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就是我們的新武器。海軍也有了很多新武器。自從沙漠風暴行動後，“戰斧”飛彈的戰鬥力也有了驚人的提高。這都是些好消息。
上麵還談到過空勤人員的訓練。每個軍種的飛行人員過去十年都曾經歷並深刻理解附帶損傷的問題。他們的訓練也得到了改進。報告中還提到，不光是他們，聯合空中管製員和地麵戰鬥行動中負責管製的人員也都受到良好的訓練。
我們改進了武器使用評估與跟蹤。我們現在有能力跟蹤投下的每一顆炸彈，然後回報給空中行動指揮中心。這樣，戰後就能得到一張詳盡的武器使用點地圖。“聯盟力量”行動中我們就使用了這種能力。當時德國軍人進入一座被摧毀的兵營執行維和任務，我們向他們提供了一張詳細的武器使用地圖，包括該地區可能的啞彈位置。這對於戰後清理是非常有用的。
我們在這方麵已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雖然還不完美，還不能清除戰爭的血跡，但無論是空軍還是其他軍種減少誤傷的能力，以及訓練中所能達到的水平都有巨大的進步。
如果以單個的人為目標，情況就會變得很複雜。尤其是我們的敵人讓自己的人民都很難瞄準他們時，難度就會更大。但我們現在有能力從整體上打垮敵人，而不必逐個消滅防空陣地直到取勝。因此我們能夠迅速解除防空火力武裝或摧毀它們，以及迅速癱瘓敵指揮控製係統，從而立即找出目標並發起攻擊。
每一架轟炸機一次能攻擊12到24個目標；使用jdam的f-18一次能攻擊兩個，三個或四個目標。f-15與f-16也具有相似的能力。
有一些飛機不夠先進，不能投擲精確製飛彈藥（pgm），所以一般不在前沿使用。但絕大部分空軍與海軍的飛機都具有投送雷射製導炸彈或jdam進行精確打擊的能力。海灣戰爭中，精確製飛彈藥隻占彈藥使用量的9%，然而，2%的飛行架次（f-117的出動架次占總出動架次的2%）打擊的目標占整個目標數的 53%。
飛機上的係統具有跟蹤武器的能力。也許幾年後，一套網絡化的武器係統就可以建立起來，那時武器可以通過數據鏈向空中行動指揮中心報告自己的落點，指揮中心在武器爆炸兩秒鍾後就會收到這一報告。這會相當程度地提高評估工作的速度。
評估工作開始分階段大部分是對飛行人員完成任務後的報告進行分析，然後進行數值計算，最後作出詳細評估。
在“聯盟力量”行動後期以及整個“持久自由”行動中，空中行動指揮中心的人員掌握的能力，再加上陸海空三軍司令部內部及相互之間的聯繫，使我們的工作有極大的靈活性。信息可以迅速地在這些單位之間傳遞。
空軍兵力以第九航空隊的編製劃歸中心司令部管轄。莫斯利上將負責指揮這一地區的所有美國空軍人員。
坦帕駐有許多參謀人員，當莫斯利將軍需要某些幫助時，空中作戰司令部就會集中一些很聰明的人關在屋子研究，直到想出辦法。參謀人員就是這樣為莫斯利將軍和弗蘭克斯將軍服務的。
海灣戰爭初期，巴斯拉還有一些防空力量，例如薩姆-6，薩姆-2，薩姆-3和“羅蘭”等。如今這些力量已經所剩無幾。經過十二年對禁飛區的控製，該地區的防空力量相對海灣戰爭時已大大減弱。這使美國空軍在這一地區執行任務變得非常容易。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軍以南北禁飛區為起點對整個伊拉克領空的控製將會使地麵作戰人員的行動更加迅速有效。
（4）是否限製平民傷亡和平民設施的破壞----不對稱戰爭的一個雙重標準
坦率地說，聯軍為減少平民傷亡所做的努力反映出西方的戰爭方式與潛在的反對力量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嚴重。盡管在阿富汗、科索沃及海灣戰爭中，美軍已作出巨大的努力減小平民傷亡，但仍不能讓國內和國際輿論滿意。美軍實際上麵臨的是一個雙重標準：一方麵，國際社會希望平民的人員傷亡和設施破壞保持在一個絕對低的水平；另一方麵，他們對薩達姆政權卻沒有這方麵的要求。而且此時的國際大氣候是，按國際戰爭法的解釋，交戰雙方必須保持足夠的克製，這種克製大到足可以讓軍事行動難以進行下去的程度。
這給未來的戰爭帶來了嚴重的問題。對一個弱小的對手保持克製不是一件難事，可當麵對的是一個裝備了遠非現代化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恐怖組織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伊拉克戰爭所帶來的法律、倫理、道德與軍事問題比它解決的多。
（5）集束彈藥問題
盡管美軍努力減小平民的人員傷亡和設施損毀，但卻出現了越戰中同樣的問題。美軍的集束彈藥又一次充當了地雷的角色：當時沒有爆炸的集束炸彈過後卻成了巴格達和其他城市平民的殺手。參聯會主席邁爾斯上將為使用這種武器所做的解釋如下：
在“自由伊拉克”行動中，聯軍投擲了大約1500枚各式的集束炸彈。其中大部分是精確製導的。對使用的所有集束炸彈及其目標進行的首次效果查驗的結果表明，大約1500枚炸彈中隻有26枚落到了距目標1500英尺內的平民區內。目前為止，隻有一份集束炸彈造成平民設施損毀的正式記錄。
我們用集束炸彈攻擊地地飛彈、雷達陣地、防空陣地、地空飛彈、政府的機動聯絡設施、飛機、裝甲車、火炮、軍隊以及其他軍事目標。因為伊拉克的領導層把這些軍事設施設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向我方射擊。有時我們在打擊這些目標時也知道可能會造成平民設施的損毀。
上麵還談到過空勤人員的訓練。每個軍種的飛行人員過去十年都曾經歷並深刻理解附帶損傷的問題。他們的訓練也得到了改進。報告中還提到，不光是他們，聯合空中管製員和地麵戰鬥行動中負責管製的人員也都受到良好的訓練。
我們改進了武器使用評估與跟蹤。我們現在有能力跟蹤投下的每一顆炸彈，然後回報給空中行動指揮中心。這樣，戰後就能得到一張詳盡的武器使用點地圖。“聯盟力量”行動中我們就使用了這種能力。當時德國軍人進入一座被摧毀的兵營執行維和任務，我們向他們提供了一張詳細的武器使用地圖，包括該地區可能的啞彈位置。這對於戰後清理是非常有用的。
我們在這方麵已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雖然還不完美，還不能清除戰爭的血跡，但無論是空軍還是其他軍種減少誤傷的能力，以及訓練中所能達到的水平都有巨大的進步。
如果以單個的人為目標，情況就會變得很複雜。尤其是我們的敵人讓自己的人民都很難瞄準他們時，難度就會更大。但我們現在有能力從整體上打垮敵人，而不必逐個消滅防空陣地直到取勝。因此我們能夠迅速解除防空火力武裝或摧毀它們，以及迅速癱瘓敵指揮控製係統，從而立即找出目標並發起攻擊。
每一架轟炸機一次能攻擊12到24個目標；使用jdam的f-18一次能攻擊兩個，三個或四個目標。f-15與f-16也具有相似的能力。
有一些飛機不夠先進，不能投擲精確製飛彈藥（pgm），所以一般不在前沿使用。但絕大部分空軍與海軍的飛機都具有投送雷射製導炸彈或jdam進行精確打擊的能力。海灣戰爭中，精確製飛彈藥隻占彈藥使用量的9%，然而，2%的飛行架次（f-117的出動架次占總出動架次的2%）打擊的目標占整個目標數的 53%。
飛機上的係統具有跟蹤武器的能力。也許幾年後，一套網絡化的武器係統就可以建立起來，那時武器可以通過數據鏈向空中行動指揮中心報告自己的落點，指揮中心在武器爆炸兩秒鍾後就會收到這一報告。這會相當程度地提高評估工作的速度。
評估工作開始分階段大部分是對飛行人員完成任務後的報告進行分析，然後進行數值計算，最後作出詳細評估。
在“聯盟力量”行動後期以及整個“持久自由”行動中，空中行動指揮中心的人員掌握的能力，再加上陸海空三軍司令部內部及相互之間的聯繫，使我們的工作有極大的靈活性。信息可以迅速地在這些單位之間傳遞。
空軍兵力以第九航空隊的編製劃歸中心司令部管轄。莫斯利上將負責指揮這一地區的所有美國空軍人員。
坦帕駐有許多參謀人員，當莫斯利將軍需要某些幫助時，空中作戰司令部就會集中一些很聰明的人關在屋子研究，直到想出辦法。參謀人員就是這樣為莫斯利將軍和弗蘭克斯將軍服務的。
海灣戰爭初期，巴斯拉還有一些防空力量，例如薩姆-6，薩姆-2，薩姆-3和“羅蘭”等。如今這些力量已經所剩無幾。經過十二年對禁飛區的控製，該地區的防空力量相對海灣戰爭時已大大減弱。這使美國空軍在這一地區執行任務變得非常容易。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軍以南北禁飛區為起點對整個伊拉克領空的控製將會使地麵作戰人員的行動更加迅速有效。
（4）是否限製平民傷亡和平民設施的破壞----不對稱戰爭的一個雙重標準
坦率地說，聯軍為減少平民傷亡所做的努力反映出西方的戰爭方式與潛在的反對力量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嚴重。盡管在阿富汗、科索沃及海灣戰爭中，美軍已作出巨大的努力減小平民傷亡，但仍不能讓國內和國際輿論滿意。美軍實際上麵臨的是一個雙重標準：一方麵，國際社會希望平民的人員傷亡和設施破壞保持在一個絕對低的水平；另一方麵，他們對薩達姆政權卻沒有這方麵的要求。而且此時的國際大氣候是，按國際戰爭法的解釋，交戰雙方必須保持足夠的克製，這種克製大到足可以讓軍事行動難以進行下去的程度。
這給未來的戰爭帶來了嚴重的問題。對一個弱小的對手保持克製不是一件難事，可當麵對的是一個裝備了遠非現代化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恐怖組織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伊拉克戰爭所帶來的法律、倫理、道德與軍事問題比它解決的多。
（5）集束彈藥問題
盡管美軍努力減小平民的人員傷亡和設施損毀，但卻出現了越戰中同樣的問題。美軍的集束彈藥又一次充當了地雷的角色：當時沒有爆炸的集束炸彈過後卻成了巴格達和其他城市平民的殺手。參聯會主席邁爾斯上將為使用這種武器所做的解釋如下：
在“自由伊拉克”行動中，聯軍投擲了大約1500枚各式的集束炸彈。其中大部分是精確製導的。對使用的所有集束炸彈及其目標進行的首次效果查驗的結果表明，大約1500枚炸彈中隻有26枚落到了距目標1500英尺內的平民區內。目前為止，隻有一份集束炸彈造成平民設施損毀的正式記錄。
我們用集束炸彈攻擊地地飛彈、雷達陣地、防空陣地、地空飛彈、政府的機動聯絡設施、飛機、裝甲車、火炮、軍隊以及其他軍事目標。因為伊拉克的領導層把這些軍事設施設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向我方射擊。有時我們在打擊這些目標時也知道可能會造成平民設施的損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