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昌浩丟下電話，催馬找到那位局長，摟頭就是一馬鞭。那位局長竟然忍受了。也難怪一方麵軍在長征路上與他們會合後，深感四方麵軍中有軍閥作風。
四方麵軍的參謀主任舒玉章是個剛直不阿的人，為了對前線情況與陳昌浩看法不同，激烈爭論起來，拍了桌子，後來，陳昌浩竟然把這個“犯上作亂分子”當成反革命處死在沙河灘上。
凡是從鄂豫皖來的四方麵軍的幹部，對白雀園“大肅反”莫不談虎色變，心膽震顫。在五十年後，總指揮有這樣一段回憶：
我和程訓萱同誌是一九二九年底結婚的，她是黃安人，家住檀樹崗程伍德村，婦女工作幹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後方工作，我們難有見麵團聚的機會。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圍剿”時，我在七裏坪一帶打仗，戰局很緊張，我無法回家看她，叫警衛員把襪子拿給她補一補，好行軍作戰，警衛員悄悄對我說，程訓萱被抓走了，人家說她是改組派。她命運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過問，聽候組織“審查”就是了，還是打我的仗。
部隊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後，我一直打聽她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告訴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聽說她和王樹聲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殺了。我就問周純全，為什麽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有什麽罪過？周說：“沒有什麽罪過，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嘛。”
這次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仍然籠罩著往日大肅反的暗影：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設想，不同的方法，很容易當成路線問題，很容易當成反領導也就是反黨問題，誰還敢暢所欲言呢？
大家都等待著總指揮發言，以便從兩個領導人的意見中作出選擇。總指揮坐在右角上，一袋接一袋地吸菸，他的內心是激動的，可是，衝動，不是他的性格。
大家都互相交換著眼色，互相鼓勵著對方先講。就是連李特這樣好放炮的人也沉默無聲。
陳昌浩看出大家要等候總指揮講出不同的意見，便用銳不可當的目光尋視著會場，聲凝字重地說：
“大家還推託什麽？有話就說嘛，關於行動方針，我和總指揮昨天晚上就討論過了，今天主要是聽聽大家的意見嘛，集思廣益嘛。”
語調之冷，令人觸之若冰。他開始點名了：
“老王，你是副總指揮，你先說說吧！”
王樹聲一向是真誠坦率的人，敢於耿言抗辯，直展胸臆，從不轉彎抹角。但他的弟弟妹妹在大肅反中被捕被殺的餘悸仍留在心頭。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他說得十分謹慎：
“我們這次勝利的確不可低估，對我軍武器彈藥的補充，對我軍士氣的鼓舞都是很大的；我們損失小，繳獲大，也是以往戰鬥所沒有的……”王樹聲頓了一下，很艱難地說出了一個“但是”，他說，“但是，這次勝利是很值得分析的，馬元海在高台、臨澤、倪家營子一連串的得逞，沖昏了頭腦，他總認為我們像驚弓之鳥漏網之魚那樣隻顧奔逃，所以他長驅直追；驕兵必敗，敵人的失敗在於麻痹輕敵，而不是力量薄弱……可是，再返回倪家營子，我們是不是還有這樣的戰機？我想應該慎重考慮。”
陳昌浩的臉色陰沉沉的，他有些不耐煩了，這種發言聽來似乎對他的主張並不反對，但是，也不支持。不支持也就等於反對，隻是不願說出來就是了。他希望得到參謀長明確的支持。目示李特發言。
李特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他是軍政委員會的常委之一，王樹聲卻不是，李特一向是站在陳昌浩一邊的，而且，跟得很緊。由於處境和地位不同，在東返還是西返問題上，李特卻很難無條件地站在他一邊。
陳昌浩考慮的是如何取得中央的信任，李特和總指揮、副總指揮一樣，考慮的是部隊的處境，部隊的生存。這個好放大炮的人的發言比王樹聲還要謹慎，因為他更為了解陳昌浩的性格。
在他心目中，陳昌浩是堅毅果斷而有強烈事業心的人。這是他的突出的長處，可是，他十分嚴厲，甚至非常極端，如果他喜歡你，就會極力讚揚你，賦予你很大的權力，賞無吝色；若是他對你產生了反感，就會毫不留情地懲罰你，殺無憐容。
“現在的關鍵在於我們還不太了解全局。昌浩同誌在我們沒有中央指示情況下東返自救的考慮是正確的，從我們西路軍的局部來看，東返是應該的；可是從整個局勢來看，是不是妥當呢？當然，重返倪家營子，艱險也不可輕視。我看，最好在這裏暫停，聽候中央的指示。”
李特耍滑頭，繞了個大彎，似乎給會議獻了個兩全之策。自身的經歷使他體驗到一種人生哲理：人人都懂得“忠言逆耳利於行。”可是，歷史上願聽逆耳之言者能有幾人？！
陳昌浩臉上的灰斑變成了深茶色，眼睛不再看任何人了，隻盯著眼前的地圖。他所期待的衷心支持和熱烈擁護落空了。無疑，這對他的自尊心是一種強刺激，對他的無尚權威也是一種挑戰。當然，平時，對他的某些主張是可以討論的也是可以反駁的，那是在他允許的範圍之內，而不是他已經作出的結論。
他兩眼冷峻地盯著地圖，並不是想根據已有的意見改變自己的決定，即使是聰明人，當他鑽入牛角尖時，也會蒙住了智慧的眼睛，聽不見理智的呼聲。他麵對地圖視而不見，他的思想在痛苦地對抗麵前出現的現實，拐進了歪道。他感到會議出現的狀況不僅有傷他的尊嚴，而且意味著背叛，他甚至猜疑總指揮背著他向其他人做了說服工作，他的胸中湧動著受辱的憤懣之情。他的感情是堅強的也是脆弱的，很脆弱。
四方麵軍的參謀主任舒玉章是個剛直不阿的人，為了對前線情況與陳昌浩看法不同，激烈爭論起來，拍了桌子，後來，陳昌浩竟然把這個“犯上作亂分子”當成反革命處死在沙河灘上。
凡是從鄂豫皖來的四方麵軍的幹部，對白雀園“大肅反”莫不談虎色變，心膽震顫。在五十年後，總指揮有這樣一段回憶：
我和程訓萱同誌是一九二九年底結婚的，她是黃安人，家住檀樹崗程伍德村，婦女工作幹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後方工作，我們難有見麵團聚的機會。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圍剿”時，我在七裏坪一帶打仗，戰局很緊張，我無法回家看她，叫警衛員把襪子拿給她補一補，好行軍作戰，警衛員悄悄對我說，程訓萱被抓走了，人家說她是改組派。她命運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過問，聽候組織“審查”就是了，還是打我的仗。
部隊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後，我一直打聽她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告訴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聽說她和王樹聲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殺了。我就問周純全，為什麽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有什麽罪過？周說：“沒有什麽罪過，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嘛。”
這次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仍然籠罩著往日大肅反的暗影：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設想，不同的方法，很容易當成路線問題，很容易當成反領導也就是反黨問題，誰還敢暢所欲言呢？
大家都等待著總指揮發言，以便從兩個領導人的意見中作出選擇。總指揮坐在右角上，一袋接一袋地吸菸，他的內心是激動的，可是，衝動，不是他的性格。
大家都互相交換著眼色，互相鼓勵著對方先講。就是連李特這樣好放炮的人也沉默無聲。
陳昌浩看出大家要等候總指揮講出不同的意見，便用銳不可當的目光尋視著會場，聲凝字重地說：
“大家還推託什麽？有話就說嘛，關於行動方針，我和總指揮昨天晚上就討論過了，今天主要是聽聽大家的意見嘛，集思廣益嘛。”
語調之冷，令人觸之若冰。他開始點名了：
“老王，你是副總指揮，你先說說吧！”
王樹聲一向是真誠坦率的人，敢於耿言抗辯，直展胸臆，從不轉彎抹角。但他的弟弟妹妹在大肅反中被捕被殺的餘悸仍留在心頭。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他說得十分謹慎：
“我們這次勝利的確不可低估，對我軍武器彈藥的補充，對我軍士氣的鼓舞都是很大的；我們損失小，繳獲大，也是以往戰鬥所沒有的……”王樹聲頓了一下，很艱難地說出了一個“但是”，他說，“但是，這次勝利是很值得分析的，馬元海在高台、臨澤、倪家營子一連串的得逞，沖昏了頭腦，他總認為我們像驚弓之鳥漏網之魚那樣隻顧奔逃，所以他長驅直追；驕兵必敗，敵人的失敗在於麻痹輕敵，而不是力量薄弱……可是，再返回倪家營子，我們是不是還有這樣的戰機？我想應該慎重考慮。”
陳昌浩的臉色陰沉沉的，他有些不耐煩了，這種發言聽來似乎對他的主張並不反對，但是，也不支持。不支持也就等於反對，隻是不願說出來就是了。他希望得到參謀長明確的支持。目示李特發言。
李特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他是軍政委員會的常委之一，王樹聲卻不是，李特一向是站在陳昌浩一邊的，而且，跟得很緊。由於處境和地位不同，在東返還是西返問題上，李特卻很難無條件地站在他一邊。
陳昌浩考慮的是如何取得中央的信任，李特和總指揮、副總指揮一樣，考慮的是部隊的處境，部隊的生存。這個好放大炮的人的發言比王樹聲還要謹慎，因為他更為了解陳昌浩的性格。
在他心目中，陳昌浩是堅毅果斷而有強烈事業心的人。這是他的突出的長處，可是，他十分嚴厲，甚至非常極端，如果他喜歡你，就會極力讚揚你，賦予你很大的權力，賞無吝色；若是他對你產生了反感，就會毫不留情地懲罰你，殺無憐容。
“現在的關鍵在於我們還不太了解全局。昌浩同誌在我們沒有中央指示情況下東返自救的考慮是正確的，從我們西路軍的局部來看，東返是應該的；可是從整個局勢來看，是不是妥當呢？當然，重返倪家營子，艱險也不可輕視。我看，最好在這裏暫停，聽候中央的指示。”
李特耍滑頭，繞了個大彎，似乎給會議獻了個兩全之策。自身的經歷使他體驗到一種人生哲理：人人都懂得“忠言逆耳利於行。”可是，歷史上願聽逆耳之言者能有幾人？！
陳昌浩臉上的灰斑變成了深茶色，眼睛不再看任何人了，隻盯著眼前的地圖。他所期待的衷心支持和熱烈擁護落空了。無疑，這對他的自尊心是一種強刺激，對他的無尚權威也是一種挑戰。當然，平時，對他的某些主張是可以討論的也是可以反駁的，那是在他允許的範圍之內，而不是他已經作出的結論。
他兩眼冷峻地盯著地圖，並不是想根據已有的意見改變自己的決定，即使是聰明人，當他鑽入牛角尖時，也會蒙住了智慧的眼睛，聽不見理智的呼聲。他麵對地圖視而不見，他的思想在痛苦地對抗麵前出現的現實，拐進了歪道。他感到會議出現的狀況不僅有傷他的尊嚴，而且意味著背叛，他甚至猜疑總指揮背著他向其他人做了說服工作，他的胸中湧動著受辱的憤懣之情。他的感情是堅強的也是脆弱的，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