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了，蘇聯也解體了，這迫使我們思考諸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之類的新的危險。同時，除了突然失業、技術嫻熟的蘇聯科學家有可能與其他國家分享所擁有的危險技術外，俄羅斯“不牢靠的核設施”的危險性也在廣泛的討論之中。可裂變材料和生物武器也可能落入恐怖分子或一些像伊拉克、伊朗、北韓這些所謂的無賴國家手中，他們也許仍然在尋求這些武器，威脅所在地區的鄰近國家。
由於認識到這一潛在的危險，美國展開了一係列措施來跟蹤、阻止或限製武器擴散。美國中央情報局建立了軍備控製和非擴散中心，美國政府也與其它國家一起防止伊拉克、伊朗和北韓這類國家獲得敏感性技術和材料。納恩-盧格法案提供了數億美元，幫助鑑定並確保蘇聯核武器的安全，銷毀其發射係統，封閉核測試隧道，並且聘用曾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項目工作過的科學家。他們還說服新獨立的國家將其核武器歸還俄羅斯，並且銷毀其飛彈和發射台。美國從國外大量購買高濃縮鈾，將可裂變材料轉運到國內安全的貯藏庫中。一些國際條約和公約也相繼締結，幫助建立核查製度來解決這些問題，如彈道飛彈技術控製體係、化學武器協定、生物武器協定、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隻有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才能夠推行這類平穩而又廣泛的預防性措施。
但是，即使美國付出了努力，也無法保證最後的勝利：科學家們會秘密穿越國境，一張計算機磁碟就能把核心的科技突破帶到國外，那些致命的貨物會隱藏在日益膨脹的國際貿易的物流之中。武器擴散的機會可能會減少，比率也可能會降低。盡管作了很多努力，但是，看起來，至少有一些武器擴散可能最終是無法避免的。而且，我們還沒有麵對麵地遭遇這一懲罰。1994年，我們毅然對北韓的核活動進行限製，至少暫時獲得了成功，但是，我們早就知道，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是未公開的核國家。我們知道，伊朗也在努力發展核武器。
而伊拉克是一個特例，不是指恐怖分子的威脅，而是在幾個無賴國家中，伊拉克是唯一受1991年聯合國決議法律上的約束，必須放棄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能力的國家。除了在鎮壓本國平民時至少使用過一次外，20世紀80年代，伊拉克在與伊朗的戰爭中也曾使用過化學武器（當然伊朗也擁有並使用了化學武器）。海灣戰爭之後，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伊拉克也被懷疑在尋求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實際上，經濟製裁和聯合國核查給了美國更好的手段來遏製伊拉克的武器計劃，而對於伊朗或北韓卻不那麽容易。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伊拉克的行為與更為激進的伊斯蘭分子有聯繫，實際上，在海灣戰爭期間，盡管薩達姆試圖以恐怖主義作為一個武器，但是，他是一個復興主義者、世俗的社會主義者，被伊斯蘭極端分子視為敵人。
同時，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對美國的威脅不斷上升，像埃及的伊斯蘭聖戰運動，它與基地組織合為一體。1998年2月，奧馬薩·本·拉登對美國發表了伊斯蘭判決，號召發起聖戰，宣稱每個美國人都是一個合法的目標。1998年8月，基地組織的汽車炸彈摧毀了美國駐坦尚尼亞和肯亞的大使館。
20世紀90年代後期，在比爾·柯林頓總統任期內，美國對基地組織相對有了詳盡的了解，包括該組織的總體目標、世界各地的分布情況和各種財政援助。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臨時軍營是最明顯和最易受到攻擊的資產。在駐坦尚尼亞和肯亞大使館被襲擊之後，美國實施報復，襲擊了蘇丹的製藥廠，據說它支持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活動並且可能部分為本·拉登所擁有，此外，還向阿富汗營地發射了巡航飛彈。飛彈集中了營地，但顯然，本·拉登獲得了足夠的情報，已經逃跑了。製藥廠被炸毀了，但是，後來的證據卻難以發現該工廠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者本·拉登之間有任何的聯繫。直到2001年，針對本·拉登的戰役轉入秘密計劃和行動的隱秘世界中。
在美國國內，冷戰結束後，外交政策的一致性被中斷了，至今尚未恢復。在解決巴爾幹、索馬利亞和海地等地區性不穩定問題上，柯林頓政府更傾向於多邊解決方案。而這給人們造成的印象是，當局猶豫不決、拖泥帶水，甚至有人說是軟弱無力。早在1991年海灣戰爭結束時，喬治·h·w·布希政府中的一些人認識到，蘇維埃帝國的解體已為美國更自由地使用其超級軍事力量開闢了道路。到1996年，這一集團中的一些人又提出，應動用美國軍事力量平息中東局勢，通過軍事行動或威脅，剷除與美國及其盟國以色列為敵的政權。1998年，在這十幾個人中，作為新美國世紀方案的一部分，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和保羅·沃爾夫威茨致信柯林頓總統，請求他“總之，以剷除薩達姆·海珊政權為目標” 。他們還說，“在近期內，當外交手段顯然已失敗的情況下，這意味著應採取積極的軍事行動”。但是，他們的想法並不是基於任何伊拉克與恐怖分子的聯繫，而是害怕薩達姆可能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運載手段，“對駐紮在該地區的美國軍隊，我們的盟友，如以色列和溫和的阿拉伯國家，以及世界大部分的石油供應安全”造成威脅。推翻薩達姆成為共和黨內強硬派活動的主題。
由於認識到這一潛在的危險，美國展開了一係列措施來跟蹤、阻止或限製武器擴散。美國中央情報局建立了軍備控製和非擴散中心，美國政府也與其它國家一起防止伊拉克、伊朗和北韓這類國家獲得敏感性技術和材料。納恩-盧格法案提供了數億美元，幫助鑑定並確保蘇聯核武器的安全，銷毀其發射係統，封閉核測試隧道，並且聘用曾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項目工作過的科學家。他們還說服新獨立的國家將其核武器歸還俄羅斯，並且銷毀其飛彈和發射台。美國從國外大量購買高濃縮鈾，將可裂變材料轉運到國內安全的貯藏庫中。一些國際條約和公約也相繼締結，幫助建立核查製度來解決這些問題，如彈道飛彈技術控製體係、化學武器協定、生物武器協定、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隻有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才能夠推行這類平穩而又廣泛的預防性措施。
但是，即使美國付出了努力，也無法保證最後的勝利：科學家們會秘密穿越國境，一張計算機磁碟就能把核心的科技突破帶到國外，那些致命的貨物會隱藏在日益膨脹的國際貿易的物流之中。武器擴散的機會可能會減少，比率也可能會降低。盡管作了很多努力，但是，看起來，至少有一些武器擴散可能最終是無法避免的。而且，我們還沒有麵對麵地遭遇這一懲罰。1994年，我們毅然對北韓的核活動進行限製，至少暫時獲得了成功，但是，我們早就知道，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是未公開的核國家。我們知道，伊朗也在努力發展核武器。
而伊拉克是一個特例，不是指恐怖分子的威脅，而是在幾個無賴國家中，伊拉克是唯一受1991年聯合國決議法律上的約束，必須放棄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能力的國家。除了在鎮壓本國平民時至少使用過一次外，20世紀80年代，伊拉克在與伊朗的戰爭中也曾使用過化學武器（當然伊朗也擁有並使用了化學武器）。海灣戰爭之後，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伊拉克也被懷疑在尋求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實際上，經濟製裁和聯合國核查給了美國更好的手段來遏製伊拉克的武器計劃，而對於伊朗或北韓卻不那麽容易。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伊拉克的行為與更為激進的伊斯蘭分子有聯繫，實際上，在海灣戰爭期間，盡管薩達姆試圖以恐怖主義作為一個武器，但是，他是一個復興主義者、世俗的社會主義者，被伊斯蘭極端分子視為敵人。
同時，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對美國的威脅不斷上升，像埃及的伊斯蘭聖戰運動，它與基地組織合為一體。1998年2月，奧馬薩·本·拉登對美國發表了伊斯蘭判決，號召發起聖戰，宣稱每個美國人都是一個合法的目標。1998年8月，基地組織的汽車炸彈摧毀了美國駐坦尚尼亞和肯亞的大使館。
20世紀90年代後期，在比爾·柯林頓總統任期內，美國對基地組織相對有了詳盡的了解，包括該組織的總體目標、世界各地的分布情況和各種財政援助。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臨時軍營是最明顯和最易受到攻擊的資產。在駐坦尚尼亞和肯亞大使館被襲擊之後，美國實施報復，襲擊了蘇丹的製藥廠，據說它支持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活動並且可能部分為本·拉登所擁有，此外，還向阿富汗營地發射了巡航飛彈。飛彈集中了營地，但顯然，本·拉登獲得了足夠的情報，已經逃跑了。製藥廠被炸毀了，但是，後來的證據卻難以發現該工廠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者本·拉登之間有任何的聯繫。直到2001年，針對本·拉登的戰役轉入秘密計劃和行動的隱秘世界中。
在美國國內，冷戰結束後，外交政策的一致性被中斷了，至今尚未恢復。在解決巴爾幹、索馬利亞和海地等地區性不穩定問題上，柯林頓政府更傾向於多邊解決方案。而這給人們造成的印象是，當局猶豫不決、拖泥帶水，甚至有人說是軟弱無力。早在1991年海灣戰爭結束時，喬治·h·w·布希政府中的一些人認識到，蘇維埃帝國的解體已為美國更自由地使用其超級軍事力量開闢了道路。到1996年，這一集團中的一些人又提出，應動用美國軍事力量平息中東局勢，通過軍事行動或威脅，剷除與美國及其盟國以色列為敵的政權。1998年，在這十幾個人中，作為新美國世紀方案的一部分，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和保羅·沃爾夫威茨致信柯林頓總統，請求他“總之，以剷除薩達姆·海珊政權為目標” 。他們還說，“在近期內，當外交手段顯然已失敗的情況下，這意味著應採取積極的軍事行動”。但是，他們的想法並不是基於任何伊拉克與恐怖分子的聯繫，而是害怕薩達姆可能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運載手段，“對駐紮在該地區的美國軍隊，我們的盟友，如以色列和溫和的阿拉伯國家，以及世界大部分的石油供應安全”造成威脅。推翻薩達姆成為共和黨內強硬派活動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