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戰後，鄭芝龍也開始在台灣居住，這完全可能是由李旦派到顏思齊這裏，一是幫助工作，畢竟他與荷蘭人之間沒有語言障礙；二也是加強監督，防止顏思齊尾大不掉。此時，李旦集團形成了三個分支，日本大本營是李旦本人，台灣則是顏思齊，而在福建，則是許心素。
許心素是李旦的把兄弟，常年在大陸幫助李旦組織貨源等。澎湖之戰時，明政府為了獲得李旦比較可靠的支持，實際上已經將許心素扣押為人質。李旦成功地說服荷蘭人撤離澎湖後，許心素與荷蘭人的關係也變得十分密切，成為荷蘭人派駐大陸的貿易代表。在他的協助下，台灣的荷蘭人能夠從中國方麵獲得不少絲織品以及其他貨物，每年通過許心素購買生絲的白銀，就多達3-4萬兩銀。
1625年李旦去世後，其在日本的經營由其子李國助、歐華宇等人經營，但不久，顏思齊在台灣去世，集團內部的平衡失控了。首先是在台灣的眾人發生了權力爭奪，鄭芝龍以絕對優勢成了顏思齊的接班人，但他與許心素的矛盾隨即加深。
李旦去世後，原先受他控製的小股海盜們，紛紛獲得了自由，海上航行安全重新失控。連許心素都要敦請荷蘭人幫助他肅清海盜，但成效甚微，許心素不得不向海盜們繳納“買渡費”。而同時，雖然明政府在要求荷蘭人撤離澎湖時，同意他們與福建的貿易，但是，並沒有取消海禁令，從法律上講，與荷蘭人的任何貿易，依然是走私行為。荷蘭的商船，根本無法進入港口，而隻能在港外進行私下的交易，這令荷蘭人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而幫助荷蘭人走私的許心素，也麻煩不斷，經常要受到官方的各種敲詐和罰款。
無奈之下，許心素決定打入公務員隊伍，弄頂紅帽子給自己做掩護，同時，以官方的名義對海盜們進行招安。他花費了2萬兩疏通了總兵俞谘皋，俞總兵出麵安排，終於在1626年為許心素爭取到了水師把總的職位，負責招安和管理海盜們。
招安之後，許心素成了台灣海峽上唯一的“官商”，而且得到明政府和荷蘭人的雙重認可，他幾乎壟斷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全部生意。這也引起了荷蘭人的不滿。許心素運到台灣的生絲，要價高達143兩每擔。荷蘭人試圖私下到漳州城內收購，但毫無成效。荷蘭人又開出150兩每擔的高價，試圖吸引其他走私客，也無人響應。許心素橫跨黑白兩道，成了海上一霸。
鄭芝龍接替了顏思齊的位置後，開始大舉拓展。1626年農曆三月，福建在遭受了上一年的旱災之後，又遭到暴雨洪災，“鄉村草根樹皮食盡。而揭竿為盜者，十室而五，不勝詰也”（《靖海紀略》）。鄭芝龍“連舟浮海，自龍井登岸，襲漳浦鎮，殺守將。進泊金門、廈門，豎旗招兵，饑民及遊手悉往投之，旬日間，眾至數千”（《重纂福建通誌》）。“所到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嚐殺人。有徹貧者，且以錢米與之”，鄭芝龍這種“假仁假義”，在官方看來，完全有別於別的海盜，“其行事更為可慮耳”（《靖海紀略》）。
一個月後，許心素與福建總兵俞谘皋配合，招安鄭芝龍手下的楊六（楊祿）、楊七（楊策）兄弟，這兩兄弟剛拿了鄭芝龍的經費，而且也知道鄭芝龍想被一併招安，卻在關鍵時刻出賣了鄭芝龍，“招撫之時，則撇出芝龍”（《靖海紀略》），這導致次年鄭芝龍興兵問罪。後來楊六再度流竄於海上，崇禎二年（1629），為鄭芝龍所殺。
至此，鄭芝龍在與官軍的作戰中不斷得勝，被他稱為“膏粱紈絝，徒讀父書”的俞谘皋果然無能，節節敗退。1627年10月，雙方在將軍澳大戰，官軍大敗，鄭芝龍再度挺進中左所（廈門），廈門人“開門求不殺，遂入據之，芝龍約束麾下，竟不侵擾”（道光《廈門誌·紀兵》）。
此戰，鄭芝龍不僅獲得了廈門作為陸上基地，並且捕殺了許心素，因此奠定了其海洋霸主的地位。此後，他就在安平（今福建晉江安海鎮，與荷蘭人占領的台南安平同名，容易混淆）建立了大本營，將小小的安平建設成了東亞最為繁華和富庶的城市。
荷蘭派駐台灣總督德韋特（gerrit fredericqs de witt）在致東印度公司總部的報告中說：“中國海賊日益壯大，幾乎足以控製整個中國海，將所有海岸的戎克船破壞燒毀殆盡，更在陸地大肆掠奪暴行。他們已壯大到擁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萬之徒眾。此頭領稱作一官（即鄭芝龍），曾在大員商館擔任公司之通譯，後不告而別，前去投靠海盜，轉瞬間獲得如此偉大的地步，連中國官方都不知該如何將海盜自海岸加以驅除……海賊一官（鄭芝龍）長期與我等維持良好之關係，對我等相當有信用，誰知卻有前述不意之後果。”
接受招安
除了內部的官吏腐敗、朋黨林立之外，大明政府還得麵對外部的“三座大山”：北有努爾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張獻忠暴動，南有鄭芝龍等侵擾，更有荷蘭人等守在國門邊上虎視眈眈。因此，崇禎皇帝決心招安鄭芝龍。
正當鄭芝龍在東海之上大展宏圖之時，北京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627年8月，天啟皇帝病死，因沒有子嗣，傳位給其弟朱由檢，這就是崇禎皇帝。崇禎皇帝一即位，就大力打擊魏忠賢的“閹黨”，勵精圖治，大振朝綱。
許心素是李旦的把兄弟，常年在大陸幫助李旦組織貨源等。澎湖之戰時，明政府為了獲得李旦比較可靠的支持，實際上已經將許心素扣押為人質。李旦成功地說服荷蘭人撤離澎湖後，許心素與荷蘭人的關係也變得十分密切，成為荷蘭人派駐大陸的貿易代表。在他的協助下，台灣的荷蘭人能夠從中國方麵獲得不少絲織品以及其他貨物，每年通過許心素購買生絲的白銀，就多達3-4萬兩銀。
1625年李旦去世後，其在日本的經營由其子李國助、歐華宇等人經營，但不久，顏思齊在台灣去世，集團內部的平衡失控了。首先是在台灣的眾人發生了權力爭奪，鄭芝龍以絕對優勢成了顏思齊的接班人，但他與許心素的矛盾隨即加深。
李旦去世後，原先受他控製的小股海盜們，紛紛獲得了自由，海上航行安全重新失控。連許心素都要敦請荷蘭人幫助他肅清海盜，但成效甚微，許心素不得不向海盜們繳納“買渡費”。而同時，雖然明政府在要求荷蘭人撤離澎湖時，同意他們與福建的貿易，但是，並沒有取消海禁令，從法律上講，與荷蘭人的任何貿易，依然是走私行為。荷蘭的商船，根本無法進入港口，而隻能在港外進行私下的交易，這令荷蘭人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而幫助荷蘭人走私的許心素，也麻煩不斷，經常要受到官方的各種敲詐和罰款。
無奈之下，許心素決定打入公務員隊伍，弄頂紅帽子給自己做掩護，同時，以官方的名義對海盜們進行招安。他花費了2萬兩疏通了總兵俞谘皋，俞總兵出麵安排，終於在1626年為許心素爭取到了水師把總的職位，負責招安和管理海盜們。
招安之後，許心素成了台灣海峽上唯一的“官商”，而且得到明政府和荷蘭人的雙重認可，他幾乎壟斷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全部生意。這也引起了荷蘭人的不滿。許心素運到台灣的生絲，要價高達143兩每擔。荷蘭人試圖私下到漳州城內收購，但毫無成效。荷蘭人又開出150兩每擔的高價，試圖吸引其他走私客，也無人響應。許心素橫跨黑白兩道，成了海上一霸。
鄭芝龍接替了顏思齊的位置後，開始大舉拓展。1626年農曆三月，福建在遭受了上一年的旱災之後，又遭到暴雨洪災，“鄉村草根樹皮食盡。而揭竿為盜者，十室而五，不勝詰也”（《靖海紀略》）。鄭芝龍“連舟浮海，自龍井登岸，襲漳浦鎮，殺守將。進泊金門、廈門，豎旗招兵，饑民及遊手悉往投之，旬日間，眾至數千”（《重纂福建通誌》）。“所到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嚐殺人。有徹貧者，且以錢米與之”，鄭芝龍這種“假仁假義”，在官方看來，完全有別於別的海盜，“其行事更為可慮耳”（《靖海紀略》）。
一個月後，許心素與福建總兵俞谘皋配合，招安鄭芝龍手下的楊六（楊祿）、楊七（楊策）兄弟，這兩兄弟剛拿了鄭芝龍的經費，而且也知道鄭芝龍想被一併招安，卻在關鍵時刻出賣了鄭芝龍，“招撫之時，則撇出芝龍”（《靖海紀略》），這導致次年鄭芝龍興兵問罪。後來楊六再度流竄於海上，崇禎二年（1629），為鄭芝龍所殺。
至此，鄭芝龍在與官軍的作戰中不斷得勝，被他稱為“膏粱紈絝，徒讀父書”的俞谘皋果然無能，節節敗退。1627年10月，雙方在將軍澳大戰，官軍大敗，鄭芝龍再度挺進中左所（廈門），廈門人“開門求不殺，遂入據之，芝龍約束麾下，竟不侵擾”（道光《廈門誌·紀兵》）。
此戰，鄭芝龍不僅獲得了廈門作為陸上基地，並且捕殺了許心素，因此奠定了其海洋霸主的地位。此後，他就在安平（今福建晉江安海鎮，與荷蘭人占領的台南安平同名，容易混淆）建立了大本營，將小小的安平建設成了東亞最為繁華和富庶的城市。
荷蘭派駐台灣總督德韋特（gerrit fredericqs de witt）在致東印度公司總部的報告中說：“中國海賊日益壯大，幾乎足以控製整個中國海，將所有海岸的戎克船破壞燒毀殆盡，更在陸地大肆掠奪暴行。他們已壯大到擁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萬之徒眾。此頭領稱作一官（即鄭芝龍），曾在大員商館擔任公司之通譯，後不告而別，前去投靠海盜，轉瞬間獲得如此偉大的地步，連中國官方都不知該如何將海盜自海岸加以驅除……海賊一官（鄭芝龍）長期與我等維持良好之關係，對我等相當有信用，誰知卻有前述不意之後果。”
接受招安
除了內部的官吏腐敗、朋黨林立之外，大明政府還得麵對外部的“三座大山”：北有努爾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張獻忠暴動，南有鄭芝龍等侵擾，更有荷蘭人等守在國門邊上虎視眈眈。因此，崇禎皇帝決心招安鄭芝龍。
正當鄭芝龍在東海之上大展宏圖之時，北京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627年8月，天啟皇帝病死，因沒有子嗣，傳位給其弟朱由檢，這就是崇禎皇帝。崇禎皇帝一即位，就大力打擊魏忠賢的“閹黨”，勵精圖治，大振朝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