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頁
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總司令，你談談參謀部的會議情況吧！”
“沒有那麽緊急，你先吃完紅薯，等玉米糊溫熱了，吃完再談，……”
“那就邊吃邊談。……”
朱德用最簡練的語言，概述了兩軍態勢。
“博古和顧問的意見呢？”
“他們說等你來司令部之後再研究，他們休息了，要不要去……”
“不必請他們了，態勢是嚴重的複雜的，但也是明顯的，除了堅決戰鬥之外別無他法。……”周恩來沉思了一會兒，像自己回答自己，“的確很被動。”
“變被動為主動不但需要條件，而且也需要時間……”朱德微帶沙啞的聲音，始終平穩沉著，不露任何激動，卻具有鎮定人心的力量，他對於不能改變的事物，既不勉強，也不抱怨，“我看局勢並不過分嚴重，目前，紅星縱隊已經渡過湘江，紅章縱隊正在渡江，當然，……八軍團，……本來都是新兵，戰鬥力有限，一、三軍團，可以頂住湘桂兩敵，保障渡江的安全是沒有問題的。紅五軍團，正在文市附近與追敵苦戰。……”
這話並沒有給周恩來帶來多大的安慰，反而引起他的焦慮不安，他站起來，走近窗口，手扶落滿灰塵的窗台，諦聽著遠方的槍炮聲。
五軍團，是周恩來所最擔心的一支部隊，因為殿後，這是最危險的任務。此時，他竟想起古代戰場上、一個勇敢而謙遜的將領的故事。在戰鬥中他一直擔任著後衛任務，阻擋著強大的追敵，當他保衛了全軍安全進入國門時，則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這是多麽偉大的精神。
不過，謙遜得有點過分了。
紅五軍團是1931年12月14日在寧都起義的烈火中誕生的，在反對敵人的“圍剿”中成長為一支勁旅，在這次戰略轉移中，一直擔任著後衛任務。頑強地抗擊著優勢敵人的尾追，打阻擊，走夜路，吃不好，睡不成，邊打邊走，極為艱苦。五軍團的34師走在最後。
這時，他們還在百裏之外。傷亡慘重。
周恩來對紅軍的每一個挫折，都感到自己負有直接和間接的責任，這種不貪功不諉過的品格給他帶來比別人更多的自責和痛苦。
周恩來的應變若定和臨敵不驚的非凡靜氣，也無法改變目前嚴酷的現實。他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上下左右的製約，使他的才智無法發揮，使他的主張無法推行。他必須執行上級的指示，他必須代人受過，一種無力回天的宿命感在他的潛意識中漫延開來。
世界上哪個人是自由的呢？他回想起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那滿含委屈悄然離開會場的微躬的背影，心中不由湧起一陣酸楚：“以正確屈從錯誤，該有多麽痛苦！”
他的思緒忽然飛逸到遙遠的歲月，遙遠的地方！他的驚人的記憶力使他超越時空而使那些模糊的往事變得分外清晰：
那是1928年6月的氣候宜人的莫斯科。中國共產黨六大的召開，離大革命失敗還不滿一年。在這短促的日子裏，中國革命走過了一段驚濤駭浪的路程，黨在城市和農村的陣地遭到嚴重的打擊，全國六萬名黨員銳減到不足兩萬人！
麵對新反革命的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帶著傷痕從血泊中站立起來，投入新的戰鬥。在這摸索和苦鬥中，一種新的危險——左傾盲動主義，從右的血泊中抬起了頭。
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左傾盲動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自然要負重要責任，他把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速度用一句話來概括，稱作：“無間斷的革命。”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這種論斷的思想狀態是盲從與思考。
黨，畢竟很年輕！那時的周恩來剛滿29歲。能夠邁開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堅持下來就是偉大的，即使跌幾個跟頭又算得了什麽呢？11月會議，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廣州暴動和兩湖暴動上。
冷酷的現實無情地擊碎了他們美好的期待。廣州起義隻維持了3天就失敗了。人們不禁要問，主觀設想和實際結果為什麽完全不同？失敗的原因究竟在哪裏？
黨內鬥爭越來越激烈。
一會兒說低潮，一會兒說高漲。
這種對革命形勢判定上的重大反覆，反映了認識上的不確定性，也反映了形勢的變幻無常。這種迷茫遊疑狀態，曾使“多畏多慮”的周恩來常常沉入鬱悶難抒的痛楚內省。他深知權力這把兩刃刀。在用之不當時，既傷害革命也傷害自己；他甘願把重大決策的重擔，讓給比他更其洞察力和堅定性的人去平擔。而他在從屬中去彌補有可能造成的損傷。
在茫茫深夜中的探求者，一步邁對了，也不要看作無尚光榮，一步邁錯了，也不能看作終生恥辱。那種為了一時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把一方踩入地獄的偏頗，既不是辯證唯物主義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
先驅者的探索是多麽艱難，客觀上波詭雲譎，變幻莫測，主觀上各自帶著理論與實驗的局限、他們處在歷史大變動的時代，許多陌生而複雜的問題，提到這些並不成熟的革命者麵前，他們麵前是沒有前人涉足過的深山老林遠古洪荒。在歷史沒有作出答案前，一切事務都隱在雲裏霧裏，具有極大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很難說走進峽穀是絕對的好，也很難說攀上懸崖就絕對的壞！也許，認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出現了不可逾越的鴻溝，也許在山重水複疑無路時出現柳暗花明的境界。在不清晰的未知數中，也不允許你從容地思考。革命理論水準的提高與實踐經驗的豐富都需要時間乃至沉痛的代價。
“沒有那麽緊急，你先吃完紅薯，等玉米糊溫熱了，吃完再談，……”
“那就邊吃邊談。……”
朱德用最簡練的語言，概述了兩軍態勢。
“博古和顧問的意見呢？”
“他們說等你來司令部之後再研究，他們休息了，要不要去……”
“不必請他們了，態勢是嚴重的複雜的，但也是明顯的，除了堅決戰鬥之外別無他法。……”周恩來沉思了一會兒，像自己回答自己，“的確很被動。”
“變被動為主動不但需要條件，而且也需要時間……”朱德微帶沙啞的聲音，始終平穩沉著，不露任何激動，卻具有鎮定人心的力量，他對於不能改變的事物，既不勉強，也不抱怨，“我看局勢並不過分嚴重，目前，紅星縱隊已經渡過湘江，紅章縱隊正在渡江，當然，……八軍團，……本來都是新兵，戰鬥力有限，一、三軍團，可以頂住湘桂兩敵，保障渡江的安全是沒有問題的。紅五軍團，正在文市附近與追敵苦戰。……”
這話並沒有給周恩來帶來多大的安慰，反而引起他的焦慮不安，他站起來，走近窗口，手扶落滿灰塵的窗台，諦聽著遠方的槍炮聲。
五軍團，是周恩來所最擔心的一支部隊，因為殿後，這是最危險的任務。此時，他竟想起古代戰場上、一個勇敢而謙遜的將領的故事。在戰鬥中他一直擔任著後衛任務，阻擋著強大的追敵，當他保衛了全軍安全進入國門時，則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這是多麽偉大的精神。
不過，謙遜得有點過分了。
紅五軍團是1931年12月14日在寧都起義的烈火中誕生的，在反對敵人的“圍剿”中成長為一支勁旅，在這次戰略轉移中，一直擔任著後衛任務。頑強地抗擊著優勢敵人的尾追，打阻擊，走夜路，吃不好，睡不成，邊打邊走，極為艱苦。五軍團的34師走在最後。
這時，他們還在百裏之外。傷亡慘重。
周恩來對紅軍的每一個挫折，都感到自己負有直接和間接的責任，這種不貪功不諉過的品格給他帶來比別人更多的自責和痛苦。
周恩來的應變若定和臨敵不驚的非凡靜氣，也無法改變目前嚴酷的現實。他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上下左右的製約，使他的才智無法發揮，使他的主張無法推行。他必須執行上級的指示，他必須代人受過，一種無力回天的宿命感在他的潛意識中漫延開來。
世界上哪個人是自由的呢？他回想起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那滿含委屈悄然離開會場的微躬的背影，心中不由湧起一陣酸楚：“以正確屈從錯誤，該有多麽痛苦！”
他的思緒忽然飛逸到遙遠的歲月，遙遠的地方！他的驚人的記憶力使他超越時空而使那些模糊的往事變得分外清晰：
那是1928年6月的氣候宜人的莫斯科。中國共產黨六大的召開，離大革命失敗還不滿一年。在這短促的日子裏，中國革命走過了一段驚濤駭浪的路程，黨在城市和農村的陣地遭到嚴重的打擊，全國六萬名黨員銳減到不足兩萬人！
麵對新反革命的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帶著傷痕從血泊中站立起來，投入新的戰鬥。在這摸索和苦鬥中，一種新的危險——左傾盲動主義，從右的血泊中抬起了頭。
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左傾盲動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自然要負重要責任，他把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速度用一句話來概括，稱作：“無間斷的革命。”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這種論斷的思想狀態是盲從與思考。
黨，畢竟很年輕！那時的周恩來剛滿29歲。能夠邁開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堅持下來就是偉大的，即使跌幾個跟頭又算得了什麽呢？11月會議，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廣州暴動和兩湖暴動上。
冷酷的現實無情地擊碎了他們美好的期待。廣州起義隻維持了3天就失敗了。人們不禁要問，主觀設想和實際結果為什麽完全不同？失敗的原因究竟在哪裏？
黨內鬥爭越來越激烈。
一會兒說低潮，一會兒說高漲。
這種對革命形勢判定上的重大反覆，反映了認識上的不確定性，也反映了形勢的變幻無常。這種迷茫遊疑狀態，曾使“多畏多慮”的周恩來常常沉入鬱悶難抒的痛楚內省。他深知權力這把兩刃刀。在用之不當時，既傷害革命也傷害自己；他甘願把重大決策的重擔，讓給比他更其洞察力和堅定性的人去平擔。而他在從屬中去彌補有可能造成的損傷。
在茫茫深夜中的探求者，一步邁對了，也不要看作無尚光榮，一步邁錯了，也不能看作終生恥辱。那種為了一時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把一方踩入地獄的偏頗，既不是辯證唯物主義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
先驅者的探索是多麽艱難，客觀上波詭雲譎，變幻莫測，主觀上各自帶著理論與實驗的局限、他們處在歷史大變動的時代，許多陌生而複雜的問題，提到這些並不成熟的革命者麵前，他們麵前是沒有前人涉足過的深山老林遠古洪荒。在歷史沒有作出答案前，一切事務都隱在雲裏霧裏，具有極大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很難說走進峽穀是絕對的好，也很難說攀上懸崖就絕對的壞！也許，認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出現了不可逾越的鴻溝，也許在山重水複疑無路時出現柳暗花明的境界。在不清晰的未知數中，也不允許你從容地思考。革命理論水準的提高與實踐經驗的豐富都需要時間乃至沉痛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