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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回憶錄：三生影像 作者：聶華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天蒙蒙亮，母親醒來，看見我在床邊，拉著我的手說：你在這裏，我就心安了。這幾天，你猜我想什麽人？想你爹！二三十年了，怎麽現在這麽想他！我一個人睡在床上想，說不定他會走進房，笑眯眯的，也不說話。我問他：噫！你怎麽來了？你害我吃了這麽多年的苦，把兒女都撫養成人了，你來享現成福呀。他笑笑：我來找我的老伴呀。我點頭笑笑：你來得正好！
我輕輕捏著母親的手指頭，一個個捏著，然後按摩那瘦得隻剩一把骨頭的手，逐漸向上按摩，手腕，手臂。母親微笑著閉著眼說：好，好，莫停，一停，我又怕你不在這裏了。
一天晚上，母親要我回家好好睡一覺。
我回家坐在母親空空的房中。我要呼吸母親剩餘的氣息。屋子裏漆黑，一潭冰凍的黑。我凍在潭心。一隻蜻蜓滿屋飛。我一伸手，抓住了蜻蜓，把蜻蜓捏得緊緊的，另一隻手從字紙簍裏掏出一小片舊報紙，把蜻蜓兜在裏麵，把報紙上端扭了又扭，正要將那一團紙扔出窗外，感覺到紙包裏的顫抖。我將報紙裏的蜻蜓扔進了字紙簍，回到我的房間。躺在床上，睡不著。悠悠萬年，一個人和一隻蜻蜓在黑暗中碰上了。蜻蜓輕微的顫抖仍留在我指頭上。那就是生命。那就是我母親渴望的生命。我從床上跳起，從字紙簍裏抓出那一團破報紙，打開來一把扔出窗外，扔到鳳凰木下。鳳凰木旁有一朵粉藍小花。太陽會再升起來。蜻蜓會再飛起來。天下雨了。我聽見雨打鳳凰木的聲音，雨打破報紙的聲音，蜻蜓翅膀顫抖的聲音。
第二天一清早，我匆匆趕到醫院，仿佛遲一步就見不到母親了。
你這麽早就來了？母親每天看見我總好像多年沒見那樣驚喜。華苓，有件好笑的事告訴你。她壓低了聲音，聲音已咳得沙啞了：昨天晚上，我咳嗽了好半天。同房那個病人的女兒，坐在靠我這一邊。以為我是肺病，嚇得她連忙把椅子搬到另一邊去了。母親笑著對我眨眨眼。嚇嚇她，離得遠一點，我可以清靜一點。母親對我頑皮地笑笑，咳出一口痰。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母親睡著了。我乘機回家看一下，又不禁走進母親房中，坐在靠窗的朱紅沙發上。每次我都是坐在那兒，母親斜靠在床上，恨不得我就坐在那兒談談天，說說話。我總是匆匆忙忙，要去工作，要去教課，要去趕稿子，要去會朋友，要去看電影，很多要去做的事。現在，我坐在母親房中，她各種神態全湧在眼前了。母親穿著大擺大袖的黑緞子旗袍，搭著一條白絲圍巾，戴著眼鏡，微微踮起一隻腳，透著點兒挑逗，又有些不舍地笑著。母親披著狐皮領黑鬥篷，額前一抹劉海，在雪地裏走過兩根大石柱，走進屋內迎麵的大穿衣鏡裏。漢口江漢關碼頭上，白色鮮花的牌坊掛著“魂兮歸來”的橫幅。母親一身白布孝服，昏倒在父親朱紅棺材旁邊。母親灰衣灰鞋，拿著鞭子，在陽台上趕著打她長子漢仲，鞭子打斷了，轉身伏在父親靈前痛哭。
醫院突然來了電話，母親情況危急。我通知了兩個妹妹，?去醫院。醫生正在搶救母親。她張著嘴，喉嚨呼嚕著痰，插了一個管子。母親一看見我，就揮手要我握著她的手。我兩手緊緊捧著母親的手。兩個妹妹陸續趕到了。醫生用一根管子插在她喉嚨裏抽痰。母親的臉扭曲著掙紮呼吸。我的手越攥越緊，母親的手越來越鬆了，呼吸越來越微弱了。
母親的手終於撒開了。
那天是1962年11月15日。
《三生影像》 再見雷震，1974(1)
1974年先生已出獄四年了，我已定居愛荷華十年。我和paul將旅行亞洲兩個月，決定去台灣看雷先生。當然，我也想和paul去大陸。到了香港，同時向兩岸申請入境。大陸杳無回應。台灣可以入境，但是安格爾對我的安全不放心，打電話給駐台美國大使館探問，回說應該沒有問題，大使館將派人去機場接我們。
十年了，又回台灣，我們一到台北，立刻要去看雷先生。我認識的人反應不同，有的人不置可否──那是個沉默的年代。有的人說，雷震出獄以後也過得不錯嘛，讓他過幾天安靜日子吧，現在不必去擾他了，也不必為他再招麻煩了。有的人非常了解我要去看雷震的心情，當然應該去，但不要聲張，也不必馬上去，最好在離開台灣的那一天，也不要待得太久，見見麵知道他生活得很好就行了，待久了就可疑了。看了雷震就上飛機。為什麽呢？因為，因為──朋友笑笑，很抱歉的樣子，因為你們見他太早，要是有人知道了，在報上打你一棍子，再有人一起鬧，你們在這兒幾天就不愉快了。你最好是悄悄地來，悄悄地走。那麽，我們可不可以看看《自由中國》的老朋友呢？最好不要為他們惹麻煩了。
夏道平和雷先生交誼深摯，是雷先生出獄後仍然敢去探望他的老友，他對雷先生現況比較清楚。我打電話給他。我心情激動，卻極力平靜，沒敢多說，隻是告他我想去看雷先生，請他問雷先生我和paul是否可去看他，並告他我們去看他的日期和時間，正是我們離台的那一天，上午11點。夏道平說得等一兩天，雷先生才能知道什麽時候可以見我們。我明白夏道平的意思：雷先生的電話有特務竊聽，他們需要時間決定雷先生是否可見我。我和夏道平從沒斷絕書信來往，電話中他沒說要見我，我就了解他困難的處境了。兩天以後，夏道平來電話說，雷先生可以見我們，並要在家請我們吃飯。我說我們隻能去看雷先生兩個小時，看他之後立刻就上飛機回愛荷華了。他哦了一聲，沒說一句話。
我輕輕捏著母親的手指頭，一個個捏著，然後按摩那瘦得隻剩一把骨頭的手，逐漸向上按摩，手腕，手臂。母親微笑著閉著眼說：好，好，莫停，一停，我又怕你不在這裏了。
一天晚上，母親要我回家好好睡一覺。
我回家坐在母親空空的房中。我要呼吸母親剩餘的氣息。屋子裏漆黑，一潭冰凍的黑。我凍在潭心。一隻蜻蜓滿屋飛。我一伸手，抓住了蜻蜓，把蜻蜓捏得緊緊的，另一隻手從字紙簍裏掏出一小片舊報紙，把蜻蜓兜在裏麵，把報紙上端扭了又扭，正要將那一團紙扔出窗外，感覺到紙包裏的顫抖。我將報紙裏的蜻蜓扔進了字紙簍，回到我的房間。躺在床上，睡不著。悠悠萬年，一個人和一隻蜻蜓在黑暗中碰上了。蜻蜓輕微的顫抖仍留在我指頭上。那就是生命。那就是我母親渴望的生命。我從床上跳起，從字紙簍裏抓出那一團破報紙，打開來一把扔出窗外，扔到鳳凰木下。鳳凰木旁有一朵粉藍小花。太陽會再升起來。蜻蜓會再飛起來。天下雨了。我聽見雨打鳳凰木的聲音，雨打破報紙的聲音，蜻蜓翅膀顫抖的聲音。
第二天一清早，我匆匆趕到醫院，仿佛遲一步就見不到母親了。
你這麽早就來了？母親每天看見我總好像多年沒見那樣驚喜。華苓，有件好笑的事告訴你。她壓低了聲音，聲音已咳得沙啞了：昨天晚上，我咳嗽了好半天。同房那個病人的女兒，坐在靠我這一邊。以為我是肺病，嚇得她連忙把椅子搬到另一邊去了。母親笑著對我眨眨眼。嚇嚇她，離得遠一點，我可以清靜一點。母親對我頑皮地笑笑，咳出一口痰。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母親睡著了。我乘機回家看一下，又不禁走進母親房中，坐在靠窗的朱紅沙發上。每次我都是坐在那兒，母親斜靠在床上，恨不得我就坐在那兒談談天，說說話。我總是匆匆忙忙，要去工作，要去教課，要去趕稿子，要去會朋友，要去看電影，很多要去做的事。現在，我坐在母親房中，她各種神態全湧在眼前了。母親穿著大擺大袖的黑緞子旗袍，搭著一條白絲圍巾，戴著眼鏡，微微踮起一隻腳，透著點兒挑逗，又有些不舍地笑著。母親披著狐皮領黑鬥篷，額前一抹劉海，在雪地裏走過兩根大石柱，走進屋內迎麵的大穿衣鏡裏。漢口江漢關碼頭上，白色鮮花的牌坊掛著“魂兮歸來”的橫幅。母親一身白布孝服，昏倒在父親朱紅棺材旁邊。母親灰衣灰鞋，拿著鞭子，在陽台上趕著打她長子漢仲，鞭子打斷了，轉身伏在父親靈前痛哭。
醫院突然來了電話，母親情況危急。我通知了兩個妹妹，?去醫院。醫生正在搶救母親。她張著嘴，喉嚨呼嚕著痰，插了一個管子。母親一看見我，就揮手要我握著她的手。我兩手緊緊捧著母親的手。兩個妹妹陸續趕到了。醫生用一根管子插在她喉嚨裏抽痰。母親的臉扭曲著掙紮呼吸。我的手越攥越緊，母親的手越來越鬆了，呼吸越來越微弱了。
母親的手終於撒開了。
那天是1962年11月15日。
《三生影像》 再見雷震，1974(1)
1974年先生已出獄四年了，我已定居愛荷華十年。我和paul將旅行亞洲兩個月，決定去台灣看雷先生。當然，我也想和paul去大陸。到了香港，同時向兩岸申請入境。大陸杳無回應。台灣可以入境，但是安格爾對我的安全不放心，打電話給駐台美國大使館探問，回說應該沒有問題，大使館將派人去機場接我們。
十年了，又回台灣，我們一到台北，立刻要去看雷先生。我認識的人反應不同，有的人不置可否──那是個沉默的年代。有的人說，雷震出獄以後也過得不錯嘛，讓他過幾天安靜日子吧，現在不必去擾他了，也不必為他再招麻煩了。有的人非常了解我要去看雷震的心情，當然應該去，但不要聲張，也不必馬上去，最好在離開台灣的那一天，也不要待得太久，見見麵知道他生活得很好就行了，待久了就可疑了。看了雷震就上飛機。為什麽呢？因為，因為──朋友笑笑，很抱歉的樣子，因為你們見他太早，要是有人知道了，在報上打你一棍子，再有人一起鬧，你們在這兒幾天就不愉快了。你最好是悄悄地來，悄悄地走。那麽，我們可不可以看看《自由中國》的老朋友呢？最好不要為他們惹麻煩了。
夏道平和雷先生交誼深摯，是雷先生出獄後仍然敢去探望他的老友，他對雷先生現況比較清楚。我打電話給他。我心情激動，卻極力平靜，沒敢多說，隻是告他我想去看雷先生，請他問雷先生我和paul是否可去看他，並告他我們去看他的日期和時間，正是我們離台的那一天，上午11點。夏道平說得等一兩天，雷先生才能知道什麽時候可以見我們。我明白夏道平的意思：雷先生的電話有特務竊聽，他們需要時間決定雷先生是否可見我。我和夏道平從沒斷絕書信來往，電話中他沒說要見我，我就了解他困難的處境了。兩天以後，夏道平來電話說，雷先生可以見我們，並要在家請我們吃飯。我說我們隻能去看雷先生兩個小時，看他之後立刻就上飛機回愛荷華了。他哦了一聲，沒說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