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付出的不過是國家與民族進步圖存而必須付出的代價。看穿了晚清的血淚，才真正感知到我族今日之輝煌。舊聞新讀，往事如煙，我們不妨從興衰成敗與功過是非的紛爭中超脫出來，沏杯香茶，找個舒適地方，心平氣和地讀讀、想想。畢竟，痛苦已過，國家與民族已漸入佳境，偉大而光明的前程已在足下。
年的上海：自由港（1）
1854年4月20日
摘自《北華捷報》1854年1月28日
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公告
謹告在華美國商人：
簽名於此的金能亨副領事奉命告知在上海的美國公民，他從美國駐華公使館獲得指令：鑑於目前的形勢，隻要清國允許其他國家的船隻自由出入港口而無需交納海關稅，那麽，美國船隻也隻需在出發港提交文件，而無需出具清國的海關結關證明。
清國海關對於其他國家船隻實施的規定，同時也適用於懸掛美國國旗的船隻。這是基於最惠國所享有“利益均沾”的原則，而美國公民的這一權利是由美國與清國簽訂協議（《望廈條約》）中的第二條所規定的。
（簽名）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
美國駐上海副領事
1854年1月20日
根據美國駐華領事於本月20日發布的重要“告示”1，對於美國船隻，上海現在成為自由港。如果各國都遵循這一先例，上海對懸掛“其他各國國旗”的船隻當然也是自由港。現在，我們將對困擾多時的稅收問題做一個歷史的回顧。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與我們的商人利益攸關，但他們的意見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他們呼籲要首先解決這個問題。
去年9月7日起義發生時，清國政府在這裏的行政權力一分為四。當我們的商人想要藉此機會，將自己沉醉在“走私的狂歡”之中時，英國和美國領事卻站出來，要求以“白銀或是期票”來完付關稅，作為船隻離港的惟一條件。
他們所持的觀點是：“一國政府由於其所承受的不幸而無力行使權利，遠不是其他國家忽視該國權利的理由，更不是其他國家因此而獲利的理由。事實上，這正是其他國家顯示他們誠信的時刻。”而美國領事則毫不掩飾地用最直接的語言告訴他的國人，條約上規定的納稅義務是“沒有任何保留或附帶條件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隻要條約存在，它就有效”。
毫無疑問，兩位領事都是盡責行事。然而，這二位都做得不對。領事們錯用了他們的慷慨和同情心。事實上，一個政府的軟弱是它自己的錯。如果一個政府變得軟弱，以致於無法行使它的行政職能，那麽，“它的權利”與它的行政能力也就一同消失了。
英國領事完全遵照他認為合理的方式來對待虛弱的清國政府，而美國領事的論據則頗有爭議。因為依據條約的納稅義務，並不是“沒有任何保留或附帶條件的”，而是完全依據清國一方履行其義務的情況而定，它是在一定前提下生效的。但英美兩國商人必須依照本國政府的規定行事，當美國人為他們領事頒布的法令而爭論時，他們所得到的隻是關於遵守條約義務的道德說教。
最初，英美政府都遵循共同的立場。但是，當清國的道台1在艦隊和軍隊支持下重返上海，力圖繼續履行他過去的職責時，領事們改變了他們先前的立場。
為了讓讀者對這個問題有更清晰的了解，我們在此要說明的是，當爽官1重回上海道任上時，他的目的是要在外國人所占的租界中重建海關，但他未能辦成這件事，因為他在租界裏沒有足夠的兵隊來保護他免受起義者（小刀會起義）的衝擊。考慮到租界可能成為官民爆發流血衝突的戰場，生活在這裏的人生命財產可能處於危險的境地，道台的行為被製止了。
此乃問題要害所在，並由此引出有關保障或反對外國人權利的許多爭論，道台大人和他的施政目標因而受阻。我們不想再糾纏這個問題，但有必要簡單指出，外國人認為他們在租界有正當的自衛權力。他們確信，不論清國交戰雙方是否有意願保障租界的安全，而實際上任何一方都沒有能力來實施這種保護。於是，他們決定將所有有武裝的清國人都阻擋在租界以外。
吳健彰不能建立陸上海關，即將目光轉向水上，試圖在停泊於外國船隻之間的“羚羊”號上建立清國海關。然而，如同反對他在岸上建立一個有武裝的海關一樣，也有同樣的勢力反對他在船上建立海關。“羚羊”號被停泊在黃浦江上的外國船隻當成危險鄰居趕走了。這位不幸的道台大人四處碰壁，智窮力竭，不知所措。這段時間，道台與外國政府之間也進行了大量的通信交流。
我們首先提到的是道台大人與英國領事羅伯遜在去年10月10日至18日期間的通信（全文刊登於《北華捷報》10月22日，第169號）。吳健彰宣稱他奉命回到上海，將依據老規則徵收關稅，要求領事“授權予他”。英國領事的答覆是，除非清國收復上海，重建海關，否則免談關稅。
於是，吳健彰要求償還所欠關稅，並要求英國領事向其國人明示，領事是代表上海道台，即清國政府向“外國商人”徵收關稅。英國領事向吳道台通告了“暫行條例”，並再次通告他：“須俟清軍收復上海縣城，閣下到江海關視事之日”，即海關重建後，領事才會與他就徵收關稅事交換意見。
年的上海：自由港（1）
1854年4月20日
摘自《北華捷報》1854年1月28日
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公告
謹告在華美國商人：
簽名於此的金能亨副領事奉命告知在上海的美國公民，他從美國駐華公使館獲得指令：鑑於目前的形勢，隻要清國允許其他國家的船隻自由出入港口而無需交納海關稅，那麽，美國船隻也隻需在出發港提交文件，而無需出具清國的海關結關證明。
清國海關對於其他國家船隻實施的規定，同時也適用於懸掛美國國旗的船隻。這是基於最惠國所享有“利益均沾”的原則，而美國公民的這一權利是由美國與清國簽訂協議（《望廈條約》）中的第二條所規定的。
（簽名）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
美國駐上海副領事
1854年1月20日
根據美國駐華領事於本月20日發布的重要“告示”1，對於美國船隻，上海現在成為自由港。如果各國都遵循這一先例，上海對懸掛“其他各國國旗”的船隻當然也是自由港。現在，我們將對困擾多時的稅收問題做一個歷史的回顧。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與我們的商人利益攸關，但他們的意見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他們呼籲要首先解決這個問題。
去年9月7日起義發生時，清國政府在這裏的行政權力一分為四。當我們的商人想要藉此機會，將自己沉醉在“走私的狂歡”之中時，英國和美國領事卻站出來，要求以“白銀或是期票”來完付關稅，作為船隻離港的惟一條件。
他們所持的觀點是：“一國政府由於其所承受的不幸而無力行使權利，遠不是其他國家忽視該國權利的理由，更不是其他國家因此而獲利的理由。事實上，這正是其他國家顯示他們誠信的時刻。”而美國領事則毫不掩飾地用最直接的語言告訴他的國人，條約上規定的納稅義務是“沒有任何保留或附帶條件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隻要條約存在，它就有效”。
毫無疑問，兩位領事都是盡責行事。然而，這二位都做得不對。領事們錯用了他們的慷慨和同情心。事實上，一個政府的軟弱是它自己的錯。如果一個政府變得軟弱，以致於無法行使它的行政職能，那麽，“它的權利”與它的行政能力也就一同消失了。
英國領事完全遵照他認為合理的方式來對待虛弱的清國政府，而美國領事的論據則頗有爭議。因為依據條約的納稅義務，並不是“沒有任何保留或附帶條件的”，而是完全依據清國一方履行其義務的情況而定，它是在一定前提下生效的。但英美兩國商人必須依照本國政府的規定行事，當美國人為他們領事頒布的法令而爭論時，他們所得到的隻是關於遵守條約義務的道德說教。
最初，英美政府都遵循共同的立場。但是，當清國的道台1在艦隊和軍隊支持下重返上海，力圖繼續履行他過去的職責時，領事們改變了他們先前的立場。
為了讓讀者對這個問題有更清晰的了解，我們在此要說明的是，當爽官1重回上海道任上時，他的目的是要在外國人所占的租界中重建海關，但他未能辦成這件事，因為他在租界裏沒有足夠的兵隊來保護他免受起義者（小刀會起義）的衝擊。考慮到租界可能成為官民爆發流血衝突的戰場，生活在這裏的人生命財產可能處於危險的境地，道台的行為被製止了。
此乃問題要害所在，並由此引出有關保障或反對外國人權利的許多爭論，道台大人和他的施政目標因而受阻。我們不想再糾纏這個問題，但有必要簡單指出，外國人認為他們在租界有正當的自衛權力。他們確信，不論清國交戰雙方是否有意願保障租界的安全，而實際上任何一方都沒有能力來實施這種保護。於是，他們決定將所有有武裝的清國人都阻擋在租界以外。
吳健彰不能建立陸上海關，即將目光轉向水上，試圖在停泊於外國船隻之間的“羚羊”號上建立清國海關。然而，如同反對他在岸上建立一個有武裝的海關一樣，也有同樣的勢力反對他在船上建立海關。“羚羊”號被停泊在黃浦江上的外國船隻當成危險鄰居趕走了。這位不幸的道台大人四處碰壁，智窮力竭，不知所措。這段時間，道台與外國政府之間也進行了大量的通信交流。
我們首先提到的是道台大人與英國領事羅伯遜在去年10月10日至18日期間的通信（全文刊登於《北華捷報》10月22日，第169號）。吳健彰宣稱他奉命回到上海，將依據老規則徵收關稅，要求領事“授權予他”。英國領事的答覆是，除非清國收復上海，重建海關，否則免談關稅。
於是，吳健彰要求償還所欠關稅，並要求英國領事向其國人明示，領事是代表上海道台，即清國政府向“外國商人”徵收關稅。英國領事向吳道台通告了“暫行條例”，並再次通告他：“須俟清軍收復上海縣城，閣下到江海關視事之日”，即海關重建後，領事才會與他就徵收關稅事交換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