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老人跟著，鎮長已經猜出是什麽事了：
“首長，這件事很不好辦，他拿不出證據……”
“你是說他拿不出證明救援西路軍的證據吧？”
“是啊！”
“你有他殺害西路軍的證據嗎？”
“有個挎包……”
“那是救援的證據呢還是殺害的證據呢？”
“他對馬家軍說是殺害的證據。”
“在自己人麵前呢？”
“他當然說救援的證據了。”
那鎮長做出有事要忙的樣子，不耐煩了，覺得我這個老頭多此一舉，為個行將就木的老反革命費唇舌真不值得，已經定了的事，對也吧錯也吧，還翻騰它幹什麽？
“若是你救援了西路軍，在馬家軍刀壓脖子的時候你怎麽說？”
“……”他似乎在想。
“……你可知道，在自己人麵前說實話是誠實，在敵人麵前說實話不就是傻瓜了嗎？”
“可是，這件事是群眾通過的上級批準的，怎麽能改呢？”
“怎麽就不能改？……過去的一些西路軍的失散的同誌叫紅軍流落人員，現在不是改成西路軍老戰士了嗎？”
“那是中央批準的，……不是中央說話，誰能改得了？”他用自己胖胖的臉點點那老人說，“他的事總不能驚動中央吧？改不改有什麽關係？”
我要發火了，一股怒氣從心頭向上沖湧。陪同的同誌直向鎮長使眼色，那意思是不要跟我硬頂，答應照辦其實不辦不就得嗎？
反正老傢夥是過路之人，應付應付算了。
我本想下定決心處理此案，住在這裏不走了，可是，我總有走的一天。那老人可憐巴巴地望著我，像是望著一個為民請命的英雄，生怕我敗下陣來。
我終於明白了，沒有整個黨風的好轉，我一個尹洪菲和風車搏鬥，不比唐·吉訶德還蠢嗎？我即使倚老賣老使出全身解數，把鎮長打得低下頭來，我走後的一分鍾裏，他會不會把餘怒發泄在老人身上？
陪同的同誌那個眼神是深刻的，他是個很熱心的同誌，這個眼神不是他對人漠不關心的結果，而是通達世事的結果，他太了解鎮長這些人的作風了。
有人說，人老了像孩童，我七十多歲的人反道不如這個陪同我的小夥子通達人情了，是後生可畏，還是人世可畏？
的確，這個老人活不了幾天了，充其量還活五年，他還需要什麽呢？多少年都過來了，再委屈幾年又有什麽了不起？受委屈的人多了，你，一個老頭子，就是戴個反革命親屬的帽子，沒有打你又沒有關你，戴久了，也就習慣了，算了。
再說，我的確拿不出證據來，證明你的弟弟無罪，那張焚燒的紙條不會顯靈重現，即使重現，你仍然是有罪的，既然那些流散紅軍已都打成“叛徒”、“逃兵”、“張國燾的走狗”，你救援了他們不就等於救了“叛徒……逃兵……加走狗”嗎？
這是多麽深奧的辯證法啊！如果舉一反三，多反覆幾遍是很富哲理性的。
算了，我服了，我敗了，哀嘆一聲，做著最後的掙紮：
“這樣好不好？”我已經完全沒有火氣了，冷靜如凝冰，全身寒徹，“咱們不搞株連，……”我連“封建”二字都不敢說，“那個與流散紅軍相遇的（我不敢說救援了）人已經死了，也就一人做事一人當了，……他們的子孫……用不著對他的祖上的行為負責吧？”說這段話時，我不但無火而且老是想哭。……我敗得好慘！
“好！好！首長的指示完全正確！”鎮長也由煩躁變得輕鬆愉快乃至嬉笑顏開了，“我們從來就是一人做事一人當，從來都是實事求是，所以他們……”他用臉點那老人，“絕對不是反革命，可既然他是他弟弟的親屬，弟弟是反革命，當然也就是那個（他避開“反革命”三字，可見他很聰明）親屬了……”
“完全正確！”我差點把這四個字喊出來。的確正確到無懈可擊，這是合格的一個鎮長，事情還是原樣。……是我無理，是那個老頭無理……
我們驅車經山丹去臨澤，一路上，很懊喪，隻覺得那四個車輪子在響著：
“滑稽，滑稽，滑稽，滑稽！”
三
這種惘悵的心情，使我急切地要去看看杜麗珍。她現在叫馬正梅了。據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同誌告訴我，她現在是三溪灣的回族小學的女教師，倍受群眾尊敬。所謂“文革”中流落紅軍“無一倖免”地被打成“叛徒”、“逃兵”、“張國燾的走狗”的說法，可能要稍作更改，馬正梅大概是沒有受衝擊的唯一倖免者了。
徵集史料的同誌告訴我，這有三個原因，一是因為她的丈夫馬正良犧牲在抗日戰場上，是英雄；杜麗珍在沙漠上是被救而不是被俘；再就是她已經成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了，她是註定要進阿甸園的了……
“七十歲的人了，還像五十歲那樣年輕。”徵集史料的同誌告訴我，“仍然給孩子們上課，……遺憾的是她不寫自己的回憶錄。如果你去勸她把一生寫出來，準精彩。”
“首長，這件事很不好辦，他拿不出證據……”
“你是說他拿不出證明救援西路軍的證據吧？”
“是啊！”
“你有他殺害西路軍的證據嗎？”
“有個挎包……”
“那是救援的證據呢還是殺害的證據呢？”
“他對馬家軍說是殺害的證據。”
“在自己人麵前呢？”
“他當然說救援的證據了。”
那鎮長做出有事要忙的樣子，不耐煩了，覺得我這個老頭多此一舉，為個行將就木的老反革命費唇舌真不值得，已經定了的事，對也吧錯也吧，還翻騰它幹什麽？
“若是你救援了西路軍，在馬家軍刀壓脖子的時候你怎麽說？”
“……”他似乎在想。
“……你可知道，在自己人麵前說實話是誠實，在敵人麵前說實話不就是傻瓜了嗎？”
“可是，這件事是群眾通過的上級批準的，怎麽能改呢？”
“怎麽就不能改？……過去的一些西路軍的失散的同誌叫紅軍流落人員，現在不是改成西路軍老戰士了嗎？”
“那是中央批準的，……不是中央說話，誰能改得了？”他用自己胖胖的臉點點那老人說，“他的事總不能驚動中央吧？改不改有什麽關係？”
我要發火了，一股怒氣從心頭向上沖湧。陪同的同誌直向鎮長使眼色，那意思是不要跟我硬頂，答應照辦其實不辦不就得嗎？
反正老傢夥是過路之人，應付應付算了。
我本想下定決心處理此案，住在這裏不走了，可是，我總有走的一天。那老人可憐巴巴地望著我，像是望著一個為民請命的英雄，生怕我敗下陣來。
我終於明白了，沒有整個黨風的好轉，我一個尹洪菲和風車搏鬥，不比唐·吉訶德還蠢嗎？我即使倚老賣老使出全身解數，把鎮長打得低下頭來，我走後的一分鍾裏，他會不會把餘怒發泄在老人身上？
陪同的同誌那個眼神是深刻的，他是個很熱心的同誌，這個眼神不是他對人漠不關心的結果，而是通達世事的結果，他太了解鎮長這些人的作風了。
有人說，人老了像孩童，我七十多歲的人反道不如這個陪同我的小夥子通達人情了，是後生可畏，還是人世可畏？
的確，這個老人活不了幾天了，充其量還活五年，他還需要什麽呢？多少年都過來了，再委屈幾年又有什麽了不起？受委屈的人多了，你，一個老頭子，就是戴個反革命親屬的帽子，沒有打你又沒有關你，戴久了，也就習慣了，算了。
再說，我的確拿不出證據來，證明你的弟弟無罪，那張焚燒的紙條不會顯靈重現，即使重現，你仍然是有罪的，既然那些流散紅軍已都打成“叛徒”、“逃兵”、“張國燾的走狗”，你救援了他們不就等於救了“叛徒……逃兵……加走狗”嗎？
這是多麽深奧的辯證法啊！如果舉一反三，多反覆幾遍是很富哲理性的。
算了，我服了，我敗了，哀嘆一聲，做著最後的掙紮：
“這樣好不好？”我已經完全沒有火氣了，冷靜如凝冰，全身寒徹，“咱們不搞株連，……”我連“封建”二字都不敢說，“那個與流散紅軍相遇的（我不敢說救援了）人已經死了，也就一人做事一人當了，……他們的子孫……用不著對他的祖上的行為負責吧？”說這段話時，我不但無火而且老是想哭。……我敗得好慘！
“好！好！首長的指示完全正確！”鎮長也由煩躁變得輕鬆愉快乃至嬉笑顏開了，“我們從來就是一人做事一人當，從來都是實事求是，所以他們……”他用臉點那老人，“絕對不是反革命，可既然他是他弟弟的親屬，弟弟是反革命，當然也就是那個（他避開“反革命”三字，可見他很聰明）親屬了……”
“完全正確！”我差點把這四個字喊出來。的確正確到無懈可擊，這是合格的一個鎮長，事情還是原樣。……是我無理，是那個老頭無理……
我們驅車經山丹去臨澤，一路上，很懊喪，隻覺得那四個車輪子在響著：
“滑稽，滑稽，滑稽，滑稽！”
三
這種惘悵的心情，使我急切地要去看看杜麗珍。她現在叫馬正梅了。據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同誌告訴我，她現在是三溪灣的回族小學的女教師，倍受群眾尊敬。所謂“文革”中流落紅軍“無一倖免”地被打成“叛徒”、“逃兵”、“張國燾的走狗”的說法，可能要稍作更改，馬正梅大概是沒有受衝擊的唯一倖免者了。
徵集史料的同誌告訴我，這有三個原因，一是因為她的丈夫馬正良犧牲在抗日戰場上，是英雄；杜麗珍在沙漠上是被救而不是被俘；再就是她已經成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了，她是註定要進阿甸園的了……
“七十歲的人了，還像五十歲那樣年輕。”徵集史料的同誌告訴我，“仍然給孩子們上課，……遺憾的是她不寫自己的回憶錄。如果你去勸她把一生寫出來，準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