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猶太大屠殺研究的更廣泛的背景下，本書不應該被簡單地置於一個功能主義—意向論的層麵。本書偏離了這種理論模式，該模式在近年的大屠殺歷史學研究領域內被模糊化了，被歸為另一種專門抨擊“犯罪者—受害人—旁觀者”坐標的研究範疇，“直到最近才得到學界一定的注意”。12但這本書也證明了，這些範疇的界限都是模糊不明的，它提醒我們，大屠殺過程中的每一個片段都有其獨特的情景動力學（situational dynamics）。這一點並非無關緊要，因為它意味著，在每一個片段情節中，其場景中的不同演員都會做出許多特定的、獨立的判斷，他們對劇情的走向和結果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我認為，在這方麵，還有更多深入的研究能證明耶德瓦布內的悲劇並不是個案。因此，我們至少可以設想，如果那些“演員”當時做出了不一樣的抉擇，那麽更多的歐洲猶太人就有可能在戰爭中倖存。
然而，在一個十分重要的層麵上，本書卻是一本很典型的關於大屠殺的書。因為不像有關其他問題的歷史研究，關於大屠殺，我的結論是開放式的。換言之，讀者在結束閱讀時，恐怕不會得到知識獲取上的滿足感；我在完成寫作時，也同樣沒有這種感覺。寫到最後一頁的時候，我無法對自己說出“嗯，我現在能理解了”這樣的話，我想我的讀者也不會。
當然，在寫書的過程中，你必須做出闡述和分析，就好像你有可能理解一樣，還要在書中囊括一些一般性的、解釋性的史料內容。但我認為，在故事的結尾我們必須提出疑問——這樣如何？那樣如何？——這是深入這個題材之骨髓的特質。同樣，在直麵大屠殺時，能緩解我們的不安和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斷提出這些似乎永無窮盡的問題，如此我們才能繼續尋求答案。因此，大屠殺實則是人類從其經驗中吸取教訓的一個起點，而絕非終點。我們永遠也不會“理解”大屠殺為何會發生，但我們必須明白，它的前因後果牽動著歷史。在這個意義上，大屠殺已然成了一起揭示現代情感的功能性事件，也將永遠是反映人之境況的重要議題。
* * *
注釋
1.海達·科瓦莉（heda margolius kovály，1919—2010），捷克作家、譯者，出生於布拉格。1944年與父母一同遭納粹逮捕、關押進奧斯維辛集中營，她的父母被送入了毒氣室，而她則被轉送往他處做苦工。科瓦莉著有回憶錄《在一顆殘酷的六芒星下：1941—1968年在布拉格的生活》（under a cruel star – a life in prague1941–1968）等。——譯者注（後文中所有頁下注皆為譯者注，不再另做說明。）
事件梗概
1949年1月8日，在耶德瓦布內，一個距離沃姆紮（?om?a）—後者位於波蘭歷史悠久的省份馬佐夫舍（mazowsze）——約19公裏的小鎮，安全警察扣押了15名男子。我們在一份文件中找到了他們的名字，這份文件有個不祥的標題：“清算報告”（raport likwidacyjny）。它和許多所謂的“控製—調查”檔案（aktakontrolno-?ledcze）存放在一起，由安全警察保管，以便監控他們在每項調查中的進度。1在被抓捕的人中，小農和季節工占多數，還有兩名鞋匠、一名泥瓦匠、一名木匠、兩名鎖匠、一名信差和一名前市政廳接待員。他們中一些人是有家室的（其中一個是六個孩子的父親，還有一個有四個孩子），一些人單身。最年輕的27歲，最年長的64歲。簡單來說，這就是一群再普通不過的男人。2
那時，耶德瓦布內的居民總共不過2000人左右，警察一時間拘捕了這麽多當地居民，一定讓鎮上的人都震驚不已。3四個月後，即5月16日和17日，貝萊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boles?aw ramotowski）及其他21名共同被告在沃姆紮的地方法院受審，直到這時，人們才對整起事件有了一些認識。起訴書的第一句話是這樣的：“波蘭猶太歷史研究院向司法部寄送的材料描述了耶德瓦布內居民的犯罪行為，即參與謀殺猶太人民，該材料中的證詞由施姆爾·瓦瑟什塔因（szmul wasersztajn）陳述，陳述人目擊了對猶太人進行的屠殺。”4
猶太歷史研究院（jhi）並沒有記錄能告訴我們瓦瑟什塔因的證詞是如何以及何時被遞交至檢察機關的。同樣，根據庭審檔案，我們也無法得知全部細節，比如，法院是何時知道耶德瓦布內所發生的事件的？為何這項指控延遲了如此之久？沃姆紮安全部的“控製—調查”檔案提供了一些線索，但它們也不是很有說服力。5無論如何，1945年4月5日，瓦瑟什塔因就向猶太歷史委員會（jewish historicalmission）提供了他的證詞。他的原話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有1600名猶太人居住在耶德瓦布內，但戰後隻有7人倖存，他們都是被一名住在附近的波蘭婦女維日科夫斯卡（wyrzykowska）營救的。
1941年6月23日禮拜一的晚上，德國人進駐鎮子。從25日開始，波蘭居民中的一群地方暴徒就開始進行反猶屠殺了。其中的兩個暴徒，瓦奇克·波洛夫斯基（wacek borowski）（也有可能是叫波羅夫維克[borowiuk]）和他兄弟米特克（mietek），在猶太人的住房之間徘徊，其他暴徒則拉著手風琴、吹著笛子，以此來掩蓋猶太婦女和孩子們的尖叫聲。我親眼看見這些劊子手殺害了夏基亞·瓦瑟什塔因（插jcia wasersztajn）、73歲的雅各布·凱克（jakub kac）和埃利阿斯·克（eliasz krawiecki）。
然而，在一個十分重要的層麵上，本書卻是一本很典型的關於大屠殺的書。因為不像有關其他問題的歷史研究，關於大屠殺，我的結論是開放式的。換言之，讀者在結束閱讀時，恐怕不會得到知識獲取上的滿足感；我在完成寫作時，也同樣沒有這種感覺。寫到最後一頁的時候，我無法對自己說出“嗯，我現在能理解了”這樣的話，我想我的讀者也不會。
當然，在寫書的過程中，你必須做出闡述和分析，就好像你有可能理解一樣，還要在書中囊括一些一般性的、解釋性的史料內容。但我認為，在故事的結尾我們必須提出疑問——這樣如何？那樣如何？——這是深入這個題材之骨髓的特質。同樣，在直麵大屠殺時，能緩解我們的不安和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斷提出這些似乎永無窮盡的問題，如此我們才能繼續尋求答案。因此，大屠殺實則是人類從其經驗中吸取教訓的一個起點，而絕非終點。我們永遠也不會“理解”大屠殺為何會發生，但我們必須明白，它的前因後果牽動著歷史。在這個意義上，大屠殺已然成了一起揭示現代情感的功能性事件，也將永遠是反映人之境況的重要議題。
* * *
注釋
1.海達·科瓦莉（heda margolius kovály，1919—2010），捷克作家、譯者，出生於布拉格。1944年與父母一同遭納粹逮捕、關押進奧斯維辛集中營，她的父母被送入了毒氣室，而她則被轉送往他處做苦工。科瓦莉著有回憶錄《在一顆殘酷的六芒星下：1941—1968年在布拉格的生活》（under a cruel star – a life in prague1941–1968）等。——譯者注（後文中所有頁下注皆為譯者注，不再另做說明。）
事件梗概
1949年1月8日，在耶德瓦布內，一個距離沃姆紮（?om?a）—後者位於波蘭歷史悠久的省份馬佐夫舍（mazowsze）——約19公裏的小鎮，安全警察扣押了15名男子。我們在一份文件中找到了他們的名字，這份文件有個不祥的標題：“清算報告”（raport likwidacyjny）。它和許多所謂的“控製—調查”檔案（aktakontrolno-?ledcze）存放在一起，由安全警察保管，以便監控他們在每項調查中的進度。1在被抓捕的人中，小農和季節工占多數，還有兩名鞋匠、一名泥瓦匠、一名木匠、兩名鎖匠、一名信差和一名前市政廳接待員。他們中一些人是有家室的（其中一個是六個孩子的父親，還有一個有四個孩子），一些人單身。最年輕的27歲，最年長的64歲。簡單來說，這就是一群再普通不過的男人。2
那時，耶德瓦布內的居民總共不過2000人左右，警察一時間拘捕了這麽多當地居民，一定讓鎮上的人都震驚不已。3四個月後，即5月16日和17日，貝萊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boles?aw ramotowski）及其他21名共同被告在沃姆紮的地方法院受審，直到這時，人們才對整起事件有了一些認識。起訴書的第一句話是這樣的：“波蘭猶太歷史研究院向司法部寄送的材料描述了耶德瓦布內居民的犯罪行為，即參與謀殺猶太人民，該材料中的證詞由施姆爾·瓦瑟什塔因（szmul wasersztajn）陳述，陳述人目擊了對猶太人進行的屠殺。”4
猶太歷史研究院（jhi）並沒有記錄能告訴我們瓦瑟什塔因的證詞是如何以及何時被遞交至檢察機關的。同樣，根據庭審檔案，我們也無法得知全部細節，比如，法院是何時知道耶德瓦布內所發生的事件的？為何這項指控延遲了如此之久？沃姆紮安全部的“控製—調查”檔案提供了一些線索，但它們也不是很有說服力。5無論如何，1945年4月5日，瓦瑟什塔因就向猶太歷史委員會（jewish historicalmission）提供了他的證詞。他的原話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有1600名猶太人居住在耶德瓦布內，但戰後隻有7人倖存，他們都是被一名住在附近的波蘭婦女維日科夫斯卡（wyrzykowska）營救的。
1941年6月23日禮拜一的晚上，德國人進駐鎮子。從25日開始，波蘭居民中的一群地方暴徒就開始進行反猶屠殺了。其中的兩個暴徒，瓦奇克·波洛夫斯基（wacek borowski）（也有可能是叫波羅夫維克[borowiuk]）和他兄弟米特克（mietek），在猶太人的住房之間徘徊，其他暴徒則拉著手風琴、吹著笛子，以此來掩蓋猶太婦女和孩子們的尖叫聲。我親眼看見這些劊子手殺害了夏基亞·瓦瑟什塔因（插jcia wasersztajn）、73歲的雅各布·凱克（jakub kac）和埃利阿斯·克（eliasz krawiec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