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國務卿鮑威爾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表達過對戰爭計劃和拉姆斯菲爾德正在實施的軍隊改革計劃的意見。鮑威爾惟一可能早就知道的是他感到伊拉克戰爭計劃使用的兵力是否充足。這很難說是一場爭論，很可能是發言人將自己的話帶上了國務卿的帽子，那根本不是什麽“鮑威爾學說”。
此外，國務卿鮑威爾在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時曾協助開創許多美國軍事技戰術的改革，使海灣戰爭勝利成為可能。他支持1991年的戰爭計劃，那是劃時代的創新。在冷戰結束後他曾幫助美國進行主要軍事力量的削減，這都表明他是支持革新的，並不是一個固執地堅持教條的人。
第三是伊拉克戰爭不可能用拉姆斯菲爾德尋求的那種軍事革新的方式來打。這種軍事革新還沒有在來年的防衛計劃中正式宣布，它隻能等2004財政年度的防衛預算的資助下才正式開始實施。這種拉姆斯菲爾德尋求的改革後的軍事力量至少要5-7年才能形成。
第四是美國空軍、海軍陸戰隊和海軍都有改革考慮，還沒有具體的學說和長期力量改革計劃，隻能是服從或反對拉姆斯菲爾德尚未確定的軍隊改革計劃。
第五，當把“鮑威爾學說”討論的一些內容與美國軍隊的領導人的觀點相聯繫看，軍隊的計劃是最空洞的。美國陸軍打擊旅——陸軍首先努力使其更輕型化、更易於部署——並沒有完全準備使用在伊拉克戰爭。此外，他們主要用於打擊的對象不是伊拉克共和國衛隊重型坦克部隊，而且與任何“鮑威爾學說”和精確打擊力量無關。
迄今為止，美國軍隊遠沒有能夠為其未來戰鬥係統清楚地製訂一個軍隊方案，未來作戰係統還在提出無盡的要點和具體軍種、設備、費用。甚至根據軍方自己提出的，更寬的概念的軍隊改革方案直到2010-2020年的某個未確定的時間才能實施。
圍繞關於“戰爭新樣式”爭論的問題和任何主要軍種計劃決策都是非常嚴肅的。圍繞個人學說沒有任何具體爭論，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國務卿鮑威爾都沒有為個人目的公開發表相互對立的意見。
最後，還有更重要的討論需要美國戰略和防衛計劃的製訂者參加。美國武器在發展戰爭新樣式方麵的成功，並且贏得了伊拉克戰爭的勝利，沒有藉口說是任何形式的 “勝利主義”。美國還是易受不對稱戰爭和恐怖主義的攻擊。那些成功發展的國家沒有很好的答案，先發製人的攻擊或“首次攻擊”能夠引起可怕的地區衝突。
任何勝利的定義都無法忽略戰爭對人類生命的摧殘，對財、物的消耗。它也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就是伊拉克是一個有著各種缺陷的國家，美國現在根本無法確定世界上未來的麵對的對手是否和伊拉克同樣虛弱。
美國在未來任何一場與北韓或俄國、中國對抗的戰爭都麵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美國有能力發動和贏得戰爭的勝利絕非是靠較量通過國家建設和和平調解贏得和平的能力。它“世界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是主要依靠地區聯盟網和堅持全球政治支持的良好平衡。
圍繞伊拉克戰爭還有一個不確定的批評，就是實際上是如何選擇戰爭方式的，製裁和裁軍早就對付薩達姆·海珊了。在薩達姆·海珊統治下的伊拉克發出的威脅看起來好像並不那麽緊迫，從已發現的資料還不清楚伊拉克成功地保留了多少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種潛在的威脅迫使美英不得不對其發動戰爭。薩達姆·侯塞因的專政、侵略和武器擴散有很長的歷史，可以很好地證明伊拉克戰爭的正義性，但是戰爭發動的時機證明還是有些隨意了。
美國戰爭能力的發展也並不意味著美國能漫無目的地尋找敵人，或放棄尋求建設更強大的國際機構和使用外交而非武力。美國可能有能力推翻一係列實力不強而令人反感的領導，但是“能”絕不是“必須”或“應該”的同義詞。正如克勞塞維茨講到的：
“首先，政治家和指揮官必須要認清他們所進行的戰爭的種類，既不能誤解戰爭種類也不能將其轉化成其它的東西，這是影響最深遠的判斷行為。這是戰略問題之首。”
美國必須贏得全世界的信任，以鞏固其聯盟結構和避免建立一個敵對的軍事、政治、經濟聯盟網。信任不是靠戰爭新樣式而是靠正義和嚴謹獲得的。
(結束）
此外，國務卿鮑威爾在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時曾協助開創許多美國軍事技戰術的改革，使海灣戰爭勝利成為可能。他支持1991年的戰爭計劃，那是劃時代的創新。在冷戰結束後他曾幫助美國進行主要軍事力量的削減，這都表明他是支持革新的，並不是一個固執地堅持教條的人。
第三是伊拉克戰爭不可能用拉姆斯菲爾德尋求的那種軍事革新的方式來打。這種軍事革新還沒有在來年的防衛計劃中正式宣布，它隻能等2004財政年度的防衛預算的資助下才正式開始實施。這種拉姆斯菲爾德尋求的改革後的軍事力量至少要5-7年才能形成。
第四是美國空軍、海軍陸戰隊和海軍都有改革考慮，還沒有具體的學說和長期力量改革計劃，隻能是服從或反對拉姆斯菲爾德尚未確定的軍隊改革計劃。
第五，當把“鮑威爾學說”討論的一些內容與美國軍隊的領導人的觀點相聯繫看，軍隊的計劃是最空洞的。美國陸軍打擊旅——陸軍首先努力使其更輕型化、更易於部署——並沒有完全準備使用在伊拉克戰爭。此外，他們主要用於打擊的對象不是伊拉克共和國衛隊重型坦克部隊，而且與任何“鮑威爾學說”和精確打擊力量無關。
迄今為止，美國軍隊遠沒有能夠為其未來戰鬥係統清楚地製訂一個軍隊方案，未來作戰係統還在提出無盡的要點和具體軍種、設備、費用。甚至根據軍方自己提出的，更寬的概念的軍隊改革方案直到2010-2020年的某個未確定的時間才能實施。
圍繞關於“戰爭新樣式”爭論的問題和任何主要軍種計劃決策都是非常嚴肅的。圍繞個人學說沒有任何具體爭論，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國務卿鮑威爾都沒有為個人目的公開發表相互對立的意見。
最後，還有更重要的討論需要美國戰略和防衛計劃的製訂者參加。美國武器在發展戰爭新樣式方麵的成功，並且贏得了伊拉克戰爭的勝利，沒有藉口說是任何形式的 “勝利主義”。美國還是易受不對稱戰爭和恐怖主義的攻擊。那些成功發展的國家沒有很好的答案，先發製人的攻擊或“首次攻擊”能夠引起可怕的地區衝突。
任何勝利的定義都無法忽略戰爭對人類生命的摧殘，對財、物的消耗。它也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就是伊拉克是一個有著各種缺陷的國家，美國現在根本無法確定世界上未來的麵對的對手是否和伊拉克同樣虛弱。
美國在未來任何一場與北韓或俄國、中國對抗的戰爭都麵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美國有能力發動和贏得戰爭的勝利絕非是靠較量通過國家建設和和平調解贏得和平的能力。它“世界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是主要依靠地區聯盟網和堅持全球政治支持的良好平衡。
圍繞伊拉克戰爭還有一個不確定的批評，就是實際上是如何選擇戰爭方式的，製裁和裁軍早就對付薩達姆·海珊了。在薩達姆·海珊統治下的伊拉克發出的威脅看起來好像並不那麽緊迫，從已發現的資料還不清楚伊拉克成功地保留了多少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種潛在的威脅迫使美英不得不對其發動戰爭。薩達姆·侯塞因的專政、侵略和武器擴散有很長的歷史，可以很好地證明伊拉克戰爭的正義性，但是戰爭發動的時機證明還是有些隨意了。
美國戰爭能力的發展也並不意味著美國能漫無目的地尋找敵人，或放棄尋求建設更強大的國際機構和使用外交而非武力。美國可能有能力推翻一係列實力不強而令人反感的領導，但是“能”絕不是“必須”或“應該”的同義詞。正如克勞塞維茨講到的：
“首先，政治家和指揮官必須要認清他們所進行的戰爭的種類，既不能誤解戰爭種類也不能將其轉化成其它的東西，這是影響最深遠的判斷行為。這是戰略問題之首。”
美國必須贏得全世界的信任，以鞏固其聯盟結構和避免建立一個敵對的軍事、政治、經濟聯盟網。信任不是靠戰爭新樣式而是靠正義和嚴謹獲得的。
(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