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邊界東西兩線的武裝衝突象一把烈火投入幹柴堆中，點燃了正處於亢奮、狂躁的×革中的中國。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人人口誅筆伐“蘇修”反華暴行；4億人次的示威遊行掀起了驚濤巨浪。北京的蘇聯駐華使館門前終日被各路遊行示威隊伍圍得水泄不通，“絞死勃列日涅夫”和“油炸柯西金”的巨幅標語赫然刷在使館大門兩側。中蘇雙方軍隊也開始向漫長而又具有爆炸性的邊境地區集結。蘇軍沿邊境地區陳兵百萬，並向蒙古派駐作戰集群。中方軍隊也開始北調，布重兵於“三北”（東北、華北、西北）地區。
所幸的是，中蘇雙方領導人在危機之中並沒有被仇恨沖昏頭腦，而是理智地認識到，中蘇兩個大國應避免戰爭，保持邊界穩定。機會終於來了，一場出色的、極其重要的“葬禮外交”上演了：中蘇兩國總理－周恩來與柯西金－赴越南參加胡誌明主席葬禮後，在北京首都機場舉行會談，達成了雙方邊防部隊脫離接觸、維持邊界秩序和開始邊界談判的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是中蘇首腦之間的一次成功的“危機管理”，使一觸即發的邊界局勢部分地得以緩和，避免了武裝衝突的擴大和升級。
三、縱談“天下大亂”，再現“三國演義”
兩線作戰，腹背受敵，是兵家大忌。這個道理對於熟讀歷史，博古通今的毛澤東來說，太明顯不過了。按說，在當時處於美國軍事包圍並已在南線捲入支持越南抗美戰爭的情況下，與北方超強鄰國把關係惡化到兵戎相見的程度，實屬戰略上被動之舉。然而，毛澤東強烈的民族主義心理不能容忍蘇聯領導人的大國沙文主義，唯我獨革、反修防修等激進的主張失控地漫延，惡化了雙邊國家關係。然而，偉人畢竟是偉人，他仍然以戰略家的遠見和籌劃，敏銳有效地操縱著中國的外交航向，試圖擺脫腹背受敵的不利戰略環境。
正當此時，太平洋彼岸的領導人尼克森及其智囊基辛格早已捕捉到大洋對岸中俄邊界槍聲傳遞的信息。中美結束敵對狀態，並開展某種程度的戰略合作，以對付蘇聯威脅，已經成為兩國戰略利益的客觀需要。“沒有永久的敵人，隻有永久的利益。”中美兩國70年代初形成的共同利益為兩國走向緩和奠定了基礎。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毛澤東親自指示周恩來要和基辛格談“天下大亂”：即中國準備蘇聯從北邊打進來，美國從南邊打進來。這離奇的“天下大亂”論不正是戰略家的“投石問路”嗎？基辛格不愧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一下說了個明白：美國無意從南邊進攻中國，可以把對付美國的軍隊北調。戰略交底之後，中美關係出現突破：尼克森訪華，結束了中美敵對狀態。毛澤東親自籌劃、參與的這項戰略性外交行動，使中國擺脫了兩線受敵的戰略窘境，生動地再現了“東聯孫吳、北拒曹操”的當代“三國演義”。
四、“大三角”與“冷戰”一起終結
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僅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蘇聯也發生著變化，“新思維”出現並形成體係，美蘇關係從“冷戰”逐漸走向“緩和”。中蘇關係也逐漸有了改善，冰凍期過去了。
80年代末期，國際戰略環境出現了劇烈變化。其中最為重要、影響世界格局的變化就是“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巨變及其解體。聯合抗蘇這一促成中美從敵對走向合作的共同戰略利益，隨著蘇聯解體而不復存在。中美關係由於失去了這一支柱性戰略利益而處於失衡、迷茫的狀況。用什麽新的共同戰略利益取而代之以恢復平衡呢？多邊領域、區域性合作？確實有意義，但構不成戰略性利益；經濟貿易？
最為合適，但雙方經濟貿易水平相差懸殊，構不成平等的貿易夥伴，而是由於mfn、智慧財產權等問題受製於對方。
高明的外交家和英明的政治家之所以值得人們稱讚，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的遠見卓識和處驚不亂的應變能力。對於80年代末期的國際戰略環境的大變化，中蘇雙方外交和政治領導人都早已開始調整雙邊關係，以適應戰略環境的變化。“結束過去、開闢未來”是中蘇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高度概括，也是兩國共同利益的需要。
五、韜光養晦，睦鄰周邊
國際環境的巨變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衝擊波，繼蘇聯解體之後，東歐國家紛紛改朝換代。於是，人們的目光轉向中國，有的人巴不得她步蘇聯後塵，有的人則期望她走出險境，重上坦途。中國則是迅速穩住局勢，加快改革的步伐，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麵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一方麵取韜光養晦之策，盡力改善國際環境，另一方麵採取了睦鄰周邊的政策，建立起有利於中國建設發展的“小環境”。
中國周邊國家大小10餘個，其中最大的鄰國就是俄羅斯，而且兩國有著最長的邊界。因此，中俄邊境地區的安寧與否是實現睦鄰周邊政策的關鍵。中蘇領導人“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高級會晤，標誌著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開端。但是，要完全實現關係正常化，必須解開歷史疙瘩，消除邊境地區軍事對峙並建立起信任。應該說，此時的邊境地區軍事態勢與“陣兵百萬”時期已大不相同。蘇聯尚未解體時，蘇軍已撤銷了針對新疆地區的中亞軍區，開始撤退並解散蘇軍駐蒙古集群。蘇聯解體後，原中蘇邊界西段成為中塔、中吉和中哈邊界，基本上與俄軍脫離接觸。東段俄軍也進行了裁減、整編，減少進攻性武器裝備。但是，俄軍兵力仍超過了關係正常化所需的水平。中方始終取防禦態勢，重點在縱深腹地部署重兵。此外，建立起軍事領域信任是保持邊境地區穩定的重要方麵。
所幸的是，中蘇雙方領導人在危機之中並沒有被仇恨沖昏頭腦，而是理智地認識到，中蘇兩個大國應避免戰爭，保持邊界穩定。機會終於來了，一場出色的、極其重要的“葬禮外交”上演了：中蘇兩國總理－周恩來與柯西金－赴越南參加胡誌明主席葬禮後，在北京首都機場舉行會談，達成了雙方邊防部隊脫離接觸、維持邊界秩序和開始邊界談判的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是中蘇首腦之間的一次成功的“危機管理”，使一觸即發的邊界局勢部分地得以緩和，避免了武裝衝突的擴大和升級。
三、縱談“天下大亂”，再現“三國演義”
兩線作戰，腹背受敵，是兵家大忌。這個道理對於熟讀歷史，博古通今的毛澤東來說，太明顯不過了。按說，在當時處於美國軍事包圍並已在南線捲入支持越南抗美戰爭的情況下，與北方超強鄰國把關係惡化到兵戎相見的程度，實屬戰略上被動之舉。然而，毛澤東強烈的民族主義心理不能容忍蘇聯領導人的大國沙文主義，唯我獨革、反修防修等激進的主張失控地漫延，惡化了雙邊國家關係。然而，偉人畢竟是偉人，他仍然以戰略家的遠見和籌劃，敏銳有效地操縱著中國的外交航向，試圖擺脫腹背受敵的不利戰略環境。
正當此時，太平洋彼岸的領導人尼克森及其智囊基辛格早已捕捉到大洋對岸中俄邊界槍聲傳遞的信息。中美結束敵對狀態，並開展某種程度的戰略合作，以對付蘇聯威脅，已經成為兩國戰略利益的客觀需要。“沒有永久的敵人，隻有永久的利益。”中美兩國70年代初形成的共同利益為兩國走向緩和奠定了基礎。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毛澤東親自指示周恩來要和基辛格談“天下大亂”：即中國準備蘇聯從北邊打進來，美國從南邊打進來。這離奇的“天下大亂”論不正是戰略家的“投石問路”嗎？基辛格不愧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一下說了個明白：美國無意從南邊進攻中國，可以把對付美國的軍隊北調。戰略交底之後，中美關係出現突破：尼克森訪華，結束了中美敵對狀態。毛澤東親自籌劃、參與的這項戰略性外交行動，使中國擺脫了兩線受敵的戰略窘境，生動地再現了“東聯孫吳、北拒曹操”的當代“三國演義”。
四、“大三角”與“冷戰”一起終結
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僅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蘇聯也發生著變化，“新思維”出現並形成體係，美蘇關係從“冷戰”逐漸走向“緩和”。中蘇關係也逐漸有了改善，冰凍期過去了。
80年代末期，國際戰略環境出現了劇烈變化。其中最為重要、影響世界格局的變化就是“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巨變及其解體。聯合抗蘇這一促成中美從敵對走向合作的共同戰略利益，隨著蘇聯解體而不復存在。中美關係由於失去了這一支柱性戰略利益而處於失衡、迷茫的狀況。用什麽新的共同戰略利益取而代之以恢復平衡呢？多邊領域、區域性合作？確實有意義，但構不成戰略性利益；經濟貿易？
最為合適，但雙方經濟貿易水平相差懸殊，構不成平等的貿易夥伴，而是由於mfn、智慧財產權等問題受製於對方。
高明的外交家和英明的政治家之所以值得人們稱讚，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的遠見卓識和處驚不亂的應變能力。對於80年代末期的國際戰略環境的大變化，中蘇雙方外交和政治領導人都早已開始調整雙邊關係，以適應戰略環境的變化。“結束過去、開闢未來”是中蘇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高度概括，也是兩國共同利益的需要。
五、韜光養晦，睦鄰周邊
國際環境的巨變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衝擊波，繼蘇聯解體之後，東歐國家紛紛改朝換代。於是，人們的目光轉向中國，有的人巴不得她步蘇聯後塵，有的人則期望她走出險境，重上坦途。中國則是迅速穩住局勢，加快改革的步伐，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麵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一方麵取韜光養晦之策，盡力改善國際環境，另一方麵採取了睦鄰周邊的政策，建立起有利於中國建設發展的“小環境”。
中國周邊國家大小10餘個，其中最大的鄰國就是俄羅斯，而且兩國有著最長的邊界。因此，中俄邊境地區的安寧與否是實現睦鄰周邊政策的關鍵。中蘇領導人“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高級會晤，標誌著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開端。但是，要完全實現關係正常化，必須解開歷史疙瘩，消除邊境地區軍事對峙並建立起信任。應該說，此時的邊境地區軍事態勢與“陣兵百萬”時期已大不相同。蘇聯尚未解體時，蘇軍已撤銷了針對新疆地區的中亞軍區，開始撤退並解散蘇軍駐蒙古集群。蘇聯解體後，原中蘇邊界西段成為中塔、中吉和中哈邊界，基本上與俄軍脫離接觸。東段俄軍也進行了裁減、整編，減少進攻性武器裝備。但是，俄軍兵力仍超過了關係正常化所需的水平。中方始終取防禦態勢，重點在縱深腹地部署重兵。此外，建立起軍事領域信任是保持邊境地區穩定的重要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