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山西總兵張鴻功和山西巡撫耿如杞率領的數千士兵，因為沒有發糧餉，士兵開始搶劫地方，朝廷則以約束不嚴的緣由逮捕張鴻功和耿如杞，導致士兵一鬧而散，逃回山西；陝西三邊軍隊因為各種原因發生譁變。 因為朝廷嚴令救援京師，邊兵緊急動員起來，準備不足，士兵千裏跋涉，還被要求急行軍，軍餉供應根本接應不上，從而導致了相當部分士兵的逃亡。
勤王和兵變對農民起義影響重大。
其一，邊兵都是各地的精銳之師，因為大量調離原來的防區，削弱了當地的武裝力量，使得農民起義軍有了生存空間；其二，參與兵變的士兵無法重新歸伍，大量流亡，不少士兵成群結隊的加入了農民起義軍，這批受過軍事訓練又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力量大大提高了農民軍的戰鬥力。
關於這些情況，也得到了明帝國的確認。
崇禎初年，陝西三邊總督楊鶴就說過：“內地流賊起於萬曆、天啟年間。援遼兵丁陸續逃回，不敢歸伍，因而接聚搶掠，以漸蔓延。不幸邊地亢旱四載，顆粒無收，京、民二運轉輸不繼，飢軍饑民強半從賊，遂難收拾。”
崇禎十年，兵部尚書楊嗣昌在奏疏裏說：“流賊之禍，起於萬曆已未（萬曆四十七年），遼東四路進軍，三路大潰，於是杜鬆、王宣、趙夢鱗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時河南撫臣張我續、道臣王景邀擊之於孟津，斬首二十餘級，飛捷上聞。於是不入潼關，而走山西以至延綏，不敢歸伍而落草。廟堂之上，初因遼事孔棘，精神全注東方，將謂陝西一隅不足深慮。不期調援不止，逃潰轉多，饑饉薦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
因為抵抗建州的北京防禦戰竟演變成帝國正規軍加入農民軍，實在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然而對於接近總崩潰的帝國來說，牽一髮則動全身，任何原因都有可能導致帝國的滅亡。這樣看來，“流寇”居然能從一次旨在抵抗外侮的帝國首都保衛戰中獲得有生力量，也不足為奇了。
3. 招撫政策——楊鶴的主張
麵對崇禎初期的農民軍起義，帝國方麵，首先出場的是陝西三邊總督——楊鶴。
楊鶴，字修齡，武陵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後世對其軍事才能評價不高，但無可否認他是一位正直的官員。
萬曆薩爾滸大敗後，楊鶴曾言：“遼事之失，不料彼己，喪師辱國，誤在經略；不諳機宜，馬上催戰，誤在輔臣；調度不聞，束手無策，誤在樞部。至尊優柔不斷，又至尊自誤。”
這句話把當時的遼東經略、兵部、內閣大臣乃至萬曆皇帝都一起批評在內，也算切中時弊了。
天啟年間，楊鶴得罪魏忠賢，而“魏忠賢以鶴黨護廷弼，除鶴名”。直到崇禎元年，才被“拜左僉都禦史，進左副都禦史”。
楊鶴遂上言曰：“圖治之要，在培元氣。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氣傷；自遼左、黔、蜀喪師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氣傷；自搢紳構黨，彼此相傾，逆奄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脈未調，風邪易入，道在培養。”
這句話，當時眾人以為名言，而且從明帝國的滅亡來看，也不無道理。
明帝國末期，危機重重，起義接二連三，帝國不斷籌集軍費，派出精銳部隊，固然正麵交鋒都取得了勝利，但起義此起彼伏，從來沒有斷根，即使是在起義軍活動的最低潮時期，始終是暗流湧動，蘊量劇變。
簡而言之，帝國通過武力鎮壓，宛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也。自然，帝國不能坐視火燒眉毛了，還悠哉閑哉不予理會。很多時候，好的戰略不是想不到，而是實際情況已經不允許這麽實施，條件不夠成熟就貿然行動，代表進步的改革會遭遇慘敗，導致國家走向更加保守，往往就是這個道理。
楊鶴是崇禎元年提出“圖治之要，在培元氣”的，但當時帝國已經千瘡百孔，四處起火，關是應付目前的危機已經應接不暇，豈能好整以暇的“培養元氣”？即使楊鶴有此心，隻怕也無能為力，更何況帝國的首腦——崇禎皇帝剛愎自用，性子又急，短期內看不到實際效果就翻臉不認人，換另一個人來主事了，很難實施這樣長期而又很難見效的戰略。
當我們回顧明帝國的滅亡時，我們可以發現，即使在帝國末期，朝堂之上頭腦清醒的重臣們也並不少，帝國中的有識之士早就發現了潛在的危機，並且指出了唯一的解決之道，崇禎皇帝與其大臣們不是不明白這些道理，也不是沒有嚐試過治本兼治本的辦法，但最終還是很可惜的以失敗告終了。
有時候隱隱覺得覺得，帝國是眼睜睜看著自己毀滅的，那種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得不接受滅亡命運的感覺，大概很悲涼吧。
崇禎二年，“其冬，京師戒嚴，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總兵官悉以勤王行。延綏兵中道逃歸，甘肅兵亦嘩，懼誅，併合於賊，賊益張。”
帝國雖然一直將農民軍稱之為“賊”、“寇”，卻不是真的把這些人當成與帝國誓不兩立的敵人，帝國還是很清楚農民軍來源於普通農民的真相，也能夠理解造反者有不得已的苦衷。
勤王和兵變對農民起義影響重大。
其一，邊兵都是各地的精銳之師，因為大量調離原來的防區，削弱了當地的武裝力量，使得農民起義軍有了生存空間；其二，參與兵變的士兵無法重新歸伍，大量流亡，不少士兵成群結隊的加入了農民起義軍，這批受過軍事訓練又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力量大大提高了農民軍的戰鬥力。
關於這些情況，也得到了明帝國的確認。
崇禎初年，陝西三邊總督楊鶴就說過：“內地流賊起於萬曆、天啟年間。援遼兵丁陸續逃回，不敢歸伍，因而接聚搶掠，以漸蔓延。不幸邊地亢旱四載，顆粒無收，京、民二運轉輸不繼，飢軍饑民強半從賊，遂難收拾。”
崇禎十年，兵部尚書楊嗣昌在奏疏裏說：“流賊之禍，起於萬曆已未（萬曆四十七年），遼東四路進軍，三路大潰，於是杜鬆、王宣、趙夢鱗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時河南撫臣張我續、道臣王景邀擊之於孟津，斬首二十餘級，飛捷上聞。於是不入潼關，而走山西以至延綏，不敢歸伍而落草。廟堂之上，初因遼事孔棘，精神全注東方，將謂陝西一隅不足深慮。不期調援不止，逃潰轉多，饑饉薦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
因為抵抗建州的北京防禦戰竟演變成帝國正規軍加入農民軍，實在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然而對於接近總崩潰的帝國來說，牽一髮則動全身，任何原因都有可能導致帝國的滅亡。這樣看來，“流寇”居然能從一次旨在抵抗外侮的帝國首都保衛戰中獲得有生力量，也不足為奇了。
3. 招撫政策——楊鶴的主張
麵對崇禎初期的農民軍起義，帝國方麵，首先出場的是陝西三邊總督——楊鶴。
楊鶴，字修齡，武陵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後世對其軍事才能評價不高，但無可否認他是一位正直的官員。
萬曆薩爾滸大敗後，楊鶴曾言：“遼事之失，不料彼己，喪師辱國，誤在經略；不諳機宜，馬上催戰，誤在輔臣；調度不聞，束手無策，誤在樞部。至尊優柔不斷，又至尊自誤。”
這句話把當時的遼東經略、兵部、內閣大臣乃至萬曆皇帝都一起批評在內，也算切中時弊了。
天啟年間，楊鶴得罪魏忠賢，而“魏忠賢以鶴黨護廷弼，除鶴名”。直到崇禎元年，才被“拜左僉都禦史，進左副都禦史”。
楊鶴遂上言曰：“圖治之要，在培元氣。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氣傷；自遼左、黔、蜀喪師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氣傷；自搢紳構黨，彼此相傾，逆奄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脈未調，風邪易入，道在培養。”
這句話，當時眾人以為名言，而且從明帝國的滅亡來看，也不無道理。
明帝國末期，危機重重，起義接二連三，帝國不斷籌集軍費，派出精銳部隊，固然正麵交鋒都取得了勝利，但起義此起彼伏，從來沒有斷根，即使是在起義軍活動的最低潮時期，始終是暗流湧動，蘊量劇變。
簡而言之，帝國通過武力鎮壓，宛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也。自然，帝國不能坐視火燒眉毛了，還悠哉閑哉不予理會。很多時候，好的戰略不是想不到，而是實際情況已經不允許這麽實施，條件不夠成熟就貿然行動，代表進步的改革會遭遇慘敗，導致國家走向更加保守，往往就是這個道理。
楊鶴是崇禎元年提出“圖治之要，在培元氣”的，但當時帝國已經千瘡百孔，四處起火，關是應付目前的危機已經應接不暇，豈能好整以暇的“培養元氣”？即使楊鶴有此心，隻怕也無能為力，更何況帝國的首腦——崇禎皇帝剛愎自用，性子又急，短期內看不到實際效果就翻臉不認人，換另一個人來主事了，很難實施這樣長期而又很難見效的戰略。
當我們回顧明帝國的滅亡時，我們可以發現，即使在帝國末期，朝堂之上頭腦清醒的重臣們也並不少，帝國中的有識之士早就發現了潛在的危機，並且指出了唯一的解決之道，崇禎皇帝與其大臣們不是不明白這些道理，也不是沒有嚐試過治本兼治本的辦法，但最終還是很可惜的以失敗告終了。
有時候隱隱覺得覺得，帝國是眼睜睜看著自己毀滅的，那種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得不接受滅亡命運的感覺，大概很悲涼吧。
崇禎二年，“其冬，京師戒嚴，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總兵官悉以勤王行。延綏兵中道逃歸，甘肅兵亦嘩，懼誅，併合於賊，賊益張。”
帝國雖然一直將農民軍稱之為“賊”、“寇”，卻不是真的把這些人當成與帝國誓不兩立的敵人，帝國還是很清楚農民軍來源於普通農民的真相，也能夠理解造反者有不得已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