介紹毛澤東是很不尋常的。
“我一到蘇區，就碰上了肅反，發生了富田事件，這人的政治傾向本來是右傾，可是處理富田事變卻左得出奇，原因就是借肅反整掉那些反對他的人嘛！……”
李德在39年後寫的《中國紀事》中，用“據說……”方式，引用了項英的這一觀點，同時，他也寫出了周恩來與項英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
“周恩來稱毛當時採取的恐怖手段是‘鎮壓反革命鬥爭中的過激行動’，項則直率地稱之為‘黨派鬥爭’……”
顯然，周、項對肅反的評價是有質的差異：前者是肅反的擴大化；而後者卻是排除異已的行動。
事物的複雜，還在於同是一個提議，出自內心的動機卻極不相同。周恩來提議毛澤東同誌應該隨軍長征，因為他是中央紅軍的創始人，是因為他雄才大略，高瞻遠矚、指揮嫻熟，他應該在紅軍中發揮作用。
李德和博古本來是不同意的，可是後來他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了這個問題：
“所以帶他西征，……”博古對項英說，“就是要他脫離開中央蘇區這個根基，……”博古說到這裏已經是觸及到很深的層次了。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去留名單時，對留毛在蘇區好還是帶他西征好是頗費掂掇地，毛澤東在軍內已無職權，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一職，在離開他的“共和國”後已經毫無實際意義。如果把毛留下，他很可能在原來的深厚根基上東山再起！這本來並不是什麽壞事，但李德、博古卻不願中央蘇區重新落在一個與國際路線相違拗的人手裏，所以他們選擇了項英。讓安泰離開大地，把毛澤東從黨、政、軍方麵全部架空。
博古和李德認為在中央蘇區貫徹國際路線，主要阻力來源於毛澤東和他在軍內外的影響，所以他們對毛澤東的特點作過充分的研究，這些研究是在正式與非正式的場合進行的。李德在他後來的《中國紀事》中寫道：
我在中央蘇區最初三個月，結識了一些領導人物，這裏我想插一段我對他們的觀察和判斷。這些觀察和判斷都是很粗淺的，而且最初的印象也難免同以後的印象交織在一起。為了盡可能地全麵，我把一些在當時通過談話以及其他途徑得到的消息也寫了進來。
和我本人經常有些來往而又很熟悉的人是很少的，即使在“保衛措施”比較放鬆和我的腳病痊癒以後，我的活動範圍也主要是局限於定期訪問中央委員會、總參謀部和軍事學院，還有總共到前線去了五次。當然，還有很多偶然碰到的人及其名字，我已忘記了。
給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毛澤東。他是一個身材修長的，幾乎可以說是很瘦削的40來歲的中年人。他給我的最初印象，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家和軍人，不如說是一個思想家和詩人。在很少的幾個慶祝會上，我們見麵時很隨便。在這種場合，他總是保持一種威嚴而又謹慎的態度，總是鼓勵別人喝酒、說話和唱歌，他自己則在談話中插進一些格言，這些格言聽起來好象是無關緊要的，但總有一定的含義，有時還含有一種惡意的暗示，很長時間我都吃不慣味道很濃的菜，象油炸辣椒，這種菜在中國南方，尤其在毛的故鄉湖南是很普遍的。這就引起了毛的譏諷，他說：“真正革命者的食糧是紅辣椒。”和“誰不能吃紅辣椒，誰就不能戰鬥。”當有人第一次提出，我們的主力是否應當突破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封鎖這個問題時，他用一句毫不相幹的話（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話）回答說：“良皰歲更刀，割也；族皰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總之，他喜歡引用民間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國歷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訴我，歷來很著名的紅軍八項政治原則和四項策略原則中的一部分也是毛從歷史中，也就是說從19世紀後半葉太平天國起義的口號中吸收過來的。他根據中國古代軍事著作《孫子兵法》提出了“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原則，但在長征路上他又引用孫子的另一句話“投入亡地然後存，陷於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就連他那句關於紅辣椒的格言也是隨形勢的變化的。在雲南時，真正革命者的標誌是鴉片。因為當時發給紅軍戰士的津貼，不是銀洋而是鴉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標誌是虱子，在那裏我們幾乎讓虱子給吞吃了。類似這樣的格言和比喻，我們還可以隨意舉出一些例子，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但其效果還是明顯的，因為它們畢竟適合了一定的具體情況。毛不僅在私人談話中或小範圍裏運用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還把它們引用到他的講話中，並以革命的激情從中引出令人銘記的口號。我自己就經常親眼看到，他是怎樣用這種辦法深深地影響了聽他講話的農民和士兵。
“外舉不棄仇，內舉不避親。”話是好話，實際生活中，卻往往反其意而用之。
人們常常嘆息：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是後人把前人純潔化了，“匪今斯今，振古如茲”，隻要看看紅四軍的古田會議決議和整黨整風記錄，就知道人的真實精神狀態了，自古皆然！如果這個人最終是站住的，他就絕不會有缺點；如果這個人後來是倒下的，他渾身上下也就沒有一個好細胞了。
因為人們總講對自己有利的一麵理，必然迫使歷史老人不斷地翻烙餅。
二、讓安泰離開大地
項英強烈地關切著無產階級事業，當然也就更關心人事安排與未來的命運。
“毛澤東這個人就更值得警惕了！他是個農民知識分子，一腦子封建農民意識，他諷刺馬列主義者為言必稱希臘，可是，他是言必引古書。所以他嚮往權力，他城府很深，一肚子農民式的精明。……”
項英在大軍將行萬事待理的時刻，竟這樣詳盡地介紹毛澤東是很不尋常的。
“我一到蘇區，就碰上了肅反，發生了富田事件，這人的政治傾向本來是右傾，可是處理富田事變卻左得出奇，原因就是借肅反整掉那些反對他的人嘛！……”
李德在39年後寫的《中國紀事》中，用“據說……”方式，引用了項英的這一觀點，同時，他也寫出了周恩來與項英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
“周恩來稱毛當時採取的恐怖手段是‘鎮壓反革命鬥爭中的過激行動’，項則直率地稱之為‘黨派鬥爭’……”
顯然，周、項對肅反的評價是有質的差異：前者是肅反的擴大化；而後者卻是排除異已的行動。
事物的複雜，還在於同是一個提議，出自內心的動機卻極不相同。周恩來提議毛澤東同誌應該隨軍長征，因為他是中央紅軍的創始人，是因為他雄才大略，高瞻遠矚、指揮嫻熟，他應該在紅軍中發揮作用。
李德和博古本來是不同意的，可是後來他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了這個問題：
“所以帶他西征，……”博古對項英說，“就是要他脫離開中央蘇區這個根基，……”博古說到這裏已經是觸及到很深的層次了。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去留名單時，對留毛在蘇區好還是帶他西征好是頗費掂掇地，毛澤東在軍內已無職權，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一職，在離開他的“共和國”後已經毫無實際意義。如果把毛留下，他很可能在原來的深厚根基上東山再起！這本來並不是什麽壞事，但李德、博古卻不願中央蘇區重新落在一個與國際路線相違拗的人手裏，所以他們選擇了項英。讓安泰離開大地，把毛澤東從黨、政、軍方麵全部架空。
博古和李德認為在中央蘇區貫徹國際路線，主要阻力來源於毛澤東和他在軍內外的影響，所以他們對毛澤東的特點作過充分的研究，這些研究是在正式與非正式的場合進行的。李德在他後來的《中國紀事》中寫道：
我在中央蘇區最初三個月，結識了一些領導人物，這裏我想插一段我對他們的觀察和判斷。這些觀察和判斷都是很粗淺的，而且最初的印象也難免同以後的印象交織在一起。為了盡可能地全麵，我把一些在當時通過談話以及其他途徑得到的消息也寫了進來。
和我本人經常有些來往而又很熟悉的人是很少的，即使在“保衛措施”比較放鬆和我的腳病痊癒以後，我的活動範圍也主要是局限於定期訪問中央委員會、總參謀部和軍事學院，還有總共到前線去了五次。當然，還有很多偶然碰到的人及其名字，我已忘記了。
給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毛澤東。他是一個身材修長的，幾乎可以說是很瘦削的40來歲的中年人。他給我的最初印象，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家和軍人，不如說是一個思想家和詩人。在很少的幾個慶祝會上，我們見麵時很隨便。在這種場合，他總是保持一種威嚴而又謹慎的態度，總是鼓勵別人喝酒、說話和唱歌，他自己則在談話中插進一些格言，這些格言聽起來好象是無關緊要的，但總有一定的含義，有時還含有一種惡意的暗示，很長時間我都吃不慣味道很濃的菜，象油炸辣椒，這種菜在中國南方，尤其在毛的故鄉湖南是很普遍的。這就引起了毛的譏諷，他說：“真正革命者的食糧是紅辣椒。”和“誰不能吃紅辣椒，誰就不能戰鬥。”當有人第一次提出，我們的主力是否應當突破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封鎖這個問題時，他用一句毫不相幹的話（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話）回答說：“良皰歲更刀，割也；族皰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總之，他喜歡引用民間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國歷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訴我，歷來很著名的紅軍八項政治原則和四項策略原則中的一部分也是毛從歷史中，也就是說從19世紀後半葉太平天國起義的口號中吸收過來的。他根據中國古代軍事著作《孫子兵法》提出了“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原則，但在長征路上他又引用孫子的另一句話“投入亡地然後存，陷於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就連他那句關於紅辣椒的格言也是隨形勢的變化的。在雲南時，真正革命者的標誌是鴉片。因為當時發給紅軍戰士的津貼，不是銀洋而是鴉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標誌是虱子，在那裏我們幾乎讓虱子給吞吃了。類似這樣的格言和比喻，我們還可以隨意舉出一些例子，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但其效果還是明顯的，因為它們畢竟適合了一定的具體情況。毛不僅在私人談話中或小範圍裏運用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還把它們引用到他的講話中，並以革命的激情從中引出令人銘記的口號。我自己就經常親眼看到，他是怎樣用這種辦法深深地影響了聽他講話的農民和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