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的確是一個美麗的故事，注入了後代人對紅軍的崇敬緬懷之情。但我知道，這是白楊的一個樹種，在我們大別山的家鄉，也有這種白楊樹，撅斷幹枝之後，其中也有一個紅五星。但我不願揭破，我寧願接受這個美好的傳說，讓它流傳。
二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上午十時。
我們驅車到達永昌城東二十裏舖附近。這裏是當年前進劇團被圍後與敵苦戰的地方，村屯的牆上還留有當年的彈痕。由於摳挖彈頭，那些彈洞擴大了。
陪同的同誌雖然介紹了當時的戰鬥情況，我仍無法想像出當時戰鬥的情景。一路上這種對往日舊蹤的憑弔無止無休。
中午在一小鎮的飯館吃漿水麵，這是甘肅各地最普遍的風味小吃，陪同的同誌一直為這樣簡單的飯抱歉不止。我說，那時候，我們捧著牛糞吃，就像吃炒麵一樣。
這話使飯館裏的食客滿坐皆驚，有的竟過來問我是不是從北京來的首長。我說：我既不是從北京來的也不是首長，是當年紅西路軍的老戰士。
“真的吃過牛糞？”有人不相信是真的。
“吃過……”
“什麽味道？”
我承認我沒有吃，但別人吃過。
我們說話間，有位老人忽然伏地要我替他申冤。
我急忙扶他起來，讓他坐下，聽他申訴。陪同的同誌生怕給我增加麻煩，要他去找當地政府，我說還是要老人說完。他枯瘦，禿頂，駝背，有一張毫無生氣的黑皺皺的臉，看上去有八十歲了。他的敘述是斷斷續續的，但我最終弄明白了：
他有個弟弟，曾經救過兩個失散的紅軍，給他們帶了一袋糧，夜裏把他們送走了，那兩個紅軍給他弟弟留下了一張紙條，那時馬家軍搜查紅軍，弟弟怕查出證據就把紙條燒掉了。可是馬家軍在他家裏搜出了一個小挎包，弟弟害怕馬家軍追查，就說他貪財，在野外打死了一個紅軍傷號揀來的。
那時，在城郊，遍地都是屍體，總算糊弄過去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有人檢舉他謀財害命殺了紅軍。
弟弟有苦沒處訴，又拿不出紅軍留下的紙條來，連紅軍姓名也不記得了。“活活打死了！他，……他連累了全家……”老人聲淚俱下，又要下跪，“我們……這些反革命家屬可怎麽活啊！……天理良心，……老天掉下個證據來啊！我要死了。我帶著反革命的帽子死不瞑目啊！……我那些侄兒孫兒怎麽活啊？我的苦再有兩年就到頭了，他們哪一年才到頭啊！……”
陪同者緊緊從後麵拉著他，不要他再跪下去，也不要他仰倒下去，一個勁地說：“我們不管這些，你去找政府去……”
他目視飯館的那個姑娘，似欲把這個棘手的事情託付給她，我們好脫身而去。
“大叔，”我斷定他比我老得多，“我一定幫助你！”我果決地說，“我幫你寫信，我幫你找到政府！”
即使我今天走不成，住在這個小鎮上，我也要完成援救的心願。他心懷感謝地抬起頭來，淚光閃閃的眼裏流露著誠敬：
“去年時，從北京來了兩個首長，路過這裏，我趕來時，他已經走了，到張掖、高台去了……”
他們來河西我是知道的，在北京開會時，我就見到他們給中央寫的報告，裏麵充滿了對老戰友的無限深情。
那報告的大意是，流落在甘肅、青海和寧夏的紅西路軍的同誌，大約有一千二百人，以甘肅最多，約八百人，青海次之，約二百多人，不少同誌是從敵人的屠刀下和活埋的萬人坑中逃出來的，其中婦女占了很大比重。
女同誌的命運是最為悲慘的，被迫做苦工者有之，被逼為敵人妻妾者有之，被轉賣改嫁數次者有之。男的則大多流落在農村牧區或煤窟，有的靠乞討度日，受盡了淩辱；有不少人改為回、藏族，信仰伊斯蘭教和喇嘛教。
建國後，隻有少數人被分配工作，待遇很低，在政治上受到歧視。歷次運動都不放過他們，尤其是“文革”期間，幾乎無一倖免，打成“叛徒”、“逃兵”、“變節分子”和“張國燾的走狗”，受到殘酷迫害。
他們向中央提出建議：為紅西路軍的流落人員正名；改善他們的待遇；全部給予公費治療等等。
不久，在中央的關懷下，就得到令人感動的解決：
一、西路軍流落人員一律稱作“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老戰士”，並發給證書；
二、無正式經濟收入者，每月發撫恤金四十元；
三、醫療費全由政府有關部門報銷；
四、可以酌情修建西路軍烈士陵園。
當西路軍流落人員捧到為其正名的證書時，無不熱淚盈眶，感謝黨對他們的關懷。
但是，並不是所有地方都已經落實得很好，這隻能隨著黨風的端正才能解決。我又看到了那老人淒楚的臉。當然，他是屬於另外的問題。我說：
“大叔！你放心，你的問題不解決，我不走！”
我們把老人扶上車，開到村政府停下來。鎮長接見了我。陪同者作了介紹。我不能像在飯館裏那樣把自己稱作普通一兵，那將很難辦事。我把我的頭銜全擺出來。
二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上午十時。
我們驅車到達永昌城東二十裏舖附近。這裏是當年前進劇團被圍後與敵苦戰的地方，村屯的牆上還留有當年的彈痕。由於摳挖彈頭，那些彈洞擴大了。
陪同的同誌雖然介紹了當時的戰鬥情況，我仍無法想像出當時戰鬥的情景。一路上這種對往日舊蹤的憑弔無止無休。
中午在一小鎮的飯館吃漿水麵，這是甘肅各地最普遍的風味小吃，陪同的同誌一直為這樣簡單的飯抱歉不止。我說，那時候，我們捧著牛糞吃，就像吃炒麵一樣。
這話使飯館裏的食客滿坐皆驚，有的竟過來問我是不是從北京來的首長。我說：我既不是從北京來的也不是首長，是當年紅西路軍的老戰士。
“真的吃過牛糞？”有人不相信是真的。
“吃過……”
“什麽味道？”
我承認我沒有吃，但別人吃過。
我們說話間，有位老人忽然伏地要我替他申冤。
我急忙扶他起來，讓他坐下，聽他申訴。陪同的同誌生怕給我增加麻煩，要他去找當地政府，我說還是要老人說完。他枯瘦，禿頂，駝背，有一張毫無生氣的黑皺皺的臉，看上去有八十歲了。他的敘述是斷斷續續的，但我最終弄明白了：
他有個弟弟，曾經救過兩個失散的紅軍，給他們帶了一袋糧，夜裏把他們送走了，那兩個紅軍給他弟弟留下了一張紙條，那時馬家軍搜查紅軍，弟弟怕查出證據就把紙條燒掉了。可是馬家軍在他家裏搜出了一個小挎包，弟弟害怕馬家軍追查，就說他貪財，在野外打死了一個紅軍傷號揀來的。
那時，在城郊，遍地都是屍體，總算糊弄過去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有人檢舉他謀財害命殺了紅軍。
弟弟有苦沒處訴，又拿不出紅軍留下的紙條來，連紅軍姓名也不記得了。“活活打死了！他，……他連累了全家……”老人聲淚俱下，又要下跪，“我們……這些反革命家屬可怎麽活啊！……天理良心，……老天掉下個證據來啊！我要死了。我帶著反革命的帽子死不瞑目啊！……我那些侄兒孫兒怎麽活啊？我的苦再有兩年就到頭了，他們哪一年才到頭啊！……”
陪同者緊緊從後麵拉著他，不要他再跪下去，也不要他仰倒下去，一個勁地說：“我們不管這些，你去找政府去……”
他目視飯館的那個姑娘，似欲把這個棘手的事情託付給她，我們好脫身而去。
“大叔，”我斷定他比我老得多，“我一定幫助你！”我果決地說，“我幫你寫信，我幫你找到政府！”
即使我今天走不成，住在這個小鎮上，我也要完成援救的心願。他心懷感謝地抬起頭來，淚光閃閃的眼裏流露著誠敬：
“去年時，從北京來了兩個首長，路過這裏，我趕來時，他已經走了，到張掖、高台去了……”
他們來河西我是知道的，在北京開會時，我就見到他們給中央寫的報告，裏麵充滿了對老戰友的無限深情。
那報告的大意是，流落在甘肅、青海和寧夏的紅西路軍的同誌，大約有一千二百人，以甘肅最多，約八百人，青海次之，約二百多人，不少同誌是從敵人的屠刀下和活埋的萬人坑中逃出來的，其中婦女占了很大比重。
女同誌的命運是最為悲慘的，被迫做苦工者有之，被逼為敵人妻妾者有之，被轉賣改嫁數次者有之。男的則大多流落在農村牧區或煤窟，有的靠乞討度日，受盡了淩辱；有不少人改為回、藏族，信仰伊斯蘭教和喇嘛教。
建國後，隻有少數人被分配工作，待遇很低，在政治上受到歧視。歷次運動都不放過他們，尤其是“文革”期間，幾乎無一倖免，打成“叛徒”、“逃兵”、“變節分子”和“張國燾的走狗”，受到殘酷迫害。
他們向中央提出建議：為紅西路軍的流落人員正名；改善他們的待遇；全部給予公費治療等等。
不久，在中央的關懷下，就得到令人感動的解決：
一、西路軍流落人員一律稱作“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老戰士”，並發給證書；
二、無正式經濟收入者，每月發撫恤金四十元；
三、醫療費全由政府有關部門報銷；
四、可以酌情修建西路軍烈士陵園。
當西路軍流落人員捧到為其正名的證書時，無不熱淚盈眶，感謝黨對他們的關懷。
但是，並不是所有地方都已經落實得很好，這隻能隨著黨風的端正才能解決。我又看到了那老人淒楚的臉。當然，他是屬於另外的問題。我說：
“大叔！你放心，你的問題不解決，我不走！”
我們把老人扶上車，開到村政府停下來。鎮長接見了我。陪同者作了介紹。我不能像在飯館裏那樣把自己稱作普通一兵，那將很難辦事。我把我的頭銜全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