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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回憶錄：三生影像 作者：聶華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三生影像》 愛情，鮮花，夢想(1)
愛情，鮮花，夢想的莊園——殷海光
鬆江路124巷3號，是我在台北的家。當時的鬆江路隻有兩三條小巷，在空蕩蕩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國》剛創辦時，從台灣省政府借來的，那時正是吳國禎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三房一廳的房子，隻有殷海光一個人住。誰也不願去沾惹他，人都說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話不投機，立刻拒人於千裏之外。
殷海光抗戰時在昆明的西南聯大，是金嶽霖的學生，非常佩服他老師的學養和為人。他十六歲時對於邏輯學的心得，就得到金嶽霖的重視，引用在他的著作中。抗戰後，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報》主筆，徐蚌會戰，他一篇社論《趕快收拾人心》，針砭當時的國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許多知識分子的共鳴。他到台灣後，應傅斯年之聘在台灣大學教書，離開《中央日報》，並參加《自由中國》任編輯委員。
1949年，一群年輕知識分子剛從大陸到台灣，常在一起聚會，討論中國的未來。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參加，也是第一次見到殷海光。他比他們隻年長幾歲，儼然是他們的大師。朋友們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聽聽殷海光的意見。然而，大師不講話，兩眉緊鎖坐在那兒。筆挺的希臘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兩道清光，一蓬亂發任性地搭在額頭上。他久久不說話，仿佛肩上壓著千斤重擔，不知如何卸下才好。他終於講話了，湖北腔的國語，一個個字，咬得清楚、準確、堅定。他逐漸來勁了，講起他的道了。他那時的道是中國必須全盤西化，反對傳統。後來在另一個場合，突然有人在房門口叫了我一聲，抬頭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來招呼他。他卻頭一扭，硬著脖子走了。許久以後，我才知道，他發現屋子裏有個“氣壓很低”的人。
我拖著母親弟弟妹妹從大陸到台灣，哪裏還有選擇住處的自由？一家人隻有懷著凶吉不可測的心情，搬到鬆江路。
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園子裏種花，對我們打了個招呼，沒有歡迎，也沒有不歡迎的樣子。但是，來日方長，和母親所稱的那個“怪物”，擠在四堵灰色土牆內，是否能相安無事，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走出房來，桌上一束紅艷艷的玫瑰花！殷海光園子裏的玫瑰花！他摘下送給我母親。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氣。
那是我們台灣生活中第一束花。
我對母親說：莫擔心，殷海光是愛花的人。
母親說：我才不怕他！
就從那一束玫瑰花開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他在我家搭夥。我們喜歡吃硬飯和辣椒，他一顆顆飯往嘴裏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醬油。但他從沒說什麽。後來母親發現他有胃病，問他為什麽不早說呢？他說：人對人的要求，就像銀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點。不要求人，不動存款，你永遠是富人。
母親把飯煮得軟軟的，辣椒醬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沒一搭地吃著。他和我們一起吃飯，好像隻是為了談話：談美、談愛情、談婚姻、談中國人的問題、談未來的世界、談昆明的學生生活、談他景仰的老師金嶽霖。有時候，在黑夜無邊的寂靜中，他從外麵回來，隻聽見他沉沉的腳步聲，然後喀嚓一下關房門的聲音。不一會兒，他就端著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來，走到我們房門口：我——我可不可以進來坐一坐？母親看到殷海光總是很高興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他淺淺啜著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許一句話也不說，坐一會兒就走了。也許又娓娓談起來。他說話的聲調隨情緒而變化，有時如長江大河，一瀉千裏，有時又如春風，徐徐撩來。
他談到昆明的天：很藍，很美，飄著雲。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樸實。駝鈴從蒼蒼茫茫的天邊盪來，趕駱駝的人臉上帶著笑。我們剛從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遺產還沒有受到損傷，戰爭也還沒有傷到人的元氣。人和人之間交流著一種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暢。我有時候坐在湖邊思考，偶爾有一對情侶走過去，我就想著未來美好的世界。月亮出來了，我沿著湖散步，一個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個人站在曠野裏，雪花飄在身上。
《三生影像》 愛情，鮮花，夢想(2)
他也常常感時傷事：現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種：一種是糞坑裏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著。一種是失掉人性的軀殼，隻是本能地生存著，沒有笑，沒有淚，沒有愛，也沒有恨。還有一種人生活在精神境界裏，用毅力和信心保護自己。物質的世界是狹小的，充滿欺詐和各種利害衝突。隻有在精神世界裏，才能開拓無限樂土，自由自在，與世無爭。
殷海光說西方文化的好處之一是線條清楚，不講麵子。他向我家借三塊錢，收到稿費，必定鄭重其事雙手奉還。我家向他借三塊錢，他就會問：幾時還？下星期三我要買書。母親說：星期二一定還。他才借給我們三塊錢，否則，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樣子碰過一鼻子灰。
他又說西方文化另一好處是人有科學頭腦，講究分析。他論事論人，鋒利冷酷，一層一層剝開來分析。因為沒有惡意，所以不傷人。有天晚上，他和幾個朋友在我家聊天。他興致來了，把在座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來了，講了一個通宵。他指著一個人的鼻子，斬釘截鐵地下了一句結論：你是一團泥巴！那團泥巴哭喪臉跟著我們哈哈大笑。
愛情，鮮花，夢想的莊園——殷海光
鬆江路124巷3號，是我在台北的家。當時的鬆江路隻有兩三條小巷，在空蕩蕩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國》剛創辦時，從台灣省政府借來的，那時正是吳國禎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三房一廳的房子，隻有殷海光一個人住。誰也不願去沾惹他，人都說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話不投機，立刻拒人於千裏之外。
殷海光抗戰時在昆明的西南聯大，是金嶽霖的學生，非常佩服他老師的學養和為人。他十六歲時對於邏輯學的心得，就得到金嶽霖的重視，引用在他的著作中。抗戰後，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報》主筆，徐蚌會戰，他一篇社論《趕快收拾人心》，針砭當時的國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許多知識分子的共鳴。他到台灣後，應傅斯年之聘在台灣大學教書，離開《中央日報》，並參加《自由中國》任編輯委員。
1949年，一群年輕知識分子剛從大陸到台灣，常在一起聚會，討論中國的未來。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參加，也是第一次見到殷海光。他比他們隻年長幾歲，儼然是他們的大師。朋友們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聽聽殷海光的意見。然而，大師不講話，兩眉緊鎖坐在那兒。筆挺的希臘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兩道清光，一蓬亂發任性地搭在額頭上。他久久不說話，仿佛肩上壓著千斤重擔，不知如何卸下才好。他終於講話了，湖北腔的國語，一個個字，咬得清楚、準確、堅定。他逐漸來勁了，講起他的道了。他那時的道是中國必須全盤西化，反對傳統。後來在另一個場合，突然有人在房門口叫了我一聲，抬頭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來招呼他。他卻頭一扭，硬著脖子走了。許久以後，我才知道，他發現屋子裏有個“氣壓很低”的人。
我拖著母親弟弟妹妹從大陸到台灣，哪裏還有選擇住處的自由？一家人隻有懷著凶吉不可測的心情，搬到鬆江路。
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園子裏種花，對我們打了個招呼，沒有歡迎，也沒有不歡迎的樣子。但是，來日方長，和母親所稱的那個“怪物”，擠在四堵灰色土牆內，是否能相安無事，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走出房來，桌上一束紅艷艷的玫瑰花！殷海光園子裏的玫瑰花！他摘下送給我母親。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氣。
那是我們台灣生活中第一束花。
我對母親說：莫擔心，殷海光是愛花的人。
母親說：我才不怕他！
就從那一束玫瑰花開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他在我家搭夥。我們喜歡吃硬飯和辣椒，他一顆顆飯往嘴裏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醬油。但他從沒說什麽。後來母親發現他有胃病，問他為什麽不早說呢？他說：人對人的要求，就像銀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點。不要求人，不動存款，你永遠是富人。
母親把飯煮得軟軟的，辣椒醬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沒一搭地吃著。他和我們一起吃飯，好像隻是為了談話：談美、談愛情、談婚姻、談中國人的問題、談未來的世界、談昆明的學生生活、談他景仰的老師金嶽霖。有時候，在黑夜無邊的寂靜中，他從外麵回來，隻聽見他沉沉的腳步聲，然後喀嚓一下關房門的聲音。不一會兒，他就端著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來，走到我們房門口：我——我可不可以進來坐一坐？母親看到殷海光總是很高興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他淺淺啜著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許一句話也不說，坐一會兒就走了。也許又娓娓談起來。他說話的聲調隨情緒而變化，有時如長江大河，一瀉千裏，有時又如春風，徐徐撩來。
他談到昆明的天：很藍，很美，飄著雲。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樸實。駝鈴從蒼蒼茫茫的天邊盪來，趕駱駝的人臉上帶著笑。我們剛從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遺產還沒有受到損傷，戰爭也還沒有傷到人的元氣。人和人之間交流著一種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暢。我有時候坐在湖邊思考，偶爾有一對情侶走過去，我就想著未來美好的世界。月亮出來了，我沿著湖散步，一個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個人站在曠野裏，雪花飄在身上。
《三生影像》 愛情，鮮花，夢想(2)
他也常常感時傷事：現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種：一種是糞坑裏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著。一種是失掉人性的軀殼，隻是本能地生存著，沒有笑，沒有淚，沒有愛，也沒有恨。還有一種人生活在精神境界裏，用毅力和信心保護自己。物質的世界是狹小的，充滿欺詐和各種利害衝突。隻有在精神世界裏，才能開拓無限樂土，自由自在，與世無爭。
殷海光說西方文化的好處之一是線條清楚，不講麵子。他向我家借三塊錢，收到稿費，必定鄭重其事雙手奉還。我家向他借三塊錢，他就會問：幾時還？下星期三我要買書。母親說：星期二一定還。他才借給我們三塊錢，否則，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樣子碰過一鼻子灰。
他又說西方文化另一好處是人有科學頭腦，講究分析。他論事論人，鋒利冷酷，一層一層剝開來分析。因為沒有惡意，所以不傷人。有天晚上，他和幾個朋友在我家聊天。他興致來了，把在座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來了，講了一個通宵。他指著一個人的鼻子，斬釘截鐵地下了一句結論：你是一團泥巴！那團泥巴哭喪臉跟著我們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