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勝利不管是否是決定性的勝利，我們總是有了很大的繳獲，有了很大的補充，比在倪家營子苦戰二十多天的收穫還大，損失卻微乎其微，全軍精神振奮，信心大增，這是二；
“在沒有中央命令的情況下，由於形勢危急，東返自救，這能不能成為理由，我很猶豫，就像一個為了全局勝利而派到一個山隘口上打阻擊的部隊，隻能與陣地共存亡，而不能因為損失過大就撤出陣地……這是三；
“中央給我們在肅、甘、安建立根據地的任務顯然沒有變……這是四……”
總指揮為之動容了，他的低沉的聲音裏有一種內在的衝動：“昌浩同誌，你說的全是需要，不能說不對；而我想的卻是可能，我們現在人困馬乏，還有什麽力量建立根據地呢？我再重複幾句，我們好不容易突圍出來，回去不是自尋滅亡嗎？”
總指揮很少這樣激動過。
“我們不必再爭了，”陳昌浩和緩地說，“明天召開軍政委員會再來討論決定吧，讓我們再想一想。”
在總指揮起身的時候，陳昌浩想起了一件事，需要跟他商量：
“安寶山回總部來了，他帶來了一個騎兵小分隊，這次作戰勝利，他們勇敢機智的配合，起了很大作用，你看怎麽安排他們的工作？”
“你先找他談談吧，我們的幾個主力團的幹部沒有配齊，請組織部統一考慮一個意見，報總部來批一下就行了。我們還是應該好好休息一下……我也希望明天的會議不要拖得太長！”
第7章 龍渠會議
會議一開始，就出現了可怕的沉默，時間似乎凝住了，就像歷史本身停住了腳步，恭候會議作出與西路軍成敗攸關的決策。
陳昌浩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要重返舊地，堅持鬥爭，等候中央新的指示，等候時局新的轉機，為了避免出現他與總指揮昨晚那種爭辯，他提出了防止軍事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右傾逃跑。
這兩頂沉重的政治帽子扣在會場上，與會者都是從歷次路線鬥爭中過來的，哪個還敢輕易表態？哪個還敢提不同的意見？
所有與會者都不願意先發表意見，有的埋頭吸菸，有的看著手中的地圖，卻都在思考如何說好。
顯然，陳昌浩提出重返倪家營子，出乎大多數同誌的意外。雖然他講了一、二、三、四條西返的理由，但是大家在東返自救的興奮遐想中走得太遠了，要想扭轉回來是困難的。
與會的大多數同誌不管是直接接觸還是間接了解，都知道陳昌浩的個性特徵：他是才學淵博的知識分子，能寫文章，能講演，講起馬列主義來一套接一套；能懂好幾國洋文；他年輕，氣盛，有才華，有熱情，有幹勁，做事雷厲風行。僅就這一些，還不能獲得許多工農幹部的尊崇，因為他們最瞧不起“夾皮包，作報告，會總結，會提高”的隻講空話不幹實事的領導者。
陳昌浩不是這樣，他兼有文官武將的共有特色，既是理論家也是實幹家。在鄂豫皖根據地時，張國燾也讓他三分。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他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張國燾稱之為二十八宿）之一。那時，他瞧不起張國燾，認為他是老右傾機會主義者。可是，當生活轉入新的航道時，他們都跟著急流轉彎，在整肅鄂豫皖黨政軍組織時，陳昌浩發現張國燾並不右傾，在大肅反時，卻是苛烈絕情左得出奇。
左的人並不事事都左，右的人也並不事事皆右。後來，他與張國燾一道工作期間，一直配合得很好，他忽然發現原來的所謂左、右，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就像兩個人共攀一座陌生的荒山，一個說從左邊上好，一個說從右邊上好，目標都是一樣，既可以爭個麵紅耳赤，也可以平心靜氣商量一番。
當陳昌浩由共青團分局書記接任曾中生的紅四軍政治委員職務時，他和張國燾在大政方針上就完全一致了。在白雀園“大肅反”時，兩人配合得緊密而且默契。自從他當了四方麵軍的總政委之後，簡直可以說是不可一世了。那時他才二十五歲，這並不是成熟的年齡。他那文化人好衝動的氣質與他獨擋一麵的重任，是不相適應的，他並沒有發現他的地位猶如身處懸崖絕壁的那種致命的危險。
他肯幹、敢幹、能幹，他甘冒鋒鏑親臨前線，這裏摘引總指揮在事過五十年後的一段頗具傳奇色彩的回憶：
那天白天，陳昌浩坐上飛機到黃安上空扔炸彈，散發宣傳品。騷擾敵軍。這架德式機是四川軍閥劉湘的軍用飛機，我們於一九三○年初在宣化店繳獲的，駕駛員叫龍文光，從南京駕機回四川，迷航後汽油燒完，被迫降落在根據地。飛機運到新集後，陳昌浩坐上它穿越白區，去過皖西根據地。他那時才二十七歲（據史料記載，陳昌浩一九○六年生，此年應為二十四歲），幹起來真行，也有辦法，怕駕駛員不可靠，在白區降落，就帶上手槍，也拿著手榴彈，逼他聽指揮。
此外，還有許多令人聽之頗為納罕的事：
一位局長正因一件十分撓頭的事而煩躁懊惱時，電話鈴響了，他拿起電話想也沒有想就罵了句：
“他媽的，偏在這種時候來電話，你就不會等一會兒嗎？”
他啪嗒一聲，把耳機拍到支架上，竟然沒有聽出這是總政委的聲音。
“在沒有中央命令的情況下，由於形勢危急，東返自救，這能不能成為理由，我很猶豫，就像一個為了全局勝利而派到一個山隘口上打阻擊的部隊，隻能與陣地共存亡，而不能因為損失過大就撤出陣地……這是三；
“中央給我們在肅、甘、安建立根據地的任務顯然沒有變……這是四……”
總指揮為之動容了，他的低沉的聲音裏有一種內在的衝動：“昌浩同誌，你說的全是需要，不能說不對；而我想的卻是可能，我們現在人困馬乏，還有什麽力量建立根據地呢？我再重複幾句，我們好不容易突圍出來，回去不是自尋滅亡嗎？”
總指揮很少這樣激動過。
“我們不必再爭了，”陳昌浩和緩地說，“明天召開軍政委員會再來討論決定吧，讓我們再想一想。”
在總指揮起身的時候，陳昌浩想起了一件事，需要跟他商量：
“安寶山回總部來了，他帶來了一個騎兵小分隊，這次作戰勝利，他們勇敢機智的配合，起了很大作用，你看怎麽安排他們的工作？”
“你先找他談談吧，我們的幾個主力團的幹部沒有配齊，請組織部統一考慮一個意見，報總部來批一下就行了。我們還是應該好好休息一下……我也希望明天的會議不要拖得太長！”
第7章 龍渠會議
會議一開始，就出現了可怕的沉默，時間似乎凝住了，就像歷史本身停住了腳步，恭候會議作出與西路軍成敗攸關的決策。
陳昌浩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要重返舊地，堅持鬥爭，等候中央新的指示，等候時局新的轉機，為了避免出現他與總指揮昨晚那種爭辯，他提出了防止軍事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右傾逃跑。
這兩頂沉重的政治帽子扣在會場上，與會者都是從歷次路線鬥爭中過來的，哪個還敢輕易表態？哪個還敢提不同的意見？
所有與會者都不願意先發表意見，有的埋頭吸菸，有的看著手中的地圖，卻都在思考如何說好。
顯然，陳昌浩提出重返倪家營子，出乎大多數同誌的意外。雖然他講了一、二、三、四條西返的理由，但是大家在東返自救的興奮遐想中走得太遠了，要想扭轉回來是困難的。
與會的大多數同誌不管是直接接觸還是間接了解，都知道陳昌浩的個性特徵：他是才學淵博的知識分子，能寫文章，能講演，講起馬列主義來一套接一套；能懂好幾國洋文；他年輕，氣盛，有才華，有熱情，有幹勁，做事雷厲風行。僅就這一些，還不能獲得許多工農幹部的尊崇，因為他們最瞧不起“夾皮包，作報告，會總結，會提高”的隻講空話不幹實事的領導者。
陳昌浩不是這樣，他兼有文官武將的共有特色，既是理論家也是實幹家。在鄂豫皖根據地時，張國燾也讓他三分。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他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張國燾稱之為二十八宿）之一。那時，他瞧不起張國燾，認為他是老右傾機會主義者。可是，當生活轉入新的航道時，他們都跟著急流轉彎，在整肅鄂豫皖黨政軍組織時，陳昌浩發現張國燾並不右傾，在大肅反時，卻是苛烈絕情左得出奇。
左的人並不事事都左，右的人也並不事事皆右。後來，他與張國燾一道工作期間，一直配合得很好，他忽然發現原來的所謂左、右，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就像兩個人共攀一座陌生的荒山，一個說從左邊上好，一個說從右邊上好，目標都是一樣，既可以爭個麵紅耳赤，也可以平心靜氣商量一番。
當陳昌浩由共青團分局書記接任曾中生的紅四軍政治委員職務時，他和張國燾在大政方針上就完全一致了。在白雀園“大肅反”時，兩人配合得緊密而且默契。自從他當了四方麵軍的總政委之後，簡直可以說是不可一世了。那時他才二十五歲，這並不是成熟的年齡。他那文化人好衝動的氣質與他獨擋一麵的重任，是不相適應的，他並沒有發現他的地位猶如身處懸崖絕壁的那種致命的危險。
他肯幹、敢幹、能幹，他甘冒鋒鏑親臨前線，這裏摘引總指揮在事過五十年後的一段頗具傳奇色彩的回憶：
那天白天，陳昌浩坐上飛機到黃安上空扔炸彈，散發宣傳品。騷擾敵軍。這架德式機是四川軍閥劉湘的軍用飛機，我們於一九三○年初在宣化店繳獲的，駕駛員叫龍文光，從南京駕機回四川，迷航後汽油燒完，被迫降落在根據地。飛機運到新集後，陳昌浩坐上它穿越白區，去過皖西根據地。他那時才二十七歲（據史料記載，陳昌浩一九○六年生，此年應為二十四歲），幹起來真行，也有辦法，怕駕駛員不可靠，在白區降落，就帶上手槍，也拿著手榴彈，逼他聽指揮。
此外，還有許多令人聽之頗為納罕的事：
一位局長正因一件十分撓頭的事而煩躁懊惱時，電話鈴響了，他拿起電話想也沒有想就罵了句：
“他媽的，偏在這種時候來電話，你就不會等一會兒嗎？”
他啪嗒一聲，把耳機拍到支架上，竟然沒有聽出這是總政委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