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崇禎元年，陝西巡按禦史李應期曾上言曰：“全陝西地多磽確，民鮮經營。慨自邊疆多事，徵兵征餉，閭閻十室九空。更遇連年凶荒，災以繼災，至今歲而酷熱異常也。臣自鳳漢興安巡歷延慶、平涼以抵西安，但見五月不雨，以至於秋，三伏亢旱，禾苗盡枯，赤野青草斷煙，百姓流離，絡繹載道。每一經過處所，災民數百成群，擁道告賑。近且延安之宜、等處，西安之韓城等屬，報有結連回羅，張旗鳴金，動以百計。白晝摽掠，弱血強食。蓋飢迫無聊，鋌而走險。與其忍餓待斃，不若搶掠苟活之為愈也。”
根據漸漸壯大的農民軍對帝國之威脅，楊鶴提出了招撫為主、追剿為輔的戰略。
楊鶴上疏指出“盜賊”之起，“總因饑荒之極，民不聊生”，以剿為主則要調集大軍，軍糧和軍費都是巨大的開支，最終結果仍然是“誅殺勝誅”，“屢剿而屢不定”。採用招撫方法除了既往不咎和委以利誘外，還需要真正的幫助農民安置下來。“蓋解而散，散而復具，猶弗散也。必實實賑濟，使之餬口有資，麵後謂之真解散。解散之後尚須安插，必實實給與牛種，使之歸農復業，麵後謂之真安插。如是則賊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撫。撫局既定，剿局亦終。臣所謂欲行剿撫之實著，必有剿撫之實惠者此也。”
楊鶴很看重招撫政策的真正落實到位，首先就需要適當的經費。如果隻是表麵上解散敵人的武裝和隊伍，不解決農民的生計問題，無異於自欺欺人，即“徒以撫愚賊，是即以賊自愚，此不終日之計也。”
最後，楊鶴還特意算了一筆帳給崇禎皇帝看，派軍隊剿匪的費用，大量的錢花了就花了，殺人太多並不是一件好事，還有考慮士兵的善後問題。但把錢用在招撫上則大為不同，招撫一個盜賊，則是多了一個帝國納稅人。
帝國同樣是開支大筆費用，剿匪的費用是收不回來的，而招撫卻是提供了長期的資金來源，實在是最劃算的事情。
回顧一下楊鶴的招撫主張。其一，招撫比剿匪要劃算，其二，招撫不能流於形勢，必須實實在在的安置農民生產，提供種子、耕牛，這也是為帝國納稅創造條件。
楊鶴的這種說法，即使在今天的我們看來，也會認為相當有道理。在當時，也說服了崇禎皇帝。崇禎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對中，崇禎就對陝西參政劉嘉遇說：“寇亦我赤子，宜撫之。”
於是崇禎皇帝拿出十萬帑金招撫，並且發布詔書，帝國的招撫政策正式展開。在楊鶴的努力和朝廷的放賑下，招撫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陝西的各部起義軍幾乎都接受過招安。
但十萬帑金和藩王捐助的五萬白銀和糧食二萬石並不夠用，“所救不夠及十一”。
崇禎四年七月，李繼貞就上疏坦言“前賑臣攜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鬥米七錢，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賑臣回奏，前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蓓恩膏，雖內帑不宜惜也。”
招撫政策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資金不足，解散起義軍，將農民安置回家鄉，幫他們修好房屋，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資和生產工具，這才算真正的化賊為農。這個戰略執行時間長，初期費用投入高，還需要地方政府的組織配合工作，一旦資金不足停滯了下來，農民則會降而復叛，乃至功虧一潰，所有努力和投入都白白付之東流水了。
由於後繼資金嚴重不足，招撫政策漸漸陷入了危機，主剿派勢力抬頭，極力攻擊楊鶴的綏靖政策，地方官員甚至秘密策劃誘殺受降的農民軍首領，引起了農民軍的警惕，以至於陝西局勢再度惡化起來。
陝西農民軍的興起激怒了朱由檢，缺乏耐心的崇禎皇帝勃然大怒，把努力貫徹招撫政策的楊鶴當成了讓農民軍壯大的罪魁禍首，除了痛罵一通外，還將其罷免、下獄、戍邊。
至此，帝國的戰略由招撫轉變了圍剿。
4. 圍剿政策—洪承疇和盧象升的聯手
帝國的戰略從主撫調整主剿，並不意味著隻剿不撫，一般來說，剿和撫是同時進行的，隻是將主要的精力放在其中某一方麵而已。
事實上，主剿期間，有關撫的記錄也比比皆是。
《崇禎實錄》記載有：
崇禎五年，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剿費，並以勸農，從之；
崇禎六年，上心謂饑民非流寇，而鼎臣亦藉以寬文法也；上遂諭都察院，以“民窮盜起，皆由親民之官妄取民財、彌逢上官；小人得誌，百姓愈困”敕巡按禦史廣訪以聞；
崇禎七年，三月丁亥〔朔〕，南京右都禦史唐世濟上言：流寇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飢黎、一難氓；宜分別剿撫。上善之，命專委總督陳奇瑜。
由此可見，帝國的主剿絕非不撫，這點不容忽視。
楊鶴的招撫政策，雖然在理論上是完美的，但帝國中央政府資金極度匱乏，難以維繼，況且以帝國當時官僚係統的組織和後勤能力，是否能真正完成農民的安置工作，還值得懷疑，招撫為主的戰略階段性結果也不好。
《崇禎實錄》記載，巡按陝西禦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禦史吳甡新代，上命其確察報聞。於是甡上言：“為今之計，惟集兵南北合剿，殲渠魁而餘眾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為也”。
根據漸漸壯大的農民軍對帝國之威脅，楊鶴提出了招撫為主、追剿為輔的戰略。
楊鶴上疏指出“盜賊”之起，“總因饑荒之極，民不聊生”，以剿為主則要調集大軍，軍糧和軍費都是巨大的開支，最終結果仍然是“誅殺勝誅”，“屢剿而屢不定”。採用招撫方法除了既往不咎和委以利誘外，還需要真正的幫助農民安置下來。“蓋解而散，散而復具，猶弗散也。必實實賑濟，使之餬口有資，麵後謂之真解散。解散之後尚須安插，必實實給與牛種，使之歸農復業，麵後謂之真安插。如是則賊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撫。撫局既定，剿局亦終。臣所謂欲行剿撫之實著，必有剿撫之實惠者此也。”
楊鶴很看重招撫政策的真正落實到位，首先就需要適當的經費。如果隻是表麵上解散敵人的武裝和隊伍，不解決農民的生計問題，無異於自欺欺人，即“徒以撫愚賊，是即以賊自愚，此不終日之計也。”
最後，楊鶴還特意算了一筆帳給崇禎皇帝看，派軍隊剿匪的費用，大量的錢花了就花了，殺人太多並不是一件好事，還有考慮士兵的善後問題。但把錢用在招撫上則大為不同，招撫一個盜賊，則是多了一個帝國納稅人。
帝國同樣是開支大筆費用，剿匪的費用是收不回來的，而招撫卻是提供了長期的資金來源，實在是最劃算的事情。
回顧一下楊鶴的招撫主張。其一，招撫比剿匪要劃算，其二，招撫不能流於形勢，必須實實在在的安置農民生產，提供種子、耕牛，這也是為帝國納稅創造條件。
楊鶴的這種說法，即使在今天的我們看來，也會認為相當有道理。在當時，也說服了崇禎皇帝。崇禎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對中，崇禎就對陝西參政劉嘉遇說：“寇亦我赤子，宜撫之。”
於是崇禎皇帝拿出十萬帑金招撫，並且發布詔書，帝國的招撫政策正式展開。在楊鶴的努力和朝廷的放賑下，招撫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陝西的各部起義軍幾乎都接受過招安。
但十萬帑金和藩王捐助的五萬白銀和糧食二萬石並不夠用，“所救不夠及十一”。
崇禎四年七月，李繼貞就上疏坦言“前賑臣攜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鬥米七錢，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賑臣回奏，前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蓓恩膏，雖內帑不宜惜也。”
招撫政策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資金不足，解散起義軍，將農民安置回家鄉，幫他們修好房屋，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資和生產工具，這才算真正的化賊為農。這個戰略執行時間長，初期費用投入高，還需要地方政府的組織配合工作，一旦資金不足停滯了下來，農民則會降而復叛，乃至功虧一潰，所有努力和投入都白白付之東流水了。
由於後繼資金嚴重不足，招撫政策漸漸陷入了危機，主剿派勢力抬頭，極力攻擊楊鶴的綏靖政策，地方官員甚至秘密策劃誘殺受降的農民軍首領，引起了農民軍的警惕，以至於陝西局勢再度惡化起來。
陝西農民軍的興起激怒了朱由檢，缺乏耐心的崇禎皇帝勃然大怒，把努力貫徹招撫政策的楊鶴當成了讓農民軍壯大的罪魁禍首，除了痛罵一通外，還將其罷免、下獄、戍邊。
至此，帝國的戰略由招撫轉變了圍剿。
4. 圍剿政策—洪承疇和盧象升的聯手
帝國的戰略從主撫調整主剿，並不意味著隻剿不撫，一般來說，剿和撫是同時進行的，隻是將主要的精力放在其中某一方麵而已。
事實上，主剿期間，有關撫的記錄也比比皆是。
《崇禎實錄》記載有：
崇禎五年，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剿費，並以勸農，從之；
崇禎六年，上心謂饑民非流寇，而鼎臣亦藉以寬文法也；上遂諭都察院，以“民窮盜起，皆由親民之官妄取民財、彌逢上官；小人得誌，百姓愈困”敕巡按禦史廣訪以聞；
崇禎七年，三月丁亥〔朔〕，南京右都禦史唐世濟上言：流寇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飢黎、一難氓；宜分別剿撫。上善之，命專委總督陳奇瑜。
由此可見，帝國的主剿絕非不撫，這點不容忽視。
楊鶴的招撫政策，雖然在理論上是完美的，但帝國中央政府資金極度匱乏，難以維繼，況且以帝國當時官僚係統的組織和後勤能力，是否能真正完成農民的安置工作，還值得懷疑，招撫為主的戰略階段性結果也不好。
《崇禎實錄》記載，巡按陝西禦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禦史吳甡新代，上命其確察報聞。於是甡上言：“為今之計，惟集兵南北合剿，殲渠魁而餘眾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