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本人也對用洪後悔不迭，曾對人言：“洪雖在嫌疑，然不應先逃，我實有誤用洪某之咎。”言談間“頓足罵洪不置。”[94]但就宋案與趙秉鈞之關係而言，還是黃遠庸所論最為公允：“洪之聲名惡劣，既眾睹眾聞，亦有人向趙力言不可用者，趙顧礙於情麵，不能決絕。趙內閣之慣於藏垢納汙，亦烏容諱，然決不能以其用人不明，遂以殺人之責任歸之矣。”[95]
對於洪、應這類人物的特點，以及政府任用洪、應之害，《民立報》曾從革命的不徹底性及革命後國家法律之荏弱立論，進行過頗為深刻的剖析。其言道：
吾國此次大革命，以百日最短之時期，而成革故鼎新之大業。其為時也至暫，故其所淘汰也無多。舉凡晚清時代誇毗側媚之諧臣，敗國殄民之贓吏，依然蟠踞政界，不失其權位；而一經夤緣攀附，或且諡以開國之勛，地位崇隆，有加於昔。此已足致正士之寒心，而長奸人之氣焰矣。猶有甚者，則曩時社會上之神奸巨蠹，為害於閭左者，晚清時代猶為法律之所不容，不得不銷沮退藏，以晝伏而夜動，其為害尚有限製也；乃至義師既起，海宇繹騷，法律之力，暫失效用，此輩乃得竊署位號，依附末光，公然恣所為於化日光天之下。當局者但見其小有才，而不悟其蘊毒之厲，或且獎進而假借焉，試之以官職，付之以事權，而譸張為幻之情形，乃至於不可思議矣。若洪述祖、應桂馨者，非舊朝政界之所共棄而清議所不容者乎？然自光復已來，公然冒黨人之名稱，自躋於奔走禦侮之列，疇昔潛吹密厲，猶慮人知，今則明目張膽，居然有莫予敢侮之慨。嗟夫，蓄封狼而欲其變為祥麟，植鉤吻而冀其蔚成嘉卉，豈不難哉！豈不難哉！……苟其陰賊險很，惟知長惡遂非，而本無誌於遷善改過，國家法律之力又且至為荏弱，不足以褫奸人之魄，而使其弭耳服從，彼其積慮處心久矣，不知法律之可畏矣。以如此之人，而欲其為吾駕馭，是直不啻揚湯止沸，萑苻之侶而責以拒盜賊、捍戶庭也，欲天下之無事，胡可得耶？[96]
經過辛亥革命之後，民主共和的製度框架雖然確立起來，但上自袁、趙這樣的政府大員，下至洪、應這樣的低級官員，實際上並沒有確立起嚴格遵循法律原則及組織程序的意識，權謀思維仍然主導著他們的頭腦。荀子曰：“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97]袁、趙為了對付政敵，不惜任用洪、應這類人採取非法、陰謀手段，這就給二人做了極壞的示範，助長了二人為惡之念，無怪乎洪、應敢於為了私利，同時為了迎合袁的政治主張，膽大妄為，終至釀成殺宋慘劇，而袁、趙亦因此不為國人所諒。
宋案關鍵人物涉案情節既已釐清，各人最後結局，也就可以得到合乎邏輯的解釋。
殺宋既然造意於洪述祖，並唆使應夔丞實施，而非袁、趙或黃、陳幕後主使，則武士英便不存在被袁、趙或黃、陳滅口可能。洪在案發後便逃至青島德國租界，不具備殺武條件。應黨曾試圖毒殺之，但以失敗告終。故武士英最終暴病而亡可能性最大，西醫屍檢報告證實，武士英係死於急性肺炎。應夔丞始終誤以為殺宋乃中央的意思，他於事後要求政府為他和武士英“昭雪”，並跑到京城來邀功請賞。但對袁世凱而言，應口無遮攔，將會讓外界誤以為殺宋為其幕後主使。1914年1月19日，應在軍政執法處兩名警探的保護下從北京乘火車到天津，卻在快到天津時被人刺死於車廂之中，最先發現他被刺死的正是那兩名保護他的警探。這看似一樁無頭案，其實答案早已明確。趙秉鈞在宋案中涉案最淺，他與宋教仁被刺沒有關係，而袁亦不曾主謀刺宋，因此並不存在袁為滅口毒殺趙秉鈞之事。其實，趙吸食鴉片多年，身體狀況本就不佳，經過宋案一番折騰，健康每況愈下，任直隸都督後又日夜勞心費神於政事，不久便病故家中，醫學檢驗報告證實趙死於“心髒神經痛或血栓”所致的“心衰”。王治馨是趙秉鈞心腹，他在宋教仁追悼大會上的演說曾引起袁世凱不滿，但他本人與宋案並無關係，他在趙秉鈞死後數月被袁世凱下令槍決，完全因其貪贓枉法所致。至於洪述祖，雖然一時逃脫了懲罰，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終究還是未能躲過審判。1919年3月，大理院以謀殺宋教仁罪名判處其絞刑，最終落得個身首異處。
三 宋案衝擊下袁之攻守策略
進入1913年後，隨著臨時政府即將結束，選舉正式大總統，建立正式政府，以及製定憲法提上日程，國民黨與袁世凱之間的權力鬥爭日趨激烈。袁世凱對於擔任正式大總統誌在必得，2月底3月初，他“授意薑桂題、段芝貴等，令散布謠言於各軍中，謂不舉袁為正式總統，北方將有大變端”。薑、段等遂聯合各軍軍統及各師師長會議辦法四條，通電全國，“第一擔保帝製不再發生，第二選舉為人民所信仰並於政治上有成績之人為大總統，第三建設強健統一之國家，第四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98]這實際上是袁不惜以軍人幹政方式為其當選正式大總統做政治背書。袁又借“某政客”之口宣稱：“立國之初，必須得魄力雄偉之人，方能統治內外；若其人隻富學識而無經驗，必難仔肩。況值此內訌外患之秋，豈缺少經驗之理想家、學術家，能擔任乎？”[99]這實際上又是袁親自為自己當選正式大總統製造輿論。對於國民黨這個在國會內占據優勢的大黨，袁世凱除了試圖利用洪、應以“文字鼓吹”“金錢聯合”等手段，通過收買國民黨報館及議員，操弄憲法起草外，又支持洪、應搜集所謂“劣史”，以損毀“孫黃宋”聲譽，從而打擊國民黨人。不料洪、應卻擅自殺宋，給袁招來了大麻煩，使袁的總統選情受到極大衝擊。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在廣州獲悉宋教仁被刺消息後，急電江孔殷，憮然曰：“天下從此多事矣。”江復電亦對宋被殺深感震驚，謂：“殺遯初者，可以弱民國，危總統，必有屍之者，險矣哉！”[100]
對於洪、應這類人物的特點，以及政府任用洪、應之害，《民立報》曾從革命的不徹底性及革命後國家法律之荏弱立論，進行過頗為深刻的剖析。其言道：
吾國此次大革命，以百日最短之時期，而成革故鼎新之大業。其為時也至暫，故其所淘汰也無多。舉凡晚清時代誇毗側媚之諧臣，敗國殄民之贓吏，依然蟠踞政界，不失其權位；而一經夤緣攀附，或且諡以開國之勛，地位崇隆，有加於昔。此已足致正士之寒心，而長奸人之氣焰矣。猶有甚者，則曩時社會上之神奸巨蠹，為害於閭左者，晚清時代猶為法律之所不容，不得不銷沮退藏，以晝伏而夜動，其為害尚有限製也；乃至義師既起，海宇繹騷，法律之力，暫失效用，此輩乃得竊署位號，依附末光，公然恣所為於化日光天之下。當局者但見其小有才，而不悟其蘊毒之厲，或且獎進而假借焉，試之以官職，付之以事權，而譸張為幻之情形，乃至於不可思議矣。若洪述祖、應桂馨者，非舊朝政界之所共棄而清議所不容者乎？然自光復已來，公然冒黨人之名稱，自躋於奔走禦侮之列，疇昔潛吹密厲，猶慮人知，今則明目張膽，居然有莫予敢侮之慨。嗟夫，蓄封狼而欲其變為祥麟，植鉤吻而冀其蔚成嘉卉，豈不難哉！豈不難哉！……苟其陰賊險很，惟知長惡遂非，而本無誌於遷善改過，國家法律之力又且至為荏弱，不足以褫奸人之魄，而使其弭耳服從，彼其積慮處心久矣，不知法律之可畏矣。以如此之人，而欲其為吾駕馭，是直不啻揚湯止沸，萑苻之侶而責以拒盜賊、捍戶庭也，欲天下之無事，胡可得耶？[96]
經過辛亥革命之後，民主共和的製度框架雖然確立起來，但上自袁、趙這樣的政府大員，下至洪、應這樣的低級官員，實際上並沒有確立起嚴格遵循法律原則及組織程序的意識，權謀思維仍然主導著他們的頭腦。荀子曰：“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97]袁、趙為了對付政敵，不惜任用洪、應這類人採取非法、陰謀手段，這就給二人做了極壞的示範，助長了二人為惡之念，無怪乎洪、應敢於為了私利，同時為了迎合袁的政治主張，膽大妄為，終至釀成殺宋慘劇，而袁、趙亦因此不為國人所諒。
宋案關鍵人物涉案情節既已釐清，各人最後結局，也就可以得到合乎邏輯的解釋。
殺宋既然造意於洪述祖，並唆使應夔丞實施，而非袁、趙或黃、陳幕後主使，則武士英便不存在被袁、趙或黃、陳滅口可能。洪在案發後便逃至青島德國租界，不具備殺武條件。應黨曾試圖毒殺之，但以失敗告終。故武士英最終暴病而亡可能性最大，西醫屍檢報告證實，武士英係死於急性肺炎。應夔丞始終誤以為殺宋乃中央的意思，他於事後要求政府為他和武士英“昭雪”，並跑到京城來邀功請賞。但對袁世凱而言，應口無遮攔，將會讓外界誤以為殺宋為其幕後主使。1914年1月19日，應在軍政執法處兩名警探的保護下從北京乘火車到天津，卻在快到天津時被人刺死於車廂之中，最先發現他被刺死的正是那兩名保護他的警探。這看似一樁無頭案，其實答案早已明確。趙秉鈞在宋案中涉案最淺，他與宋教仁被刺沒有關係，而袁亦不曾主謀刺宋，因此並不存在袁為滅口毒殺趙秉鈞之事。其實，趙吸食鴉片多年，身體狀況本就不佳，經過宋案一番折騰，健康每況愈下，任直隸都督後又日夜勞心費神於政事，不久便病故家中，醫學檢驗報告證實趙死於“心髒神經痛或血栓”所致的“心衰”。王治馨是趙秉鈞心腹，他在宋教仁追悼大會上的演說曾引起袁世凱不滿，但他本人與宋案並無關係，他在趙秉鈞死後數月被袁世凱下令槍決，完全因其貪贓枉法所致。至於洪述祖，雖然一時逃脫了懲罰，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終究還是未能躲過審判。1919年3月，大理院以謀殺宋教仁罪名判處其絞刑，最終落得個身首異處。
三 宋案衝擊下袁之攻守策略
進入1913年後，隨著臨時政府即將結束，選舉正式大總統，建立正式政府，以及製定憲法提上日程，國民黨與袁世凱之間的權力鬥爭日趨激烈。袁世凱對於擔任正式大總統誌在必得，2月底3月初，他“授意薑桂題、段芝貴等，令散布謠言於各軍中，謂不舉袁為正式總統，北方將有大變端”。薑、段等遂聯合各軍軍統及各師師長會議辦法四條，通電全國，“第一擔保帝製不再發生，第二選舉為人民所信仰並於政治上有成績之人為大總統，第三建設強健統一之國家，第四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98]這實際上是袁不惜以軍人幹政方式為其當選正式大總統做政治背書。袁又借“某政客”之口宣稱：“立國之初，必須得魄力雄偉之人，方能統治內外；若其人隻富學識而無經驗，必難仔肩。況值此內訌外患之秋，豈缺少經驗之理想家、學術家，能擔任乎？”[99]這實際上又是袁親自為自己當選正式大總統製造輿論。對於國民黨這個在國會內占據優勢的大黨，袁世凱除了試圖利用洪、應以“文字鼓吹”“金錢聯合”等手段，通過收買國民黨報館及議員，操弄憲法起草外，又支持洪、應搜集所謂“劣史”，以損毀“孫黃宋”聲譽，從而打擊國民黨人。不料洪、應卻擅自殺宋，給袁招來了大麻煩，使袁的總統選情受到極大衝擊。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在廣州獲悉宋教仁被刺消息後，急電江孔殷，憮然曰：“天下從此多事矣。”江復電亦對宋被殺深感震驚，謂：“殺遯初者，可以弱民國，危總統，必有屍之者，險矣哉！”[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