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種看法，認為國民黨發起“二次革命”的理由並不充分，甚至認為“師出無名”。如楊天宏指出，“在沒有找到袁世凱就是宋案‘主謀’的直接證據、袁‘帝製自為’的陰謀尚未充分暴露且自身力量不足以推倒袁氏的情況下”，孫中山“貿然發動‘二次革命’，無疑是其政治寫作中的一大敗筆”。[195]袁世凱是否在1913年就有“帝製自為”的想法，姑且不論。就指控袁、趙主謀刺宋這點來看，國民黨的確犯了大錯，但如果因此便認為“二次革命”“師出無名”，實際上是將“二次革命”的目標貶低到了為宋教仁報私仇的層次，而這與國民黨標舉的反對袁世凱破壞民主共和、實行獨裁統治的目標根本不在一個層麵上。事實上，隨著中華民國建立，民主共和的製度框架雖然確立起來，但作為當權者的袁世凱及其支持者，往往並不按民主法律原則行事，所以我們才會看到袁世凱在國會以外自行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甚至利用洪、應這樣的人，收買議員、收買報館，操弄憲法起草；才會看到袁世凱為了打擊政敵，支持洪、應圖謀購買所謂“劣史”損毀反對黨領袖聲譽；才會看到洪、應因構陷陰謀未果，擅自殺宋，而袁世凱為了避免自身受到衝擊，不惜阻斷法律解決途徑；也才會看到袁世凱藉助國家機器壓製反對黨聲音，並在軍事上步步緊逼。這樣，我們就會發現，國民黨起而反抗，其實有很多理由，並非“師出無名”。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違背民意，不得民心。如章開沅認為，“當時輿論多數是傾向於袁世凱這一方麵的”，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沒有真正的考慮到人心的向背，當時經過了辛亥革命那一場大的社會動盪以後，老百姓還是希望安居樂業”。[196]楊天石也認為，“辛亥革命以後，社會心理的普遍狀態是希望和平，希望安定，希望在袁世凱的統治底下，中國的道路能夠走得比較順利”，“所以當孫中山要舉行‘二次革命’的時候，應該說社會的同情並不在孫中山身上。不僅社會輿論普遍地不贊成搞‘二次革命’，連國民黨裏邊的大部分人也都不贊成‘二次革命’”。[197]然而，所謂“民心”“民意”，站在不同政治立場上的人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是不同的。有人認為“二次革命”不得人心，可在孫中山眼中，卻是宋教仁被刺後“人心激昂，民氣憤張”。[198]章太炎也說，“此案發生，各省人心異常憤激”，並進一步引申說：“使政府平日施政大公無私，為人民信仰，則宋案發生，人心必不如是憤激。因政府平日行為極謬，國民已大受痛苦，故宋案發生，國民震怒，幾不可遏，此亦公理不滅、人心不死的明證。”[199]可見袁世凱的統治並不是完全得民心的，當時白朗起義蔓延鄂、豫、皖、陝、甘五省，歷時三年之久，便是證明。而且，所謂“民心”“民意”，也是可以製造出來的，袁世凱後來復辟帝製，不就曾假借“民意”嗎？實際上，早在宋案發生當時，袁世凱就已經可以很純熟地使用這一手法了。一方麵以強力壓製國民黨批評政府的聲音，另一方麵不斷在幕後製造輿論，攻擊國民黨人，或借“國民黨某君”名義，或借北軍中“某軍官”名義，或借“某西報”名義；或代表政界，或代表軍界，或代表商界。於是，袁世凱及其政府就被樹為“民意”代表，而國民黨則被描畫成一群破壞建設、分裂南北，企圖發動“二次革命”的暴民。《民立報》曾專門揭露政府以“險惡手段”，“造作種種蜚語，以惑聽聞而亂是非”，導致“淺識之徒，被其蒙蔽，民不安枕，商賈裹足”，“然常人習焉不察，反以政府之倒行逆施為是，以國民黨之力伸公義為非”。其目的就是要將國民黨樹為靶子，“逞其殺伐之野心，以一網打盡民黨”。[200]孫中山後來總結“二次革命”失敗的教訓時，後悔在宋教仁被刺後人心激奮的情況下沒有立即起兵討袁，使得袁世凱得有機會“收買議員，收買軍隊，收買報館，以推翻輿論”，[201]可謂血的教訓。可見，所謂“民心”“民意”，是不能夠僅僅看輿論宣傳的，尤其不能僅僅看強者一方的宣傳。我們當然不否認，經過辛亥革命之後“民心思安”，但當我們做出“二次革命”違背民意、不得民心這樣的判斷的時候，其中實際潛藏著危險，有些過於簡單化了。
當袁世凱為了自身利益，堵死法律解決宋案的路子，在政治上分化國民黨人，在軍事上緊逼國民黨人，在輿論上刻意把國民黨塑造成敵人的時候，也就把國民黨逼到了死角，由於無法找到其他有效的反袁途徑，“二次革命”爆發也就是必然的了。有人批評國民黨“為了一個刑事案件”，“開啟了辛亥革命後用武力解決政爭的先河，而且在國民黨帶領下愈演愈烈，中國政治以此為起點走上歪路”。[202]還有人認為：“革命黨人雖然宣言要追求的是真正的共和製度，但實際上或者說客觀上破壞了這種製度，採取革命的方式、武裝鬥爭的方式取代了和平的方式，違背了人們的意願，破壞了和平建設國家的路徑。”[203]持這樣看法的人顯然忘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二次革命”實際上是一場被迫發起的革命，從主觀上講，國民黨根本沒有破壞民主共和的意圖，恰相反，發動革命的目的，是要反抗袁世凱的獨裁統治，是要維護民主共和製度，因為袁世凱在民主共和製度下的一些作為，實際上是與這一製度相背離的，任其發展，必成大患。正如李劍農在論及“二次革命”時所說：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違背民意，不得民心。如章開沅認為，“當時輿論多數是傾向於袁世凱這一方麵的”，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沒有真正的考慮到人心的向背，當時經過了辛亥革命那一場大的社會動盪以後，老百姓還是希望安居樂業”。[196]楊天石也認為，“辛亥革命以後，社會心理的普遍狀態是希望和平，希望安定，希望在袁世凱的統治底下，中國的道路能夠走得比較順利”，“所以當孫中山要舉行‘二次革命’的時候，應該說社會的同情並不在孫中山身上。不僅社會輿論普遍地不贊成搞‘二次革命’，連國民黨裏邊的大部分人也都不贊成‘二次革命’”。[197]然而，所謂“民心”“民意”，站在不同政治立場上的人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是不同的。有人認為“二次革命”不得人心，可在孫中山眼中，卻是宋教仁被刺後“人心激昂，民氣憤張”。[198]章太炎也說，“此案發生，各省人心異常憤激”，並進一步引申說：“使政府平日施政大公無私，為人民信仰，則宋案發生，人心必不如是憤激。因政府平日行為極謬，國民已大受痛苦，故宋案發生，國民震怒，幾不可遏，此亦公理不滅、人心不死的明證。”[199]可見袁世凱的統治並不是完全得民心的，當時白朗起義蔓延鄂、豫、皖、陝、甘五省，歷時三年之久，便是證明。而且，所謂“民心”“民意”，也是可以製造出來的，袁世凱後來復辟帝製，不就曾假借“民意”嗎？實際上，早在宋案發生當時，袁世凱就已經可以很純熟地使用這一手法了。一方麵以強力壓製國民黨批評政府的聲音，另一方麵不斷在幕後製造輿論，攻擊國民黨人，或借“國民黨某君”名義，或借北軍中“某軍官”名義，或借“某西報”名義；或代表政界，或代表軍界，或代表商界。於是，袁世凱及其政府就被樹為“民意”代表，而國民黨則被描畫成一群破壞建設、分裂南北，企圖發動“二次革命”的暴民。《民立報》曾專門揭露政府以“險惡手段”，“造作種種蜚語，以惑聽聞而亂是非”，導致“淺識之徒，被其蒙蔽，民不安枕，商賈裹足”，“然常人習焉不察，反以政府之倒行逆施為是，以國民黨之力伸公義為非”。其目的就是要將國民黨樹為靶子，“逞其殺伐之野心，以一網打盡民黨”。[200]孫中山後來總結“二次革命”失敗的教訓時，後悔在宋教仁被刺後人心激奮的情況下沒有立即起兵討袁，使得袁世凱得有機會“收買議員，收買軍隊，收買報館，以推翻輿論”，[201]可謂血的教訓。可見，所謂“民心”“民意”，是不能夠僅僅看輿論宣傳的，尤其不能僅僅看強者一方的宣傳。我們當然不否認，經過辛亥革命之後“民心思安”，但當我們做出“二次革命”違背民意、不得民心這樣的判斷的時候，其中實際潛藏著危險，有些過於簡單化了。
當袁世凱為了自身利益，堵死法律解決宋案的路子，在政治上分化國民黨人，在軍事上緊逼國民黨人，在輿論上刻意把國民黨塑造成敵人的時候，也就把國民黨逼到了死角，由於無法找到其他有效的反袁途徑，“二次革命”爆發也就是必然的了。有人批評國民黨“為了一個刑事案件”，“開啟了辛亥革命後用武力解決政爭的先河，而且在國民黨帶領下愈演愈烈，中國政治以此為起點走上歪路”。[202]還有人認為：“革命黨人雖然宣言要追求的是真正的共和製度，但實際上或者說客觀上破壞了這種製度，採取革命的方式、武裝鬥爭的方式取代了和平的方式，違背了人們的意願，破壞了和平建設國家的路徑。”[203]持這樣看法的人顯然忘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二次革命”實際上是一場被迫發起的革命，從主觀上講，國民黨根本沒有破壞民主共和的意圖，恰相反，發動革命的目的，是要反抗袁世凱的獨裁統治，是要維護民主共和製度，因為袁世凱在民主共和製度下的一些作為，實際上是與這一製度相背離的，任其發展，必成大患。正如李劍農在論及“二次革命”時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