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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種明知是錯還要被迫去執行的痛苦，勝過任何痛苦，是一種心靈的煎熬。他又想起與瞿秋白握別的那個夜晚，再次深感紅十字架的沉重。
周在臨時中央的斥責和督促下，於5月30日在蘇區中央機關刊物《實話》第五期上發表《擁護全國紅軍的勝利，堅決執行積極進攻的路線》。
在40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體會到了同樣左右為難的極端痛苦的心靈煎熬感，背著紅十字架走到生命的終點。
1932年5月下旬，國民黨調集十九路軍赴閩“剿共”。粵軍三個師侵入贛南，向於都窺進。
6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湘、鄂、豫、皖、贛五省“會剿”會議，準備在全國範圍內對蘇區發動新的“圍剿”，先“圍剿”鄂豫皖、湘鄂西蘇區，後移兵中央蘇區。
6月下旬，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決定恢復紅一方麵軍總部。轄一、三、五軍團，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號。
1932年6月25日，周恩來在瑞金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在人民委員會下仿蘇內戰例，組織勞動與戰爭委員會。”7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決定周恩來任勞動與戰爭委員會主席。負責主持“計劃並指導關於革命戰爭的一切軍事上、經濟上、財政上、勞動上的動員事宜。”
集黨、政、軍權於一身！
1932年7月上旬紅一方麵軍在贛南、粵北的池江、水口圩，擊潰粵軍15個團。中央蘇區南部得到穩定。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線，後方由任弼時代理中央局書記，於7月21日在信豐致電蘇區中央並轉項英，報告一方麵軍情況，並將在月底前渡贛江北進，準備與敵作戰。
同天，臨時中央發出給蘇區中央局及贛閩兩省委指示信，繼續批評“沒有及時採取進攻的策略，積極地擴大蘇區”，猶如一個執槍在後的督戰隊！
中共蘇區中央局（此時任弼時代理書記）提議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麵軍的總政治委員。
周恩來認為不妥，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於7月25日致電蘇區中央局：“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委一級，改設總政委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
1932年7月29日，周恩來鑑於蘇區中央局（這是臨時中央的意旨？）仍堅持由他兼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便致信陳述說：“這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強調“有澤東負責，可指揮適宜。”“前方決定，於實際於原則均無不合，請你們再考慮。”
1932年8月初，周恩來在興國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紅一方麵軍繼續整編，在前方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最高軍事會議，以周恩來為主席，並隨軍行動。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與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產生了日益嚴重的頂牛，後方由於有臨時中央的尚方寶劍，不顧前方實際困難、一味督戰。
前方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仍不能實現後方越來越高的超過實際可能的過高要求。
又加此時周、毛、朱、王接到臨時中央9月14日轉來的鄂豫皖紅軍反“圍剿”失利，己經撤離蘇區的電報，復電鄂豫皖中央分局，“紅四方麵軍目前應採取的誘敵深入到有群眾工作基礎的、地形便於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標，嚴格執行群眾的堅壁清野，運用。廣大的遊擊隊，實行四麵八方之擾敵、截敵、襲敵與斷絕交通等，以疲勞與分散敵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點，以便利敵之分進合擊。……這樣在運動中選擇敵人薄弱部分，猛烈打擊並消滅敵人一點後，迅速轉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機動求得各個擊破敵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圍剿……”
顯然，這些戰略戰術是正確的。
正確的戰略戰術未必能取得勝利，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電蘇區中央局並轉臨時中央：報告下一步行動方針，說：“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的策略，否則急於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嚴重錯誤。”
這幾乎是等於違抗命令，跟臨時中央的要求南轅北轍。
9月25日，蘇區中央局致電周、毛、朱、王對他們的行動方針提出不同意見，說：“我們不同意你們分散兵力，先赤化南豐、安樂，逼近幾個城市來變換敵情，求得有利條件來消滅敵軍。並解釋這為積極進攻策略的具體布置與精神，這實際上將要延緩作戰時問一個月以上。而不能結合呼應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嚴重錯誤。”
周、毛、朱、王立即致電蘇區中央局進行反駁，堅持原定作戰計劃。
以正確來服從錯誤太使人難以忍受了。在這種情況下，必然痛恨別人握有瞎指揮的權力而又痛恨自己無權決定，成了希求專斷權的必然性，他們不能不據理力爭：
“馬上可能求得戰爭，的確對於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並開展向北發展的局麵。我們對此已考慮再三，但在目前敵情與方麵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援，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勞而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的局麵”，並提議即刻在前方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來討論紅軍行動的方針與發展方向。
周在臨時中央的斥責和督促下，於5月30日在蘇區中央機關刊物《實話》第五期上發表《擁護全國紅軍的勝利，堅決執行積極進攻的路線》。
在40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體會到了同樣左右為難的極端痛苦的心靈煎熬感，背著紅十字架走到生命的終點。
1932年5月下旬，國民黨調集十九路軍赴閩“剿共”。粵軍三個師侵入贛南，向於都窺進。
6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湘、鄂、豫、皖、贛五省“會剿”會議，準備在全國範圍內對蘇區發動新的“圍剿”，先“圍剿”鄂豫皖、湘鄂西蘇區，後移兵中央蘇區。
6月下旬，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決定恢復紅一方麵軍總部。轄一、三、五軍團，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號。
1932年6月25日，周恩來在瑞金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在人民委員會下仿蘇內戰例，組織勞動與戰爭委員會。”7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決定周恩來任勞動與戰爭委員會主席。負責主持“計劃並指導關於革命戰爭的一切軍事上、經濟上、財政上、勞動上的動員事宜。”
集黨、政、軍權於一身！
1932年7月上旬紅一方麵軍在贛南、粵北的池江、水口圩，擊潰粵軍15個團。中央蘇區南部得到穩定。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線，後方由任弼時代理中央局書記，於7月21日在信豐致電蘇區中央並轉項英，報告一方麵軍情況，並將在月底前渡贛江北進，準備與敵作戰。
同天，臨時中央發出給蘇區中央局及贛閩兩省委指示信，繼續批評“沒有及時採取進攻的策略，積極地擴大蘇區”，猶如一個執槍在後的督戰隊！
中共蘇區中央局（此時任弼時代理書記）提議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麵軍的總政治委員。
周恩來認為不妥，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於7月25日致電蘇區中央局：“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委一級，改設總政委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
1932年7月29日，周恩來鑑於蘇區中央局（這是臨時中央的意旨？）仍堅持由他兼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便致信陳述說：“這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強調“有澤東負責，可指揮適宜。”“前方決定，於實際於原則均無不合，請你們再考慮。”
1932年8月初，周恩來在興國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紅一方麵軍繼續整編，在前方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最高軍事會議，以周恩來為主席，並隨軍行動。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與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產生了日益嚴重的頂牛，後方由於有臨時中央的尚方寶劍，不顧前方實際困難、一味督戰。
前方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仍不能實現後方越來越高的超過實際可能的過高要求。
又加此時周、毛、朱、王接到臨時中央9月14日轉來的鄂豫皖紅軍反“圍剿”失利，己經撤離蘇區的電報，復電鄂豫皖中央分局，“紅四方麵軍目前應採取的誘敵深入到有群眾工作基礎的、地形便於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標，嚴格執行群眾的堅壁清野，運用。廣大的遊擊隊，實行四麵八方之擾敵、截敵、襲敵與斷絕交通等，以疲勞與分散敵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點，以便利敵之分進合擊。……這樣在運動中選擇敵人薄弱部分，猛烈打擊並消滅敵人一點後，迅速轉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機動求得各個擊破敵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圍剿……”
顯然，這些戰略戰術是正確的。
正確的戰略戰術未必能取得勝利，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電蘇區中央局並轉臨時中央：報告下一步行動方針，說：“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的策略，否則急於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嚴重錯誤。”
這幾乎是等於違抗命令，跟臨時中央的要求南轅北轍。
9月25日，蘇區中央局致電周、毛、朱、王對他們的行動方針提出不同意見，說：“我們不同意你們分散兵力，先赤化南豐、安樂，逼近幾個城市來變換敵情，求得有利條件來消滅敵軍。並解釋這為積極進攻策略的具體布置與精神，這實際上將要延緩作戰時問一個月以上。而不能結合呼應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嚴重錯誤。”
周、毛、朱、王立即致電蘇區中央局進行反駁，堅持原定作戰計劃。
以正確來服從錯誤太使人難以忍受了。在這種情況下，必然痛恨別人握有瞎指揮的權力而又痛恨自己無權決定，成了希求專斷權的必然性，他們不能不據理力爭：
“馬上可能求得戰爭，的確對於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並開展向北發展的局麵。我們對此已考慮再三，但在目前敵情與方麵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援，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勞而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的局麵”，並提議即刻在前方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來討論紅軍行動的方針與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