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而有廣東〔五馬〕路六野旅館之寓客來告曰：“有旅客曰武士英者，寓該館有日，其境甚窘，屢告僑於同居之客。前宋先生被刺之兩日，有人來與武作耳語，武忽有喜色。及其人既去，武即向此客假車貲，客與以小洋壹角。武少之，曰：‘餘此行將往西門，路甚長，區區恐不敷所需。’客乃益以小洋貳角。武因人力車去。比其返，則衣履一新，頓變其陋態，自囊中出洋一元，以償此客。客怪其多，則大笑曰：‘是箋箋者何足論，餘不日得千金賞，且將授職為標統，是箋箋者何足論。’客大疑，因恬之曰：‘然則君將大有所為邪？’曰：‘然。餘行將大鬧同盟會。’客疑愈甚，固詢之，遂顧左右而言他。及宋先生被刺之夕，武自是日午後離館去，竟夕不返。次晨七時，始匆匆歸，形色倉皇，出五十元之紙幣，授館主償其宿貲，即攜行李去，行裝甚澀，一革囊，一布被而已。其去之頃，聞告車夫至西門，不知其究何至也。”客言既畢，餘因念武士英者，必為是案之要人，而西門又為應桂馨寓居之所在，覺此案漸見端倪，因囑客速偵武士英之所在。[28]
其時，報紙對武士英刺宋前後之可疑舉動亦有報導，與陸惠生所記大體相同，惟更具體一些，如《民主報》記道：
此次破獲兇犯，為時甚速。憶自宋先生被刺之次日（二十一日），五馬路鹿野旅館，即發現極可疑之旅客。十四號室中有山西人武士英，自稱為滇省之管帶，但其生計極蕭素，時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資，顧麵目極兇惡，身材短小。二十日午前，忽有一馮姓及其餘三四人來，與之作附耳語。此馮姓自稱光復軍二營營長，繼調查係當過光復軍軍需長。此數人來後，武士英即有喜色。其時，住其鄰室者為某客，武即向借車資。某因其日夕相見也，不能卻，與之小洋一角。武雲：“不夠，將至西門，路甚遠也。”某遂與以小洋三角。晚八時許，武即回棧，則已易新鮮西裝，急尋某，出手中鈔票示之，約數十元，曰：“我今已有錢。”隨取出一元還某。某驚曰：“何必許多？”武即答曰：“我事成尚有千元。”語畢，即出門去。同棧者方怪其有神經病，及次日宋先生被刺信傳播，而同居者乃注意其人，急詢此人行蹤，則知二十夜並未回棧，並於二十一日之早七時許，曾來棧結付店帳，提其破碎皮夾匆匆去矣。[29]
國民黨獲知武士英“身材短小”的特徵後，即派人分頭偵緝。3月24日上午，法捕房在查抄應夔丞家時，從被拘留的眷屬和來客中發現“有一短身著新服者”，“疑為真兇”，於是派人找來曾在滬寧車站案發現場與兇手照麵者，以及六野旅館住客，到應宅辨認，確定其果為刺宋兇手武士英。[30]武被捕時亦承認：“殺宋教仁是我。”[31]陸惠生親自參與了抓捕武士英，他記述當時情形道：
應既受拘，其第二著即為看守其居室與其眷屬。餘因再至應宅，探捕方驅宅中男婦入他室，餘瞥見小室中有人蒙被臥，因呼之起。其人披衣，餘見其內服皆新製，且身材矮小，如報上所載之兇犯，心疑之，因囑巡捕曰：此人尤宜注意。其明日，餘至宋先生受害處，訪當時之曾見兇手者，既而得一人，又招六野旅館之客至，偕之同之應宅，使一一識其家之男子，問似兇手否？皆曰否。既而視至昨之蒙被臥者，則同聲呼曰：彼、彼、彼係兇手。其人聞言，色立變。乃招西探至，告以故，西探略一研問，即直認不辭。蓋其人即武士英，亦曰吳福銘，即手刺宋先生者也。[32]
應、武被租界捕房抓獲後，上海地方檢察廳及江蘇都督程德全分別通過交涉使陳貽範，致函英、法兩國總領事，以案發地滬寧車站為華界，應、武二人又係華籍，提出將二犯及相關證物移交中方辦理。英國領事答以“刻下正在搜集證據，羽黨尚未盡獲，姑俟辦有眉目，轉送中國法庭辦理”。法領事則以應所住拱宸門文元坊屬法租界，請在法公堂辦理。[33]外交部也照會外交團，請將兇犯引渡歸中國法庭審訊。但各國公使提出種種理由，表示在租界會審公堂審訊明確以前，暫緩引渡。[34]
先是武士英被捕次日，即3月25日午後5時，法國總領事康君、副領事李君及讞員聶榕卿，英公廨讞員關炯之、譯員楊潤之，以及上海地方審判廳審判官黃慶瀾，開特別公堂，對武士英進行訊問，武士英詳細交代了作案經過：
武士英供：年二十二歲，山西人，向在貴州某學堂肄業。此次畢業來滬，住五馬路鹿野旅館。五、六年〔日〕前，與名陳玉生者在茶館遇見，方始訂交，其後不常相見。刺宋之前一日（十九號）復與陳遇，陳告伊現在本國內有一人，莠言亂政，如欲謀四萬萬同胞之幸福，必須先除此人。當時我即允刺殺之任，遂得陳之介紹，入共和實進會。該會會長即係被獲押留在會審公堂之應桂馨也。禮拜四晚上，我與陳玉生同在漢口路某飯館晚飯，當我飲酒小醉時，即有張發標、劉得勝同到該處，陳即交給我手槍一支。後四人同到滬寧車站，陳又叮囑必須實行此事，彼等即買站台票三張，我同陳玉生、張發標三個人同入車站，劉得勝守候在外。不多時，我等見宋由招待室出來，陳玉生即指示明確，我認明後即放槍命中奔逃。當奔逃時，見有數人衝出，故又連放兩槍，逃離火車站。之後即往法界徐家匯路八十號，即應之住宅。陳玉生已早在該處，我即將手槍交還。至我見應桂馨，不過二次，一在事前，一在事後。應桂馨他說我狠有肝膽，這事辦得很好，我要送爾出洋留學，所有學費由我擔任，五年後回國，爾可在中國辦大事了等語。[35]
其時，報紙對武士英刺宋前後之可疑舉動亦有報導，與陸惠生所記大體相同，惟更具體一些，如《民主報》記道：
此次破獲兇犯，為時甚速。憶自宋先生被刺之次日（二十一日），五馬路鹿野旅館，即發現極可疑之旅客。十四號室中有山西人武士英，自稱為滇省之管帶，但其生計極蕭素，時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資，顧麵目極兇惡，身材短小。二十日午前，忽有一馮姓及其餘三四人來，與之作附耳語。此馮姓自稱光復軍二營營長，繼調查係當過光復軍軍需長。此數人來後，武士英即有喜色。其時，住其鄰室者為某客，武即向借車資。某因其日夕相見也，不能卻，與之小洋一角。武雲：“不夠，將至西門，路甚遠也。”某遂與以小洋三角。晚八時許，武即回棧，則已易新鮮西裝，急尋某，出手中鈔票示之，約數十元，曰：“我今已有錢。”隨取出一元還某。某驚曰：“何必許多？”武即答曰：“我事成尚有千元。”語畢，即出門去。同棧者方怪其有神經病，及次日宋先生被刺信傳播，而同居者乃注意其人，急詢此人行蹤，則知二十夜並未回棧，並於二十一日之早七時許，曾來棧結付店帳，提其破碎皮夾匆匆去矣。[29]
國民黨獲知武士英“身材短小”的特徵後，即派人分頭偵緝。3月24日上午，法捕房在查抄應夔丞家時，從被拘留的眷屬和來客中發現“有一短身著新服者”，“疑為真兇”，於是派人找來曾在滬寧車站案發現場與兇手照麵者，以及六野旅館住客，到應宅辨認，確定其果為刺宋兇手武士英。[30]武被捕時亦承認：“殺宋教仁是我。”[31]陸惠生親自參與了抓捕武士英，他記述當時情形道：
應既受拘，其第二著即為看守其居室與其眷屬。餘因再至應宅，探捕方驅宅中男婦入他室，餘瞥見小室中有人蒙被臥，因呼之起。其人披衣，餘見其內服皆新製，且身材矮小，如報上所載之兇犯，心疑之，因囑巡捕曰：此人尤宜注意。其明日，餘至宋先生受害處，訪當時之曾見兇手者，既而得一人，又招六野旅館之客至，偕之同之應宅，使一一識其家之男子，問似兇手否？皆曰否。既而視至昨之蒙被臥者，則同聲呼曰：彼、彼、彼係兇手。其人聞言，色立變。乃招西探至，告以故，西探略一研問，即直認不辭。蓋其人即武士英，亦曰吳福銘，即手刺宋先生者也。[32]
應、武被租界捕房抓獲後，上海地方檢察廳及江蘇都督程德全分別通過交涉使陳貽範，致函英、法兩國總領事，以案發地滬寧車站為華界，應、武二人又係華籍，提出將二犯及相關證物移交中方辦理。英國領事答以“刻下正在搜集證據，羽黨尚未盡獲，姑俟辦有眉目，轉送中國法庭辦理”。法領事則以應所住拱宸門文元坊屬法租界，請在法公堂辦理。[33]外交部也照會外交團，請將兇犯引渡歸中國法庭審訊。但各國公使提出種種理由，表示在租界會審公堂審訊明確以前，暫緩引渡。[34]
先是武士英被捕次日，即3月25日午後5時，法國總領事康君、副領事李君及讞員聶榕卿，英公廨讞員關炯之、譯員楊潤之，以及上海地方審判廳審判官黃慶瀾，開特別公堂，對武士英進行訊問，武士英詳細交代了作案經過：
武士英供：年二十二歲，山西人，向在貴州某學堂肄業。此次畢業來滬，住五馬路鹿野旅館。五、六年〔日〕前，與名陳玉生者在茶館遇見，方始訂交，其後不常相見。刺宋之前一日（十九號）復與陳遇，陳告伊現在本國內有一人，莠言亂政，如欲謀四萬萬同胞之幸福，必須先除此人。當時我即允刺殺之任，遂得陳之介紹，入共和實進會。該會會長即係被獲押留在會審公堂之應桂馨也。禮拜四晚上，我與陳玉生同在漢口路某飯館晚飯，當我飲酒小醉時，即有張發標、劉得勝同到該處，陳即交給我手槍一支。後四人同到滬寧車站，陳又叮囑必須實行此事，彼等即買站台票三張，我同陳玉生、張發標三個人同入車站，劉得勝守候在外。不多時，我等見宋由招待室出來，陳玉生即指示明確，我認明後即放槍命中奔逃。當奔逃時，見有數人衝出，故又連放兩槍，逃離火車站。之後即往法界徐家匯路八十號，即應之住宅。陳玉生已早在該處，我即將手槍交還。至我見應桂馨，不過二次，一在事前，一在事後。應桂馨他說我狠有肝膽，這事辦得很好，我要送爾出洋留學，所有學費由我擔任，五年後回國，爾可在中國辦大事了等語。[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