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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回憶錄：三生影像 作者：聶華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三生影像》 壓不扁的玫瑰(2)
他笑著說：在寫，天天寫。不過，現在用的不是筆紙，是用鐵鍬寫在大地上。
1982年他在愛荷華，七十七歲的楊逵，瘦小的身子，單薄的兩肩，背著旅行包，在大夥人前麵，小跑步似的不停地走，走，走。我就想：那麽瘦弱的人，如何擔得起五分之四的20世紀的滄桑？隻因他自己所說的：
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寫著，寫著，我又看到、聽到1982年愛荷華的楊逵了。
那年秋天，楊逵由他兒媳蕭素梅陪伴來愛荷華，見到世界許多地區的作家，也見到大陸來的劉賓雁和陳白塵，他們仿佛一見如故。我們一夥人到美國朋友丹恩夫婦的農場上去野餐，他們一家三代全來和我們聚會，丹恩首先舉起他八個月的小孫子向我們炫耀。胖嘟嘟的小手向楊逵招著，楊逵和嬰兒一樣開心地笑。主人將嬰兒放在地板上，向我們介紹他的農場：他們夫婦倆，和兒子以及一個助手，四個人種一千多畝地，養十頭牛，還開了一個冰淇淋店。小嬰兒在爺爺腳邊的地板上爬來爬去。丹恩講完了，我們突然發現楊逵和嬰兒一同在地上爬。一老一小，趴在地上，昂著頭，互相望著嗬嗬笑。就像兒歌唱的：
你對著我，笑嘻嘻
我對著你，笑哈哈
那是我此生所看到的最美的人景之一。
我也從他兒媳素梅那兒更認識了楊逵。她對公公的孝心和愛心，也是一幅美麗的人景。他一咳嗽，她就為他捶背。他講話太興奮了，她就說：爸爸，休息一下吧。素梅對公公照顧得無微不至。
我和我爸爸是同學呀，素梅指著楊逵，連說帶笑對我說。
同學？
我們關在火燒島上的人，都叫同學。
你也去了火燒島？
素梅仍然微笑著，若無其事地點點頭。我在火燒島五年，從1950年到1955年。
啊！你們在火燒島上碰見過嗎？
見過。爸爸可不認識我呀！素梅透著點兒調侃地笑望著楊逵。遠遠看到他，我知道他就是楊逵。
啊！我看著楊逵。他歉然笑笑。你怎麽做了他的媳婦呢？
我佩服爸爸呀！才嫁了他兒子。
我一下子愣住了。許多女人因為爸爸有錢，有權，有勢，才嫁給兒子。因為爸爸的精神感召而嫁給兒子的女性，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素梅反映出來的楊逵形象更真切更感人了。
他們離開愛荷華的前一天，我們三人在河邊餐館相聚。楊逵告訴我，他此生有一個願望，就是將他多年用鐵鍬寫詩的大地──“東海花園”發展成文化村，有紀念館，劇場，兒童樂園，當然，還有作家生活寫作的地方。
就像愛荷華！楊逵笑眯眯地說。
希望在那兒再見你……
我還沒說完，他已咳嗽起來了。
1988年，台灣終止戒嚴法，在餘紀忠先生各方奔走後，我才能又去台灣。楊逵已於1985年3月12日病逝台中。
無緣再見楊逵，非常遺憾，所幸我在愛荷華已經看到那座閃耀人性光輝、超越民族意識、永遠屹立的楊逵形象了。
《三生影像》 踽踽獨行(1)
——陳映真，1983
我在台灣從沒見過陳映真。1960年，隻有二十三歲的陳映真，在《筆匯》發表一連串小說，《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故鄉》、《死者》、《祖父與傘》。那年正是《自由中國》事件發生，我和外界隔絕，自我放逐，心情極端虛無，沒有讀到陳映真的小說，也沒有見到陳映真，很遺憾。更何況當年他一定是個俊美的男子。1964年，我到愛荷華以後，才讀到他的小說，如《第一件差事》、《最後的夏日》、《我的弟弟康雄》，以及後來的《鈴鐺花》、《山路》，隱約感到他的憂鬱、激情和孤獨。在那個恐怖時代，作家的傾向，盡可能不觸及社會現實。陳映真獨樹一幟，他的小說不局限於鄉土，不賣弄現代，而是基於對人的終極關懷，基於人性，用藝術的手法，挖掘社會現實，表達他的思想，而他的激進思想，是當時的權力統治者要封閉剷除的。
陳映真是思想型的小說家。他的思想可以從他小小的年紀追溯起。他10歲那年，目睹台灣“二?二八”事變，看見被人打在地上呻吟、鞋襪沾著血跡的外省人，聽著大人神色恐懼地談論國民黨軍隊揚威台北。上小學五年級時，老師在半夜裏被軍用吉普車押走，就住在他家後院的兄妹倆也被人押走。他讀初中時，眼看著憲兵在火車站貼出的告示：“……加入朱毛匪幫……驗明正身，發交憲兵第四團，明典正法。”讀初中時在父親的書房發現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啟發他對文學的思想的探索。他也讀契訶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畢竟沒有魯迅的《吶喊》那麽親切。上大學時，他對於知識和文學如饑似渴，讀西洋文學，在台北舊書店搜尋魯迅、巴金、茅盾、老舍那些作家的作品，甚至找到聯共黨史、斯諾（edgar
snow）的《紅星照耀中國》、馬列選集這些沒人敢碰的禁書。他細讀美和審美的社會功利性以及藝術的勞動起源這一類的美學。1959年，他開始寫小說了，在尉天驄主編的《筆匯》發表。從此他沒停筆，用他冷峻而又豐潤的筆，寫出大量精緻、理性、批判性的作品。同時，他的左傾思想渴求實踐，和幾個年輕人組織讀書會，那和台灣的現實是絕對對立的。
他笑著說：在寫，天天寫。不過，現在用的不是筆紙，是用鐵鍬寫在大地上。
1982年他在愛荷華，七十七歲的楊逵，瘦小的身子，單薄的兩肩，背著旅行包，在大夥人前麵，小跑步似的不停地走，走，走。我就想：那麽瘦弱的人，如何擔得起五分之四的20世紀的滄桑？隻因他自己所說的：
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寫著，寫著，我又看到、聽到1982年愛荷華的楊逵了。
那年秋天，楊逵由他兒媳蕭素梅陪伴來愛荷華，見到世界許多地區的作家，也見到大陸來的劉賓雁和陳白塵，他們仿佛一見如故。我們一夥人到美國朋友丹恩夫婦的農場上去野餐，他們一家三代全來和我們聚會，丹恩首先舉起他八個月的小孫子向我們炫耀。胖嘟嘟的小手向楊逵招著，楊逵和嬰兒一樣開心地笑。主人將嬰兒放在地板上，向我們介紹他的農場：他們夫婦倆，和兒子以及一個助手，四個人種一千多畝地，養十頭牛，還開了一個冰淇淋店。小嬰兒在爺爺腳邊的地板上爬來爬去。丹恩講完了，我們突然發現楊逵和嬰兒一同在地上爬。一老一小，趴在地上，昂著頭，互相望著嗬嗬笑。就像兒歌唱的：
你對著我，笑嘻嘻
我對著你，笑哈哈
那是我此生所看到的最美的人景之一。
我也從他兒媳素梅那兒更認識了楊逵。她對公公的孝心和愛心，也是一幅美麗的人景。他一咳嗽，她就為他捶背。他講話太興奮了，她就說：爸爸，休息一下吧。素梅對公公照顧得無微不至。
我和我爸爸是同學呀，素梅指著楊逵，連說帶笑對我說。
同學？
我們關在火燒島上的人，都叫同學。
你也去了火燒島？
素梅仍然微笑著，若無其事地點點頭。我在火燒島五年，從1950年到1955年。
啊！你們在火燒島上碰見過嗎？
見過。爸爸可不認識我呀！素梅透著點兒調侃地笑望著楊逵。遠遠看到他，我知道他就是楊逵。
啊！我看著楊逵。他歉然笑笑。你怎麽做了他的媳婦呢？
我佩服爸爸呀！才嫁了他兒子。
我一下子愣住了。許多女人因為爸爸有錢，有權，有勢，才嫁給兒子。因為爸爸的精神感召而嫁給兒子的女性，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素梅反映出來的楊逵形象更真切更感人了。
他們離開愛荷華的前一天，我們三人在河邊餐館相聚。楊逵告訴我，他此生有一個願望，就是將他多年用鐵鍬寫詩的大地──“東海花園”發展成文化村，有紀念館，劇場，兒童樂園，當然，還有作家生活寫作的地方。
就像愛荷華！楊逵笑眯眯地說。
希望在那兒再見你……
我還沒說完，他已咳嗽起來了。
1988年，台灣終止戒嚴法，在餘紀忠先生各方奔走後，我才能又去台灣。楊逵已於1985年3月12日病逝台中。
無緣再見楊逵，非常遺憾，所幸我在愛荷華已經看到那座閃耀人性光輝、超越民族意識、永遠屹立的楊逵形象了。
《三生影像》 踽踽獨行(1)
——陳映真，1983
我在台灣從沒見過陳映真。1960年，隻有二十三歲的陳映真，在《筆匯》發表一連串小說，《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故鄉》、《死者》、《祖父與傘》。那年正是《自由中國》事件發生，我和外界隔絕，自我放逐，心情極端虛無，沒有讀到陳映真的小說，也沒有見到陳映真，很遺憾。更何況當年他一定是個俊美的男子。1964年，我到愛荷華以後，才讀到他的小說，如《第一件差事》、《最後的夏日》、《我的弟弟康雄》，以及後來的《鈴鐺花》、《山路》，隱約感到他的憂鬱、激情和孤獨。在那個恐怖時代，作家的傾向，盡可能不觸及社會現實。陳映真獨樹一幟，他的小說不局限於鄉土，不賣弄現代，而是基於對人的終極關懷，基於人性，用藝術的手法，挖掘社會現實，表達他的思想，而他的激進思想，是當時的權力統治者要封閉剷除的。
陳映真是思想型的小說家。他的思想可以從他小小的年紀追溯起。他10歲那年，目睹台灣“二?二八”事變，看見被人打在地上呻吟、鞋襪沾著血跡的外省人，聽著大人神色恐懼地談論國民黨軍隊揚威台北。上小學五年級時，老師在半夜裏被軍用吉普車押走，就住在他家後院的兄妹倆也被人押走。他讀初中時，眼看著憲兵在火車站貼出的告示：“……加入朱毛匪幫……驗明正身，發交憲兵第四團，明典正法。”讀初中時在父親的書房發現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啟發他對文學的思想的探索。他也讀契訶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畢竟沒有魯迅的《吶喊》那麽親切。上大學時，他對於知識和文學如饑似渴，讀西洋文學，在台北舊書店搜尋魯迅、巴金、茅盾、老舍那些作家的作品，甚至找到聯共黨史、斯諾（edgar
snow）的《紅星照耀中國》、馬列選集這些沒人敢碰的禁書。他細讀美和審美的社會功利性以及藝術的勞動起源這一類的美學。1959年，他開始寫小說了，在尉天驄主編的《筆匯》發表。從此他沒停筆，用他冷峻而又豐潤的筆，寫出大量精緻、理性、批判性的作品。同時，他的左傾思想渴求實踐，和幾個年輕人組織讀書會，那和台灣的現實是絕對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