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庭自從出獄後，著力於練兵防守，其戰略為：“計守潼關，扼京師上遊。且我軍新集，不利速戰，乃益募勇士，開屯田，繕器，積粟，三家出壯丁一。火車載火砲甲仗者三萬輛，戰則驅之拒馬，止則環以自衛。”這是做長遠打算，準備進行持久戰的防守。
明帝國的戰略從積極進攻轉變為消極防守，是不是符合當時的情況呢？
在崇禎十六年，明帝國真正可戰之部隊大約為三支，除了孫傳庭練的這支陝西部隊外，還有遼東精銳之師以及左良玉部隊。遼東士兵雖然善戰，但承擔著抵抗清兵的重要責任，不可輕易調動、左良玉的二十萬大軍號稱兵多將勇，但左良玉本人相當跋扈，隻關心保存自己的實力，無意為朝廷效命。要對付農民軍，唯一能派上用場的，也隻有孫傳庭的部隊了。
孫傳庭這支部隊的重要意義在於這是明帝國唯一的王牌了。
這個時候的明帝國採取守勢，隻要扼守潼關，則李自成大軍無論南下或者北上，都有相當的顧忌，不能全力以赴，如果李自成大軍要攻下陝西，那就正好以逸待勞，且占據地理優勢對抗。從短期看，雖然不能改善局麵，卻也不會導致惡化。這樣的戰略確實有些消極被動，但明帝國的軍事實力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如果明帝國採取攻勢，假設孫傳庭一舉殲滅農民軍，自然大功告成。但如果遭遇不測，來個慘敗，非但陝西三邊不保，北京城也沒有兵力抵抗了，帝國之覆滅則在所難免。
論及崇禎十六年明帝國的軍事戰略，孫傳庭的陝西精銳是堅守潼關，還是尋求和李自成軍的決戰，反覆權衡利弊，實在不適合賭上帝國的命運博這這渺茫的希望。所以兵部侍郎張鳳翔勸說崇禎皇帝：“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隻有此一副家當，不可輕動。”
但是急性子且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哪裏聽得進這些老成持重的話，他早已經輸紅了眼，一心就是翻本，輕易把最後一點賭本扔到了賭桌上。
聽到朝廷敦促出師的嚴令，在潼關的孫傳庭頓足嘆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
崇禎十六年八月初一，孫傳庭帶著明帝國最後的希望離開了潼關，進攻河南。這一戰李自成打得相當漂亮，首先讓孫傳庭長驅直入，使孫傳庭補給困難，然後切斷帝國軍的餉道，逼迫帝國軍潰退，再給予致命一擊，帝國軍遂大敗。
李自成乘勝追擊，帝國在潼關已經無力抵抗，孫傳庭死於亂軍之中。於是農民軍攻下西安，占領三邊。不久東渡黃河，直到進入北京城，再也沒有遭到明帝國強有力的抵抗。帝國最後一個錯誤的軍事戰略決定，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7. 最終選擇——帝國的滅亡
崇禎十七年初，大順軍已經於西安建國，且李自成率大軍東渡，帝國首都岌岌可危，帝國方麵卻是麵臨無數的問題：軍事方麵是再無良將可派，再無士兵可征，再無資金可籌，再無糧餉可發。
從戰略上講，此刻的明帝國也不是惟有坐以待斃等待滅亡，還是有幾條路可以選擇的。
其一，南遷。在中國歷史上，南遷也不是先例。東晉、南宋政權都是在南方建立起來的，依託明帝國正統地位，依仗長江天險防禦，靠著江南發達的經濟支撐起對抗北方的軍事力量，還是值得嚐試的。
如果崇禎南遷成功，則清帝國與大順兩虎相爭，而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明降軍很有可能為南明所用。崇禎皇帝作為明帝國的象徵，其核心凝聚力不可低估，隻要崇禎皇帝或者其太子在南明政權，就能吸引大部分的明帝國官員和將領，而清帝國和大順政權也不敢重用明降將。
此策看來，雖然失去長江以北的地區，但是維持了帝國的血脈，樹立了明帝國的旗幟，崇禎皇帝也保全了性命。
隻是明帝國的皇帝太要麵子，而大臣們也太精明或者太迂腐，南遷則意味著放棄北京城、放棄半壁江山，這個罪責沒人願意承擔，大家都高談闊論，自命道德高標，於是南遷雖議，卻始終沒有結果。
其二，放棄寧遠，將吳三桂的遼東精銳調回北京城。
雖然此策就像派遣孫傳庭出關一樣屬於孤注一擲，但總比不設防的等死要好。大順軍東渡兵力至少在十萬以上，要擊退之，非得盡數調遣寧遠、山海關防線的士兵。
然而一旦調兵，則無異於放棄遼東最後的防線，清兵一旦入關，也是對明帝國的威脅，驅虎進狼，實在不是好的抉擇。
但是，即使不是好的選擇，至少也是一個選擇。總比什麽都做不了的強。可是帝國朝廷諸位大臣互相推諉，即使崇禎皇帝拍板做了決定，辦事效率仍然極其低下，李自成大軍已經入京，吳三桂的部隊還沒趕到。
其三，與清帝國議和，甚至可以借兵蕩寇。
與清帝國議和並非天方夜談，明帝國有過試探舉動。可惜明帝國上下都不敢背負屈辱投降的罪名，兵部尚書陳新甲和崇禎皇帝密謀議和，因為暴露於朝廷，崇禎竟然殺了陳新甲來掩飾此事。
權衡此策，雖然仍是養虎為患之舉，但北京城已然危在旦夕，如果真的是渴得要命，不喝水就是死路一條，那麽引鳩止渴沒什麽。清帝國和大順政權一交戰，說不定還有機會呢。
明帝國的戰略從積極進攻轉變為消極防守，是不是符合當時的情況呢？
在崇禎十六年，明帝國真正可戰之部隊大約為三支，除了孫傳庭練的這支陝西部隊外，還有遼東精銳之師以及左良玉部隊。遼東士兵雖然善戰，但承擔著抵抗清兵的重要責任，不可輕易調動、左良玉的二十萬大軍號稱兵多將勇，但左良玉本人相當跋扈，隻關心保存自己的實力，無意為朝廷效命。要對付農民軍，唯一能派上用場的，也隻有孫傳庭的部隊了。
孫傳庭這支部隊的重要意義在於這是明帝國唯一的王牌了。
這個時候的明帝國採取守勢，隻要扼守潼關，則李自成大軍無論南下或者北上，都有相當的顧忌，不能全力以赴，如果李自成大軍要攻下陝西，那就正好以逸待勞，且占據地理優勢對抗。從短期看，雖然不能改善局麵，卻也不會導致惡化。這樣的戰略確實有些消極被動，但明帝國的軍事實力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如果明帝國採取攻勢，假設孫傳庭一舉殲滅農民軍，自然大功告成。但如果遭遇不測，來個慘敗，非但陝西三邊不保，北京城也沒有兵力抵抗了，帝國之覆滅則在所難免。
論及崇禎十六年明帝國的軍事戰略，孫傳庭的陝西精銳是堅守潼關，還是尋求和李自成軍的決戰，反覆權衡利弊，實在不適合賭上帝國的命運博這這渺茫的希望。所以兵部侍郎張鳳翔勸說崇禎皇帝：“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隻有此一副家當，不可輕動。”
但是急性子且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哪裏聽得進這些老成持重的話，他早已經輸紅了眼，一心就是翻本，輕易把最後一點賭本扔到了賭桌上。
聽到朝廷敦促出師的嚴令，在潼關的孫傳庭頓足嘆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
崇禎十六年八月初一，孫傳庭帶著明帝國最後的希望離開了潼關，進攻河南。這一戰李自成打得相當漂亮，首先讓孫傳庭長驅直入，使孫傳庭補給困難，然後切斷帝國軍的餉道，逼迫帝國軍潰退，再給予致命一擊，帝國軍遂大敗。
李自成乘勝追擊，帝國在潼關已經無力抵抗，孫傳庭死於亂軍之中。於是農民軍攻下西安，占領三邊。不久東渡黃河，直到進入北京城，再也沒有遭到明帝國強有力的抵抗。帝國最後一個錯誤的軍事戰略決定，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7. 最終選擇——帝國的滅亡
崇禎十七年初，大順軍已經於西安建國，且李自成率大軍東渡，帝國首都岌岌可危，帝國方麵卻是麵臨無數的問題：軍事方麵是再無良將可派，再無士兵可征，再無資金可籌，再無糧餉可發。
從戰略上講，此刻的明帝國也不是惟有坐以待斃等待滅亡，還是有幾條路可以選擇的。
其一，南遷。在中國歷史上，南遷也不是先例。東晉、南宋政權都是在南方建立起來的，依託明帝國正統地位，依仗長江天險防禦，靠著江南發達的經濟支撐起對抗北方的軍事力量，還是值得嚐試的。
如果崇禎南遷成功，則清帝國與大順兩虎相爭，而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明降軍很有可能為南明所用。崇禎皇帝作為明帝國的象徵，其核心凝聚力不可低估，隻要崇禎皇帝或者其太子在南明政權，就能吸引大部分的明帝國官員和將領，而清帝國和大順政權也不敢重用明降將。
此策看來，雖然失去長江以北的地區，但是維持了帝國的血脈，樹立了明帝國的旗幟，崇禎皇帝也保全了性命。
隻是明帝國的皇帝太要麵子，而大臣們也太精明或者太迂腐，南遷則意味著放棄北京城、放棄半壁江山，這個罪責沒人願意承擔，大家都高談闊論，自命道德高標，於是南遷雖議，卻始終沒有結果。
其二，放棄寧遠，將吳三桂的遼東精銳調回北京城。
雖然此策就像派遣孫傳庭出關一樣屬於孤注一擲，但總比不設防的等死要好。大順軍東渡兵力至少在十萬以上，要擊退之，非得盡數調遣寧遠、山海關防線的士兵。
然而一旦調兵，則無異於放棄遼東最後的防線，清兵一旦入關，也是對明帝國的威脅，驅虎進狼，實在不是好的抉擇。
但是，即使不是好的選擇，至少也是一個選擇。總比什麽都做不了的強。可是帝國朝廷諸位大臣互相推諉，即使崇禎皇帝拍板做了決定，辦事效率仍然極其低下，李自成大軍已經入京，吳三桂的部隊還沒趕到。
其三，與清帝國議和，甚至可以借兵蕩寇。
與清帝國議和並非天方夜談，明帝國有過試探舉動。可惜明帝國上下都不敢背負屈辱投降的罪名，兵部尚書陳新甲和崇禎皇帝密謀議和，因為暴露於朝廷，崇禎竟然殺了陳新甲來掩飾此事。
權衡此策，雖然仍是養虎為患之舉，但北京城已然危在旦夕，如果真的是渴得要命，不喝水就是死路一條，那麽引鳩止渴沒什麽。清帝國和大順政權一交戰，說不定還有機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