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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發生。淞滬十九路軍抗戰開始。
1932年2月4日，根據中革委部署，紅軍三軍團借國民黨淞滬抗戰之機，圍攻贛洲。
久攻不克，3月7日撤圍。
2月19日，蘇區中央局發出《對目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蘇區黨的任務》，分析了“一·二八事變”後國際國內形勢，指出蘇區黨“應利用目前極端有利的時機……奪取中心城市，……集中主要火力反對主要的右傾危險。……同時也不要放鬆那種‘左’傾的反中農傾向。……”
1932年2月20日，自2月中旬以來，上海的《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申報》連。日登載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對此，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進行反擊，2月20日中央機關報《鬥爭》發表《伍豪啟事》。指出這是“國民黨造謠誣衊的新把戲！”2月下旬毛澤東也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出布告，指出：“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汙衊。”
1932年3月中旬，三軍團從贛州撤圍之後，集結在贛縣江口地區，周恩來到江口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總結圍攻贛州的經驗教訓，討論今後紅軍行動方針。會議決定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夾贛江而下，並以紅一、五軍團組成中路軍（後改為東路軍），以三軍團、紅十六軍等組成西路軍，分別作戰。
1932年3月30日，率東路軍行動的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提議東路軍“必須直下贛泉，方能調動敵人求得戰爭，展開時局。”並告以漳洲易守難攻。
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又發表了題為《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長篇文章，把黨內的正確思想以及對左傾冒險主義持懷疑和抵製態度的同誌，一概斥之為“右傾機會主義”。因而號召全黨要加以“最堅決的無情的鬥爭”。
4月10日。紅軍東路軍攻占龍巖，11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周恩來，通報戰況和下步行動，說；龍巖勝利原因是為團結兵力，攻敵不備。
4月14日，臨時中央發出《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蘇區黨麵前的主要危險。……”繼續要求對右傾“作最堅決的無情的鬥爭。”
在這種反右反右的隆隆雷聲和疾風暴雨之中，那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狂潮猶如山洪爆發，衝決一切向前奔流。
4月20日，紅軍東路軍攻占閩南重鎮漳洲。殲滅守敵張貞部約四個團，俘敵1600人，獲兩架飛機及大量軍用物資。22日毛致電周，說：“漳洲大捷達到剪除粵敵一翼之目的……影響時局甚大。”
1932年5月11日，蘇區中央接到中共臨時中央4月14日給各蘇區的信。經過討論，決定接受中央的批評：周起草決議承認蘇區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戰爭勝利以來，對於目前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號召中央蘇區各級黨部全體同誌在紅五月工作中，立即實行徹底的轉變”，“堅決進行勝利的進攻。爭取蘇區的擴大，爭取閩贛湘鄂蘇區打成一片，爭取中心城市——贛洲、吉安、撫洲、南昌與江西及其臨近省區的首先勝利。”
但是，周在起草的時候，每每都陷入自我矛盾之中，他起身憑窗而望，看到院內那梧桐樹正在風雨摧打中急劇地左右搖擺。他一時無法斷定這是什麽風向，他也難以預測風雲變幻的高空及其周圍更廣、更深、更大的存在，他在深思。
孔子雲：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間，忿思難，見思義。……
周恩來望風雨而深思，他的情緒在矛盾的漩渦中陷得很深。他的寬闊飽滿的前額上一向是沒有皺紋的，但眼角上的魚尾紋卻深刻下他內心的痛苦，他的明亮的眼睛產生出一種異常的向內深縮的遙遠感。他必須在這種時局的風雨中，找到方向和出路。他在冷靜思索之後，覺得必須進行隱晦的抵製，不能走向極端，要講兩麵，以備後來反覆中自己的責任的解脫。仍然提出：“須徹底糾正中央局走過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右傾機會主義是蘇區黨內主要危險。……同時對左傾的‘輕敵’、‘盲動’的錯誤。也應反對！”
這是一種外交式的手法和辭令。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隻有他自己知道內心的苦衷。
可是，這種反右的怒潮，仍然有增無減。
5月20日臨時中央再次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對周恩來到蘇區後的工作仍不滿意，電文說：“伍豪同誌到蘇區後，有些錯誤已經糾正，或部分的糾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當的轉變，但是，未估計到反蘇戰爭的危險，未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及加強工會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層的徹底轉變，或者還未開始，或者沒有達到必要的成績。”指示電再次強調，“目前應該採取積極進攻策略，……奪取一、二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
簡直是逼命！
1932年2月4日，根據中革委部署，紅軍三軍團借國民黨淞滬抗戰之機，圍攻贛洲。
久攻不克，3月7日撤圍。
2月19日，蘇區中央局發出《對目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蘇區黨的任務》，分析了“一·二八事變”後國際國內形勢，指出蘇區黨“應利用目前極端有利的時機……奪取中心城市，……集中主要火力反對主要的右傾危險。……同時也不要放鬆那種‘左’傾的反中農傾向。……”
1932年2月20日，自2月中旬以來，上海的《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申報》連。日登載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對此，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進行反擊，2月20日中央機關報《鬥爭》發表《伍豪啟事》。指出這是“國民黨造謠誣衊的新把戲！”2月下旬毛澤東也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出布告，指出：“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汙衊。”
1932年3月中旬，三軍團從贛州撤圍之後，集結在贛縣江口地區，周恩來到江口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總結圍攻贛州的經驗教訓，討論今後紅軍行動方針。會議決定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夾贛江而下，並以紅一、五軍團組成中路軍（後改為東路軍），以三軍團、紅十六軍等組成西路軍，分別作戰。
1932年3月30日，率東路軍行動的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提議東路軍“必須直下贛泉，方能調動敵人求得戰爭，展開時局。”並告以漳洲易守難攻。
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又發表了題為《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長篇文章，把黨內的正確思想以及對左傾冒險主義持懷疑和抵製態度的同誌，一概斥之為“右傾機會主義”。因而號召全黨要加以“最堅決的無情的鬥爭”。
4月10日。紅軍東路軍攻占龍巖，11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周恩來，通報戰況和下步行動，說；龍巖勝利原因是為團結兵力，攻敵不備。
4月14日，臨時中央發出《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蘇區黨麵前的主要危險。……”繼續要求對右傾“作最堅決的無情的鬥爭。”
在這種反右反右的隆隆雷聲和疾風暴雨之中，那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狂潮猶如山洪爆發，衝決一切向前奔流。
4月20日，紅軍東路軍攻占閩南重鎮漳洲。殲滅守敵張貞部約四個團，俘敵1600人，獲兩架飛機及大量軍用物資。22日毛致電周，說：“漳洲大捷達到剪除粵敵一翼之目的……影響時局甚大。”
1932年5月11日，蘇區中央接到中共臨時中央4月14日給各蘇區的信。經過討論，決定接受中央的批評：周起草決議承認蘇區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戰爭勝利以來，對於目前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號召中央蘇區各級黨部全體同誌在紅五月工作中，立即實行徹底的轉變”，“堅決進行勝利的進攻。爭取蘇區的擴大，爭取閩贛湘鄂蘇區打成一片，爭取中心城市——贛洲、吉安、撫洲、南昌與江西及其臨近省區的首先勝利。”
但是，周在起草的時候，每每都陷入自我矛盾之中，他起身憑窗而望，看到院內那梧桐樹正在風雨摧打中急劇地左右搖擺。他一時無法斷定這是什麽風向，他也難以預測風雲變幻的高空及其周圍更廣、更深、更大的存在，他在深思。
孔子雲：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間，忿思難，見思義。……
周恩來望風雨而深思，他的情緒在矛盾的漩渦中陷得很深。他的寬闊飽滿的前額上一向是沒有皺紋的，但眼角上的魚尾紋卻深刻下他內心的痛苦，他的明亮的眼睛產生出一種異常的向內深縮的遙遠感。他必須在這種時局的風雨中，找到方向和出路。他在冷靜思索之後，覺得必須進行隱晦的抵製，不能走向極端，要講兩麵，以備後來反覆中自己的責任的解脫。仍然提出：“須徹底糾正中央局走過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右傾機會主義是蘇區黨內主要危險。……同時對左傾的‘輕敵’、‘盲動’的錯誤。也應反對！”
這是一種外交式的手法和辭令。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隻有他自己知道內心的苦衷。
可是，這種反右的怒潮，仍然有增無減。
5月20日臨時中央再次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對周恩來到蘇區後的工作仍不滿意，電文說：“伍豪同誌到蘇區後，有些錯誤已經糾正，或部分的糾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當的轉變，但是，未估計到反蘇戰爭的危險，未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及加強工會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層的徹底轉變，或者還未開始，或者沒有達到必要的成績。”指示電再次強調，“目前應該採取積極進攻策略，……奪取一、二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
簡直是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