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仁之亂”中，大內氏迅速崛起，開始爭奪原先由細川氏所控製的對華貿易，單獨派出使團到中國朝貢，而爭奪中國的“勘合”至為重要。大內氏從幕府派往中國的貢使手中，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1505-1521在位）的“勘合符”，細川氏也不甘後人，從幕府手上拿到了之前弘治皇帝(1488-1505在位)頒發的“勘合符”。顯然，細川氏手持的“勘合符”已經過期失效。 圖11
更大的流血衝突，便在嘉靖二年（1523）爆發。
這一年，日本的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兩支船隊先後到達寧波，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後到。不知何故，浙江市舶司並未及時查驗先到的大內氏船隊的“勘合符”，而是待細川氏船隊到後一起查驗。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占了先機，這樣，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更令大內氏使節宗設謙道憤怒的是，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被安排在了宗設謙道的上手。雙方在宴會上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夥，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毀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毀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明軍多名將領也同時遇難，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明代薛俊《日本國考略·朝貢篇》）。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其所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判決的結果是，宋素卿被判死罪。
這場風波之後，明帝國並未取消日本的朝貢。3年後（嘉靖四年，1525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令琉球入貢使向日本國王轉交一封信，要求將宗設謙道逮捕歸案，否則斷絕朝貢，但杳無音訊。
嘉靖六年（1527），巡按禦史楊彝上奏說：“舊例日本入貢，以十年為期，徒眾不得過百人，貢船不得過三隻，亦不許以兵仗自隨。至正德六年以後，使臣桂悟、宗設等各從眾五六百人，又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人。各詰真偽、爭端滋起。請令布政司移谘本國，今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倘違定行阻回。仍行巡海備倭諸臣，修戰具，謹烽堠，選鋒蓄銃，以戒不虞。”（《明實錄》）歸納起來，他要求對日本朝貢重申四項限製，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都一併援照舊例。
朝廷隨即批準，明確提出日本的朝貢“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大明會典》“禮部·朝貢·日本國”條），作為一項定規。後來，官居首輔大臣的給事中夏言，幹脆上奏建議撤銷市舶司，朝廷接受，寧波市舶司被關閉。市舶司的撤除，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明史·食貨五·市舶》) 。
期間，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更是無法靠近中國港口，他們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海澄縣誌》）。
1551年，大內氏的大內義隆因內亂（大寧寺之變）被殺，繼位的大內義長於1556－1557年遣使朝貢，但明帝國又將其視為篡位者而拒絕。6年後（1557），大內義長又被毛利元就所滅，大內氏政權徹底滅亡，日本陷入混亂，“勘合貿易”完全斷絕。從建文三年(1401)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田中健夫《倭寇與勘合貿易》），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世貿中心”
從倒賣軍火開始，王直開始了自己與日本的不解之緣。而走私天堂雙嶼島簡直成了世界貿易中心，官方用武力摧毀它，反而為王直成為“海盜”之王掃清了道路……
有關王直的生意，中國史料上記載十分簡略，倒是在日本史料中有所記載。
根據日本著名學者僧人南浦文之（1555-1560，別名文之玄昌，別號雲興軒、時習斎）的《鐵炮記》所記，“天文十二年(1543)秋八月二十五日，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國來，船客百餘人，其形不類，其語不通，見者以為奇怪矣”，但是，船上“有大明儒生一人名五峰者，今不詳其姓字。時西村主宰有織部丞者，頗解文字，偶遇五峰，以杖書於沙上雲，船中之客不知何國人也，何其形之異哉？五峰即書雲，此是西南蠻種之賈胡（即葡萄牙人）也”，葡萄牙人給日本人示範了“鐵炮”（即早期的火繩槍），在“大明儒生五峰”的翻譯下，日本人便購買了幾支。這就是在日本著名的“鐵炮傳來”的故事。而這位“大明儒生五峰”，正是王直。
更大的流血衝突，便在嘉靖二年（1523）爆發。
這一年，日本的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兩支船隊先後到達寧波，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後到。不知何故，浙江市舶司並未及時查驗先到的大內氏船隊的“勘合符”，而是待細川氏船隊到後一起查驗。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占了先機，這樣，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更令大內氏使節宗設謙道憤怒的是，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被安排在了宗設謙道的上手。雙方在宴會上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夥，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毀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毀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明軍多名將領也同時遇難，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明代薛俊《日本國考略·朝貢篇》）。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其所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判決的結果是，宋素卿被判死罪。
這場風波之後，明帝國並未取消日本的朝貢。3年後（嘉靖四年，1525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令琉球入貢使向日本國王轉交一封信，要求將宗設謙道逮捕歸案，否則斷絕朝貢，但杳無音訊。
嘉靖六年（1527），巡按禦史楊彝上奏說：“舊例日本入貢，以十年為期，徒眾不得過百人，貢船不得過三隻，亦不許以兵仗自隨。至正德六年以後，使臣桂悟、宗設等各從眾五六百人，又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人。各詰真偽、爭端滋起。請令布政司移谘本國，今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倘違定行阻回。仍行巡海備倭諸臣，修戰具，謹烽堠，選鋒蓄銃，以戒不虞。”（《明實錄》）歸納起來，他要求對日本朝貢重申四項限製，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都一併援照舊例。
朝廷隨即批準，明確提出日本的朝貢“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大明會典》“禮部·朝貢·日本國”條），作為一項定規。後來，官居首輔大臣的給事中夏言，幹脆上奏建議撤銷市舶司，朝廷接受，寧波市舶司被關閉。市舶司的撤除，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明史·食貨五·市舶》) 。
期間，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更是無法靠近中國港口，他們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海澄縣誌》）。
1551年，大內氏的大內義隆因內亂（大寧寺之變）被殺，繼位的大內義長於1556－1557年遣使朝貢，但明帝國又將其視為篡位者而拒絕。6年後（1557），大內義長又被毛利元就所滅，大內氏政權徹底滅亡，日本陷入混亂，“勘合貿易”完全斷絕。從建文三年(1401)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田中健夫《倭寇與勘合貿易》），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世貿中心”
從倒賣軍火開始，王直開始了自己與日本的不解之緣。而走私天堂雙嶼島簡直成了世界貿易中心，官方用武力摧毀它，反而為王直成為“海盜”之王掃清了道路……
有關王直的生意，中國史料上記載十分簡略，倒是在日本史料中有所記載。
根據日本著名學者僧人南浦文之（1555-1560，別名文之玄昌，別號雲興軒、時習斎）的《鐵炮記》所記，“天文十二年(1543)秋八月二十五日，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國來，船客百餘人，其形不類，其語不通，見者以為奇怪矣”，但是，船上“有大明儒生一人名五峰者，今不詳其姓字。時西村主宰有織部丞者，頗解文字，偶遇五峰，以杖書於沙上雲，船中之客不知何國人也，何其形之異哉？五峰即書雲，此是西南蠻種之賈胡（即葡萄牙人）也”，葡萄牙人給日本人示範了“鐵炮”（即早期的火繩槍），在“大明儒生五峰”的翻譯下，日本人便購買了幾支。這就是在日本著名的“鐵炮傳來”的故事。而這位“大明儒生五峰”，正是王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