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
引 子：晚清史是我心中塵封的痛
1996年秋天，我到紐約公立圖書館參觀《紐約時報》世紀回顧展。這是個深秋的下午，茂密的加拿大楓葉點點腥紅，襯托著曼哈頓蔚藍的天空。來自大西洋的海風挾帶著飽滿的潮氣掠過哈德遜河，向曼哈頓徐徐吹來，新鮮而清爽的氣息彌散在每個人的心中。
圖書館外，那大理石砌成的花台石階上，密如繁星的小黃花開得飄飄灑灑，仿佛一個金色年齡的老人綻開了微笑。石階旁，那兩頭雄壯的石獅精神抖擻，矜持莊重，以英格蘭老派紳士的古典氣派，緊緊守衛著知識聖殿的尊嚴。第五大道上車水馬龍，人群從世界各地湧來，熙熙攘攘。各個國家的語言混雜在喧囂的聲浪中，震盪著空氣，重重地撞擊著人的耳膜。
我從市井鼎沸的大街上走進用厚重石頭包圍著的圖書館，頓時，有一種神秘的安靜令人屏息。在展覽大廳內，我發現了《紐約時報》對中國的報導。19世紀中後期，中文報紙和白話文尚未流行，《紐約時報》即開始了對中國跨越世紀的追蹤報導。年輕的報紙，年輕的國家，剛擺脫南北戰爭的陰影，還保持著幾分“五月花號”帶到新大陸的清新，對人類的關愛之心也遠比今天純潔。商業的動機，傳播基督福音的理想，以及向東方世界探索和開拓的衝動，都非常強烈。因此，《紐約時報》這個時期的對華報導和評論尚沒有老牌帝國主義的狡詐與世故，也少一些對弱勢民族的蔑視。
大清帝國是我心中塵封的痛。當我在紐約這個色彩斑駁、變幻如夢的城市，讀到外國人對當時我民族之情態很細微的描寫時，封閉了好久的瘡疤被撕開了，血流了出來，隱藏於心的愛也掀起了波瀾。親愛的讀者，這是在圖書館故紙堆裏沉睡了百年的文字，今天它醒了，像一輪世紀的新月浮現在我們心中。如此珍貴的一份記錄，如此甘醇的一壇佳釀，我想與你分享。
晚清的政治家和全體國民所麵臨的是國家與民族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千年未有的大危機。晚清政治是典型的“危機政治”。從本書提供的一些珍貴史料可以看出，晚清政治失敗的責任不應當完全歸咎於個別當政人士的腐敗，而應由當政者與全體國民一體承擔。中國政治向來是一種“保險絲”式的政治，所有政治人物表麵上地位顯赫，實際上都像保險絲一樣脆弱。我國政治文化向來缺乏對國民本身的批判與反省。深受封建禮教束縛的清國國民麵對著以近代科學技術武裝起來的帝國主義列強，本身並不足以擔負起抵抗的重任，這是一個淺顯的事實。靠太平天國不能救中國，靠義和拳殺幾個洋教士也不能救中國。
國民的教育與覺醒，非旦夕之功。要讓一個被孔孟之道馴化了千年的農耕民族從靈魂深處萌生出革命的決心，談何容易。戊戌六君子血灑北京菜市口，譚嗣同希望以個人的血警醒民眾，而畢竟看熱鬧的觀者眾，升騰起革命血氣的勇者少。類似於女人纏足一類的小事，雖然由慈禧下詔禁止，亦難有成效，何況改革政治製度之類的大事，靠103天的“維新”就能奏效嗎？晚清時期的國人固然要為他們自己的行為承擔全部責任，但是，當我們這些有幸未置身其中的後人譴責他們時，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譴責的這種國民性格的劣根性，在包括我們自己的身上，仍繼承和延續著。
洋人的大炮轟開了我們緊鎖的國門，迫使中華民族必須以開放的姿態去麵對世界，必須投入到民族競爭的大潮流中去。過去隱藏了千年的汙穢終於見了陽光，過去沉積下來的各種劣根性也暴露無遺。在達爾文主義盛行，視“適者生存”和“弱肉強食”為“人間公理”的時代，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競爭的形勢下，孔孟之道的文弱，實難以抵擋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恭親王奕在甲午戰爭後期接受英國記者採訪時天真地說:“我們清國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崇尚武力。”親王大人一點也沒有意識到這是個炮艦外交的時代，他老先生的“法度”從何談起？
所以，我認為大可不必一提到晚清就捶胸頓足，痛不欲生。人類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社區，當我們的文化領先時，長安、北京是世界的中心；當我們的文化落後時，紐約的時報廣場成了“世界的十字路口”。風水輪流轉，有什麽稀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進步的時代，怎麽可能孤立而封閉地存在？我們民族在19世紀中葉，由於閉關鎖國，固步自封，沒有趕上工業革命的快車，因此從一個泱泱大國淪落為遠東一個邊緣的“鄉巴佬”國家，這固然不幸之至，然而，也要看到，我們並沒有像印第安人那樣亡種亡國，支離破碎的大好河山雖然殘缺，但尚有大致的模樣，我們並沒被完全打倒。最重要的是，我們畢竟在血淋淋的拳擊比賽中終於學會了現代遊戲的法則，逐步挺直了腰杆，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試想如果沒有我國軍民從抵抗帝國主義列強的浴血奮戰中一次次慘敗下陣，沒有全體國民麵對列強瓜分和淩辱那痛徹心肺的痛，這個“悠然見南山”的農耕民族會憤然而起，“我以我血薦軒轅”，終於打響武昌首義的槍聲，最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由此開啟20世紀中華民族不斷進步自強的光輝嗎？
引 子：晚清史是我心中塵封的痛
1996年秋天，我到紐約公立圖書館參觀《紐約時報》世紀回顧展。這是個深秋的下午，茂密的加拿大楓葉點點腥紅，襯托著曼哈頓蔚藍的天空。來自大西洋的海風挾帶著飽滿的潮氣掠過哈德遜河，向曼哈頓徐徐吹來，新鮮而清爽的氣息彌散在每個人的心中。
圖書館外，那大理石砌成的花台石階上，密如繁星的小黃花開得飄飄灑灑，仿佛一個金色年齡的老人綻開了微笑。石階旁，那兩頭雄壯的石獅精神抖擻，矜持莊重，以英格蘭老派紳士的古典氣派，緊緊守衛著知識聖殿的尊嚴。第五大道上車水馬龍，人群從世界各地湧來，熙熙攘攘。各個國家的語言混雜在喧囂的聲浪中，震盪著空氣，重重地撞擊著人的耳膜。
我從市井鼎沸的大街上走進用厚重石頭包圍著的圖書館，頓時，有一種神秘的安靜令人屏息。在展覽大廳內，我發現了《紐約時報》對中國的報導。19世紀中後期，中文報紙和白話文尚未流行，《紐約時報》即開始了對中國跨越世紀的追蹤報導。年輕的報紙，年輕的國家，剛擺脫南北戰爭的陰影，還保持著幾分“五月花號”帶到新大陸的清新，對人類的關愛之心也遠比今天純潔。商業的動機，傳播基督福音的理想，以及向東方世界探索和開拓的衝動，都非常強烈。因此，《紐約時報》這個時期的對華報導和評論尚沒有老牌帝國主義的狡詐與世故，也少一些對弱勢民族的蔑視。
大清帝國是我心中塵封的痛。當我在紐約這個色彩斑駁、變幻如夢的城市，讀到外國人對當時我民族之情態很細微的描寫時，封閉了好久的瘡疤被撕開了，血流了出來，隱藏於心的愛也掀起了波瀾。親愛的讀者，這是在圖書館故紙堆裏沉睡了百年的文字，今天它醒了，像一輪世紀的新月浮現在我們心中。如此珍貴的一份記錄，如此甘醇的一壇佳釀，我想與你分享。
晚清的政治家和全體國民所麵臨的是國家與民族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千年未有的大危機。晚清政治是典型的“危機政治”。從本書提供的一些珍貴史料可以看出，晚清政治失敗的責任不應當完全歸咎於個別當政人士的腐敗，而應由當政者與全體國民一體承擔。中國政治向來是一種“保險絲”式的政治，所有政治人物表麵上地位顯赫，實際上都像保險絲一樣脆弱。我國政治文化向來缺乏對國民本身的批判與反省。深受封建禮教束縛的清國國民麵對著以近代科學技術武裝起來的帝國主義列強，本身並不足以擔負起抵抗的重任，這是一個淺顯的事實。靠太平天國不能救中國，靠義和拳殺幾個洋教士也不能救中國。
國民的教育與覺醒，非旦夕之功。要讓一個被孔孟之道馴化了千年的農耕民族從靈魂深處萌生出革命的決心，談何容易。戊戌六君子血灑北京菜市口，譚嗣同希望以個人的血警醒民眾，而畢竟看熱鬧的觀者眾，升騰起革命血氣的勇者少。類似於女人纏足一類的小事，雖然由慈禧下詔禁止，亦難有成效，何況改革政治製度之類的大事，靠103天的“維新”就能奏效嗎？晚清時期的國人固然要為他們自己的行為承擔全部責任，但是，當我們這些有幸未置身其中的後人譴責他們時，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譴責的這種國民性格的劣根性，在包括我們自己的身上，仍繼承和延續著。
洋人的大炮轟開了我們緊鎖的國門，迫使中華民族必須以開放的姿態去麵對世界，必須投入到民族競爭的大潮流中去。過去隱藏了千年的汙穢終於見了陽光，過去沉積下來的各種劣根性也暴露無遺。在達爾文主義盛行，視“適者生存”和“弱肉強食”為“人間公理”的時代，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競爭的形勢下，孔孟之道的文弱，實難以抵擋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恭親王奕在甲午戰爭後期接受英國記者採訪時天真地說:“我們清國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崇尚武力。”親王大人一點也沒有意識到這是個炮艦外交的時代，他老先生的“法度”從何談起？
所以，我認為大可不必一提到晚清就捶胸頓足，痛不欲生。人類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社區，當我們的文化領先時，長安、北京是世界的中心；當我們的文化落後時，紐約的時報廣場成了“世界的十字路口”。風水輪流轉，有什麽稀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進步的時代，怎麽可能孤立而封閉地存在？我們民族在19世紀中葉，由於閉關鎖國，固步自封，沒有趕上工業革命的快車，因此從一個泱泱大國淪落為遠東一個邊緣的“鄉巴佬”國家，這固然不幸之至，然而，也要看到，我們並沒有像印第安人那樣亡種亡國，支離破碎的大好河山雖然殘缺，但尚有大致的模樣，我們並沒被完全打倒。最重要的是，我們畢竟在血淋淋的拳擊比賽中終於學會了現代遊戲的法則，逐步挺直了腰杆，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試想如果沒有我國軍民從抵抗帝國主義列強的浴血奮戰中一次次慘敗下陣，沒有全體國民麵對列強瓜分和淩辱那痛徹心肺的痛，這個“悠然見南山”的農耕民族會憤然而起，“我以我血薦軒轅”，終於打響武昌首義的槍聲，最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由此開啟20世紀中華民族不斷進步自強的光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