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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回憶錄：三生影像 作者：聶華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雷先生越講越興奮，毫無顧忌。獄中夢胡適寫的自勵詩全扔到腦後了。他一開口就不能停，仍然理直氣壯，仍然滿懷悲憤，仍然憂國憂民，仍然以鬥特務為樂。十年鐵窗磨滅不了他的豪情壯誌。雷震還是雷震！
雷先生還有許多話要講。我也有許多話要問。但我和paul必須直奔機場上飛機了。我們隻好起身告辭。
paul說：雷先生，你是我這輩子見到的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我很感激你給我這個機會來看你。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假若你再有機會，你是不是還要做你十四年以前所做的事？
雷先生笑笑。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雷先生和雷夫人送我們到巷口。一聲聲再見，一聲聲珍重。我們一再回頭。兩位老人一直站在那兒──站在正午的烈日中，頻頻招手。
那就是我看到雷先生的最後一麵了。
雷先生於1978年11月因攝護腺癌和腦瘤導致半身不遂，住進醫院。雷太太在那之前跌斷了腿。夫婦倆在醫院中隔鄰而居。雷太太可以拄著手杖到隔壁看望丈夫。她腿還沒復原，就回家了，因為醫藥費和雷先生特別護士費的負擔太重了。她便每隔一天，一拐一拐的，從木柵和景美之間的家，去榮民總醫院看丈夫。最後雷先生隻是靠輸氧維持生命。雷太太在加護病房對雷先生說：儆寰，我知道你很痛苦，你未了的心願，我們會為你料理的，你安心地去吧。
雷太太知道，那未了的心願，就是要向台灣政府索回他在獄中寫的四百多萬字的回憶錄和日記。那不僅是他個人的心路歷程，思想記錄，也是台灣社會發展的重要史料。
1979年3月7日，雷先生去世。
《三生影像》 舊時路，別樣心情(1)
舊時路，別樣心情，1988
1974年以後，我不能回台灣了，作品早就不能在台灣發表了。我上了警總的黑名單。
1987年，台灣政局變化，氣氛鬆和一些了。1988年餘紀忠先生在台為我辛勞奔走遊說，終於邀請我和paul訪台。
我在台灣和餘先生見麵也隻有幾次。真正認識餘先生倒是1964年我離開台灣多年之後。70年代中，台灣兩報還沒創立文學獎，餘先生同意和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合辦一個文學獎。我與paul約餘先生在舊金山見麵。我們到亞洲路過舊金山，時間倉促，未見餘先生之前，我就和當時在愛荷華的溫健鎦、古蒼梧擬了一個計劃，著重寫真實，著重語言和形式的獨創性，稱之為“五四文學獎”。餘先生看後認為很好。他回台灣後，此事就擱淺了。在當時的台灣，“五四”大概是沾不得的。
餘先生開明、遠見，在困難的大環境下，盡力在文化事業上開拓廣闊的道路。他對於當時受迫害的知識分子是同情的，例如我的朋友陳映真和柏楊，他們出獄後，他以各種方式給他們道義的支持。他也要衝破禁忌，爭取新聞自由。1984年，中國大陸在奧運會獲得十五塊金牌，《中國時報》海外版以頭條標題報導。海外版也報導江南被謀殺事件。結果《中國時報》海外版被勒令停辦了，那是海外華人一大損失。
我和餘先生多年沒通音信。1987年，陳怡真來美，順便來愛荷華，遞給我一封餘先生的信，毛筆行書，沒有標點。十幾年以來，那封信一直在我案頭，每次看到就覺十分親切：
華苓：
早就想寫的一封信到今天才托怡真帶來未免太疏懶了這些年來你在國際文化交流上的付出與收穫沒有任何人可以比擬大家都引以為榮台北你好久沒有回來了現在它和以前不同了變得相當大相當廣闊冰雪初融另是一番景象當年參與播種的一分子應該在這時候回來看看假定你時間允許的話明年七八月間我邀請你和paul作我的嘉賓一切由怡真代達
敬頌
康健
餘紀忠手上
十一、一、八七年
寥寥幾行字，含義深刻，情誼真切。餘先生的邀請為自己招來許多麻煩。台灣駐芝加哥辦事處不予簽證。餘先生在各方奔走，上層人士終於允許我入境，但是，警備司令部不批準。餘先生又得奔走。最後，他們要我寫保證書，保證不參加政治活動，不為共產黨作宣傳。餘先生知道我不會寫什麽保證書，對他們說：那她不會來了。實際上，我從未參加任何實際政治活動，也從未為任何黨派作宣傳。餘先生終於說服他們，由他為我保證。我得到台灣駐芝加哥辦事處電話，對方說可以給我簽證了，但是嚴厲警告我：不準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不準為大陸宣傳。
1974年，我同paul到台灣幾天，隻為探望坐牢十年出獄的雷震先生。聽從朋友的建議，我們是悄悄地來，悄悄地走。1988年5月這次可不同了，我們是餘先生的“嘉賓”，盡情享受了台灣“冰雪初融”的人文景觀，和老朋友聚會，和新朋友相識。我們晚上抵達台北，餘範英和季季以及一些作家好友在機場迎接。到旅館扔下行李，我們就去酒吧喝酒。我和範英初次見麵，她在酒吧望著我和paul說：因為paul愛你，他也愛我們每個人。我們倆對範英立刻奉為知音。每個人搶著說話，誰也聽不見誰，但每個人都很興奮，我們都在慶祝那象徵性的一刻:台灣的冰雪融化了。那晚，我喝了幾杯白蘭地，吞了兩顆分量很重的安眠藥，也不能睡覺。
第二天，餘先生夫婦在家中設宴款待我們，煞費苦心邀請了我多年未見的朋友，其中有潘人木、朱立民、孟瑤、王文興、蔡文甫。十幾年不見餘先生了，他仍然神采奕奕。因為paul在座，他用英文講到我們為民主的努力。其實，那也是他努力的目標，在台灣本土努力，更為艱辛，更為可貴。
雷先生還有許多話要講。我也有許多話要問。但我和paul必須直奔機場上飛機了。我們隻好起身告辭。
paul說：雷先生，你是我這輩子見到的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我很感激你給我這個機會來看你。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假若你再有機會，你是不是還要做你十四年以前所做的事？
雷先生笑笑。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雷先生和雷夫人送我們到巷口。一聲聲再見，一聲聲珍重。我們一再回頭。兩位老人一直站在那兒──站在正午的烈日中，頻頻招手。
那就是我看到雷先生的最後一麵了。
雷先生於1978年11月因攝護腺癌和腦瘤導致半身不遂，住進醫院。雷太太在那之前跌斷了腿。夫婦倆在醫院中隔鄰而居。雷太太可以拄著手杖到隔壁看望丈夫。她腿還沒復原，就回家了，因為醫藥費和雷先生特別護士費的負擔太重了。她便每隔一天，一拐一拐的，從木柵和景美之間的家，去榮民總醫院看丈夫。最後雷先生隻是靠輸氧維持生命。雷太太在加護病房對雷先生說：儆寰，我知道你很痛苦，你未了的心願，我們會為你料理的，你安心地去吧。
雷太太知道，那未了的心願，就是要向台灣政府索回他在獄中寫的四百多萬字的回憶錄和日記。那不僅是他個人的心路歷程，思想記錄，也是台灣社會發展的重要史料。
1979年3月7日，雷先生去世。
《三生影像》 舊時路，別樣心情(1)
舊時路，別樣心情，1988
1974年以後，我不能回台灣了，作品早就不能在台灣發表了。我上了警總的黑名單。
1987年，台灣政局變化，氣氛鬆和一些了。1988年餘紀忠先生在台為我辛勞奔走遊說，終於邀請我和paul訪台。
我在台灣和餘先生見麵也隻有幾次。真正認識餘先生倒是1964年我離開台灣多年之後。70年代中，台灣兩報還沒創立文學獎，餘先生同意和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合辦一個文學獎。我與paul約餘先生在舊金山見麵。我們到亞洲路過舊金山，時間倉促，未見餘先生之前，我就和當時在愛荷華的溫健鎦、古蒼梧擬了一個計劃，著重寫真實，著重語言和形式的獨創性，稱之為“五四文學獎”。餘先生看後認為很好。他回台灣後，此事就擱淺了。在當時的台灣，“五四”大概是沾不得的。
餘先生開明、遠見，在困難的大環境下，盡力在文化事業上開拓廣闊的道路。他對於當時受迫害的知識分子是同情的，例如我的朋友陳映真和柏楊，他們出獄後，他以各種方式給他們道義的支持。他也要衝破禁忌，爭取新聞自由。1984年，中國大陸在奧運會獲得十五塊金牌，《中國時報》海外版以頭條標題報導。海外版也報導江南被謀殺事件。結果《中國時報》海外版被勒令停辦了，那是海外華人一大損失。
我和餘先生多年沒通音信。1987年，陳怡真來美，順便來愛荷華，遞給我一封餘先生的信，毛筆行書，沒有標點。十幾年以來，那封信一直在我案頭，每次看到就覺十分親切：
華苓：
早就想寫的一封信到今天才托怡真帶來未免太疏懶了這些年來你在國際文化交流上的付出與收穫沒有任何人可以比擬大家都引以為榮台北你好久沒有回來了現在它和以前不同了變得相當大相當廣闊冰雪初融另是一番景象當年參與播種的一分子應該在這時候回來看看假定你時間允許的話明年七八月間我邀請你和paul作我的嘉賓一切由怡真代達
敬頌
康健
餘紀忠手上
十一、一、八七年
寥寥幾行字，含義深刻，情誼真切。餘先生的邀請為自己招來許多麻煩。台灣駐芝加哥辦事處不予簽證。餘先生在各方奔走，上層人士終於允許我入境，但是，警備司令部不批準。餘先生又得奔走。最後，他們要我寫保證書，保證不參加政治活動，不為共產黨作宣傳。餘先生知道我不會寫什麽保證書，對他們說：那她不會來了。實際上，我從未參加任何實際政治活動，也從未為任何黨派作宣傳。餘先生終於說服他們，由他為我保證。我得到台灣駐芝加哥辦事處電話，對方說可以給我簽證了，但是嚴厲警告我：不準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不準為大陸宣傳。
1974年，我同paul到台灣幾天，隻為探望坐牢十年出獄的雷震先生。聽從朋友的建議，我們是悄悄地來，悄悄地走。1988年5月這次可不同了，我們是餘先生的“嘉賓”，盡情享受了台灣“冰雪初融”的人文景觀，和老朋友聚會，和新朋友相識。我們晚上抵達台北，餘範英和季季以及一些作家好友在機場迎接。到旅館扔下行李，我們就去酒吧喝酒。我和範英初次見麵，她在酒吧望著我和paul說：因為paul愛你，他也愛我們每個人。我們倆對範英立刻奉為知音。每個人搶著說話，誰也聽不見誰，但每個人都很興奮，我們都在慶祝那象徵性的一刻:台灣的冰雪融化了。那晚，我喝了幾杯白蘭地，吞了兩顆分量很重的安眠藥，也不能睡覺。
第二天，餘先生夫婦在家中設宴款待我們，煞費苦心邀請了我多年未見的朋友，其中有潘人木、朱立民、孟瑤、王文興、蔡文甫。十幾年不見餘先生了，他仍然神采奕奕。因為paul在座，他用英文講到我們為民主的努力。其實，那也是他努力的目標，在台灣本土努力，更為艱辛，更為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