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某公”是誰？“當道”又是誰？答案就在袁世凱所存一份由“雷”發給他的密呈中，其中寫道：
滬函已抄交錢錫霖呈閱總理。今早錢晤由滬派來之愛律師。閱滬電，謂引渡後，桎梏極虐，防範尤嚴，決以強力鍛鍊成獄，急危萬分。愛又詢商能否設法交徐寶山等語。錢謂雷雲，滬地彼力最強，無從下手，奈何？雷告以或用共進會名義，向中央控其強權鍛鍊，指請發交中立之公正人裁判；一麵再曝陳其美之不法，並致函恐嚇法官以為牽製；或勸洪直認為國除奸，延律師代表赴訴。錢贊成前一策，並囑來人回滬照辦，明日即行。[31]
由章伯鋒、李宗一主編的《北洋軍閥》資料集第二卷收錄了該呈，並注雲：“呈報人署名雷，似即為當時任職京師軍政執法處處長之雷震春。”[32]經查，雷震春從1912年2月至1913年9月一直擔任河南護軍使，[33]不過其人為袁世凱私黨，有時會在北京。據《民立報》報導，刺宋案發生後，雷震春即於3月末到京，“為袁所留”。4月3日，雷曾“調備補軍二營北上，訪其原因，實因袁恐京師有亂，故將其心腹人員全行督帶重兵，召入保衛”。[34]因此，呈文中之“雷”應當就是雷震春，隻不過他當時是以河南護軍使身份留京，而非擔任京師軍政執法處處長。
呈文中“滬函”應即前引應夔丞黨徒所發函。應夔丞黨徒很可能同時還以電報方式向北京控告，故雷震春於呈文中曰“閱滬電”雲雲。“滬函已抄交錢錫霖呈閱總理”一句告訴我們，應夔丞黨徒之函是發給雷震春，也就是“某公”。雷震春收到函後，抄交錢錫霖，再由錢呈給國務總理，而後雷震春又呈文袁世凱報告此事。北京大學歷史學係所藏殘信，應當就是雷震春呈送袁世凱的原件殘片。而“當道”，就是袁、趙。錢錫霖時任京師警察廳署理勤務督察長，與應夔丞交好。[35]應夔丞於3月24日被捕消息在各報披露後，曾有消息雲：“北京高等偵探處長兼署勤務督察長錢錫霖，於二十五日秘密出京，專為考察宋先生被刺情形，隨帶高等偵探二人，女探一人，於二十六日在津換乘津浦路車來滬，專探此案之真相。”[36]可知錢錫霖作為袁世凱方麵的人，從一開始就參與了宋案的調查。
應夔丞黨徒發函的目的，是要設法將應夔丞的審訊從屬於國民黨勢力範圍的上海移轉至湖北。實際上，應夔丞在被捕後不久，就曾於4月初通過律師愛理斯帶密信到京給內務部次長言敦源，請設法將其“直解北京”，但未有結果。[37]隨著會審公廨預審於4月中旬結束，應夔丞被移交中方，司法部決定由上海地方審判廳負責審理，應夔丞黨徒深感情形不妙，這才又改變策略，發函給雷震春，請求將應夔丞提解至非國民黨勢力範圍的湖北審理；同時，又派愛理斯再次來京，找錢錫霖活動，提出能否將應夔丞交給與應曾打過交道的江蘇第二軍軍長徐寶山。前引應夔丞黨徒寫給雷震春函中提到的“愛律師”就是愛理斯。可知應夔丞律師及黨徒此時正想方設法幫應夔丞脫罪。錢錫霖找雷震春商量，於是雷震春提出幾種辦法，供其選擇。其中一個辦法是請應夔丞方麵之人“用共進會名義，向中央控其（指國民黨或黃興、陳其美——引者）強權鍛鍊，指請發交中立之公正人裁判”。錢錫霖贊同此法，“囑來人回滬照辦”，於是我們便看到5月15日應夔丞向上海地方審判廳提出聲請狀，稱“宋案發生以來，宵小乘機煽惑，輿論騷然，而直接受害者實惟被告”，提出該案受“黨爭”等影響，難以保證判決“平允”，請司法部“特開司法會議，準由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指定北京地方審判廳為管轄本案之審判衙門”。[38]不過，由於應夔丞被捕後，共進會副會長宋伯飛等否認該會與刺宋案有關，[39]應夔丞隻能以個人名義提出聲請。雖然其聲請遭到了上海地方審判廳和司法部的拒絕，[40]但一直以為殺宋是中央意思的應夔丞揚言：“是案有許多大人物在內，餘性命可保，將來必能達到移京公判之目的”。[41]在雷震春提出的另外幾種幫助應夔丞脫罪的辦法中，“致函恐嚇法官以為牽製”一法，很可能與5月8日上海地方審判廳全體人員被江蘇高等審判總廳下令撤換有關。[42]“勸洪直認為國除奸，延律師代表赴訴”一法，則透露出刺宋案主謀其實就是洪述祖，應夔丞不過是受洪指使，但由於洪述祖已經逃至青島德國租界，而德方拒絕引渡，此法事實上行不通。比較而言，“再曝陳其美之不法”更具操作性，關於此點容後再述。
應夔丞黨徒向雷震春發函時，恰逢武士英在由國民黨人負責看管的營倉內暴斃不久，外界傳言紛紛，或言病死，或言毒殺，或言自殺。為防止應夔丞亦出現意外，負責看管營倉的步兵第六十一團團長陳其蔚高度緊張，加強了防備，“每日午、晚兩炊，所食飯菜係與團部官佐同鍋而出，且所食菜餚必由陳團長檢驗，並須親自遍嚐其味，交由素所親信之護兵掇入營倉。每食一炊，必派軍官一員與應同桌而食”。[43]然而，陳其蔚的嚴密防護，從應夔丞黨徒口中說出來，卻成了應夔丞害怕國民黨人下毒，因此“渠在監內日夜防護，以巨金賂典獄者，每食必與人共坐，俟人先嚐，然後下箸，否則不食”，可以說完全顛倒了事實。試想，國民黨一直認為袁、趙是殺宋幕後主使，正想通過法庭審訊從應夔丞那裏獲得真相，如何會將其毒死呢？退一步講，國民黨人若要將其毒死，又何必對其嚴密防護？又怎麽可能允許身陷囹圄的應夔丞每食都請人來陪同用餐？應該看到，殺害了宋教仁的應夔丞被捕後，必然會擔心國民黨人報復，因此防範心理極重，國民黨人對他的嚴密防護，反而會讓他心生恐懼，並把這種恐懼傳達給其家屬、律師及黨徒。這樣一來，應夔丞黨徒便有“理由”提出將應夔丞“轉移他處，不在若輩範圍以內”。而要達此目的，就必須有充分理由讓人相信，應夔丞在上海不但得不到公正審判，而且有生命危險，[44]於是，一封通篇由謊言構成的嫁禍陳其美、黃興殺宋的函件，也就是所謂“北京國務院聲明”就此誕生，並發給了雷震春。何以謂通篇謊言呢？從以下四點可以看出。
滬函已抄交錢錫霖呈閱總理。今早錢晤由滬派來之愛律師。閱滬電，謂引渡後，桎梏極虐，防範尤嚴，決以強力鍛鍊成獄，急危萬分。愛又詢商能否設法交徐寶山等語。錢謂雷雲，滬地彼力最強，無從下手，奈何？雷告以或用共進會名義，向中央控其強權鍛鍊，指請發交中立之公正人裁判；一麵再曝陳其美之不法，並致函恐嚇法官以為牽製；或勸洪直認為國除奸，延律師代表赴訴。錢贊成前一策，並囑來人回滬照辦，明日即行。[31]
由章伯鋒、李宗一主編的《北洋軍閥》資料集第二卷收錄了該呈，並注雲：“呈報人署名雷，似即為當時任職京師軍政執法處處長之雷震春。”[32]經查，雷震春從1912年2月至1913年9月一直擔任河南護軍使，[33]不過其人為袁世凱私黨，有時會在北京。據《民立報》報導，刺宋案發生後，雷震春即於3月末到京，“為袁所留”。4月3日，雷曾“調備補軍二營北上，訪其原因，實因袁恐京師有亂，故將其心腹人員全行督帶重兵，召入保衛”。[34]因此，呈文中之“雷”應當就是雷震春，隻不過他當時是以河南護軍使身份留京，而非擔任京師軍政執法處處長。
呈文中“滬函”應即前引應夔丞黨徒所發函。應夔丞黨徒很可能同時還以電報方式向北京控告，故雷震春於呈文中曰“閱滬電”雲雲。“滬函已抄交錢錫霖呈閱總理”一句告訴我們，應夔丞黨徒之函是發給雷震春，也就是“某公”。雷震春收到函後，抄交錢錫霖，再由錢呈給國務總理，而後雷震春又呈文袁世凱報告此事。北京大學歷史學係所藏殘信，應當就是雷震春呈送袁世凱的原件殘片。而“當道”，就是袁、趙。錢錫霖時任京師警察廳署理勤務督察長，與應夔丞交好。[35]應夔丞於3月24日被捕消息在各報披露後，曾有消息雲：“北京高等偵探處長兼署勤務督察長錢錫霖，於二十五日秘密出京，專為考察宋先生被刺情形，隨帶高等偵探二人，女探一人，於二十六日在津換乘津浦路車來滬，專探此案之真相。”[36]可知錢錫霖作為袁世凱方麵的人，從一開始就參與了宋案的調查。
應夔丞黨徒發函的目的，是要設法將應夔丞的審訊從屬於國民黨勢力範圍的上海移轉至湖北。實際上，應夔丞在被捕後不久，就曾於4月初通過律師愛理斯帶密信到京給內務部次長言敦源，請設法將其“直解北京”，但未有結果。[37]隨著會審公廨預審於4月中旬結束，應夔丞被移交中方，司法部決定由上海地方審判廳負責審理，應夔丞黨徒深感情形不妙，這才又改變策略，發函給雷震春，請求將應夔丞提解至非國民黨勢力範圍的湖北審理；同時，又派愛理斯再次來京，找錢錫霖活動，提出能否將應夔丞交給與應曾打過交道的江蘇第二軍軍長徐寶山。前引應夔丞黨徒寫給雷震春函中提到的“愛律師”就是愛理斯。可知應夔丞律師及黨徒此時正想方設法幫應夔丞脫罪。錢錫霖找雷震春商量，於是雷震春提出幾種辦法，供其選擇。其中一個辦法是請應夔丞方麵之人“用共進會名義，向中央控其（指國民黨或黃興、陳其美——引者）強權鍛鍊，指請發交中立之公正人裁判”。錢錫霖贊同此法，“囑來人回滬照辦”，於是我們便看到5月15日應夔丞向上海地方審判廳提出聲請狀，稱“宋案發生以來，宵小乘機煽惑，輿論騷然，而直接受害者實惟被告”，提出該案受“黨爭”等影響，難以保證判決“平允”，請司法部“特開司法會議，準由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指定北京地方審判廳為管轄本案之審判衙門”。[38]不過，由於應夔丞被捕後，共進會副會長宋伯飛等否認該會與刺宋案有關，[39]應夔丞隻能以個人名義提出聲請。雖然其聲請遭到了上海地方審判廳和司法部的拒絕，[40]但一直以為殺宋是中央意思的應夔丞揚言：“是案有許多大人物在內，餘性命可保，將來必能達到移京公判之目的”。[41]在雷震春提出的另外幾種幫助應夔丞脫罪的辦法中，“致函恐嚇法官以為牽製”一法，很可能與5月8日上海地方審判廳全體人員被江蘇高等審判總廳下令撤換有關。[42]“勸洪直認為國除奸，延律師代表赴訴”一法，則透露出刺宋案主謀其實就是洪述祖，應夔丞不過是受洪指使，但由於洪述祖已經逃至青島德國租界，而德方拒絕引渡，此法事實上行不通。比較而言，“再曝陳其美之不法”更具操作性，關於此點容後再述。
應夔丞黨徒向雷震春發函時，恰逢武士英在由國民黨人負責看管的營倉內暴斃不久，外界傳言紛紛，或言病死，或言毒殺，或言自殺。為防止應夔丞亦出現意外，負責看管營倉的步兵第六十一團團長陳其蔚高度緊張，加強了防備，“每日午、晚兩炊，所食飯菜係與團部官佐同鍋而出，且所食菜餚必由陳團長檢驗，並須親自遍嚐其味，交由素所親信之護兵掇入營倉。每食一炊，必派軍官一員與應同桌而食”。[43]然而，陳其蔚的嚴密防護，從應夔丞黨徒口中說出來，卻成了應夔丞害怕國民黨人下毒，因此“渠在監內日夜防護，以巨金賂典獄者，每食必與人共坐，俟人先嚐，然後下箸，否則不食”，可以說完全顛倒了事實。試想，國民黨一直認為袁、趙是殺宋幕後主使，正想通過法庭審訊從應夔丞那裏獲得真相，如何會將其毒死呢？退一步講，國民黨人若要將其毒死，又何必對其嚴密防護？又怎麽可能允許身陷囹圄的應夔丞每食都請人來陪同用餐？應該看到，殺害了宋教仁的應夔丞被捕後，必然會擔心國民黨人報復，因此防範心理極重，國民黨人對他的嚴密防護，反而會讓他心生恐懼，並把這種恐懼傳達給其家屬、律師及黨徒。這樣一來，應夔丞黨徒便有“理由”提出將應夔丞“轉移他處，不在若輩範圍以內”。而要達此目的，就必須有充分理由讓人相信，應夔丞在上海不但得不到公正審判，而且有生命危險，[44]於是，一封通篇由謊言構成的嫁禍陳其美、黃興殺宋的函件，也就是所謂“北京國務院聲明”就此誕生，並發給了雷震春。何以謂通篇謊言呢？從以下四點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