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謂“與總統說明才行”，是指趙秉鈞要洪述祖就應夔丞領取每月2000元津貼一事“與總統說明才行”，並非國民黨人所謂“極機密、極重要之事”，更與殺宋風馬牛不相及。同時，透過“勘電”底稿和定稿之間的差異，不但可以證明國民黨人對趙秉鈞的批駁純屬誤會，還透露出一個重大信息，即袁世凱和趙秉鈞的關係並不像一般所以為的那樣緊密。與袁世凱幕僚楊度交往甚密的陸鴻逵在給袁思亮的信中談及當時袁世凱獨攬大權時曾說：“其救國不足，其維持個人之權利，雖以弟之立於反對之地位者，亦不能不服之。現北京中無所謂參議院，無所謂國務院，隻有總統府。緣凡百政事，都自此中發生之效力也。”[107]袁世凱在收撫應夔丞一事上的處理方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解袁、趙之間的這種關係對於破解宋案謎團至關重要。
六 趙函送“應密電本”無對付國民黨目的
趙秉鈞再次被誤解，是因為1913年1月14日他在應夔丞離京前，曾送其“應密電本”一冊，並寫過如下一封短函：
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趙可也。桂馨兄鑒。鈞手啟。一月十四日。[108]
對於此事，趙秉鈞在刺宋案發生後共進行過三次解釋。第一次是4月12日，趙秉鈞在接受北京《民立報》記者採訪時曾談到過，當時宋案證據尚未公開宣布，趙秉鈞對記者言：
（應夔丞）初八來見餘，餘以事冗，未之見。見大總統一次。十二日復來，餘不獲已，延之入。綜計前後，餘識應隻此一麵。及其出京，請給一秘電本，餘許之。及今思之，此事殊為失計，然當日固一極尋常事也。十四日，餘著人送秘電本至金台旅館，並媵以一箋，係餘手筆，此外更不曾與應通一字。暨後，應來報甚稀。洪一日來，謂得應秘電，請假秘電本一用，此後竟未繳還。[109]
第二次是在4月25日宋案證據正式宣布後，趙秉鈞於4月28日發出自辯“勘電”，其中專門就此函來龍去脈進行了解釋：
查上年十二月中，應夔丞北上，循例謁見大總統及本總理，力言共進會黨均係青紅兩幫，撫無可撫，誅不勝誅，惟宜設法解散，以殺其勢。曾經開具條款，領洋五萬元，以為解散該會費用。政府允許款由內務部發給，檔案可查。至本年一月，應將南歸，瀕行求見，麵請發給國務院密碼電本。本總理當以奉差各省特派人員，向用密電報告，以防漏泄，應夔丞請發密碼，理無固拒，因即許可。又恐其借事招搖，別生枝節，因函囑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藉示在官言官、語不及私之義，而別嫌明微之隱衷，亦可於茲揭示。斯則本年一月十四日之函所由來也。[110]
第三次則是在“勘電”發出後，趙秉鈞緊接著又於4月29日接受《新紀元報》記者訪談，其中有如下問答：
問：君與應夔丞關係如何？
答：餘不識應，應之為稽查長，均外間保薦，到京請見，見後請發密電本，均職務上循例應有之事。餘忝為總理，於外差人員官階稍高者，均發密電，以便通信，總其數目，奚啻百數。[111]
以上三次都是趙秉鈞親自解釋。除此外，《大共和日報》曾刊登過一篇文字，更為詳細地解釋了1月14日趙致應函的來歷，從內容看應出趙秉鈞之授意，其言曰：
應夔丞係青紅幫頭目，徒黨眾多，馳騁長江一帶，歷有年所。上年武昌之事，黎副總統擬將其懲辦，程都督因青紅幫人數太多，須設法解散，惟應夔丞辦理此事，極為相宜，因電告中央政府，委任應夔丞為江蘇巡查長。上年十二月間赴京，寓金台旅館。曾以洪述祖之介紹，於本年一月八日謁見趙總理，時趙總理適以他事，未允接見。復於一月十二日謁見趙總理，備述解散青紅幫之法，改為共進會，以消隱患，並稱會中人類不齊，深恐乘間竊發，以後報告，似宜秘密，請發給密電一本。趙總理以應夔丞係程都督委任之人，既為長江一帶巡查長，當然有偵探報告之責，閱其履歷，曾為孫中山先生衛隊管帶官，非漫無根底者可比；且各省官員來京者，或因路途遙遠，或因要政所關，臨行時往往索一密電本，政府無不發給，何獨於應而靳之。因於一月十四日作一便函，將密電本送交應夔丞收執，此外絕未通信。以後接過兩三次報告，無關緊要，概未答覆。嗣洪述祖聲稱接有應夔丞由滬發來致伊密電一通，借用此本，去後並未繳還。外間所傳趙總理致應夔丞親筆函件，當即指送電本時之信而言也。[112]
對於趙秉鈞的解釋，當時不少人表示認同，認為“應曾受有巡查差使，發給密電本在事實上亦尋常事”。[113]又認為“應既任為巡查長，而又以解散會黨自任，敢為大言以欺中央，趙秉鈞予以密碼通信，亦屬於常事，不能謂即為宋案之主謀”。[114]特別是“超然百姓姚之鶴”的解釋，最具說服力，認為趙秉鈞函送應夔丞密碼電本並沒有不可告人之處。他說：
按趙將密碼電本送應，此必應假解散共進會以哄趙，故趙有此舉。以巡查長資格領取國務院之密電本無足異，若據此即謂趙於此案不無關係，則凡職官之犯有私罪者，其在職時不得與上級官廳通信矣。又，趙與應之交通，由洪為之介紹，此兩派人（指周內派與辯護派——引者）所公認也。今觀趙函雲“有電直寄國務院”，國務院為眾目昭彰之地，趙交電本與應而果有曖昧意思，何不囑寄別處秘密之所；且由洪介紹而識應，則直接寄洪乃為正當辦法，而舉不然者，可見趙之將電本交應，純為職務上之關係；而洪之不為趙所信任，不使與聞此後之交往，亦於言外見之矣。[115]
六 趙函送“應密電本”無對付國民黨目的
趙秉鈞再次被誤解，是因為1913年1月14日他在應夔丞離京前，曾送其“應密電本”一冊，並寫過如下一封短函：
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趙可也。桂馨兄鑒。鈞手啟。一月十四日。[108]
對於此事，趙秉鈞在刺宋案發生後共進行過三次解釋。第一次是4月12日，趙秉鈞在接受北京《民立報》記者採訪時曾談到過，當時宋案證據尚未公開宣布，趙秉鈞對記者言：
（應夔丞）初八來見餘，餘以事冗，未之見。見大總統一次。十二日復來，餘不獲已，延之入。綜計前後，餘識應隻此一麵。及其出京，請給一秘電本，餘許之。及今思之，此事殊為失計，然當日固一極尋常事也。十四日，餘著人送秘電本至金台旅館，並媵以一箋，係餘手筆，此外更不曾與應通一字。暨後，應來報甚稀。洪一日來，謂得應秘電，請假秘電本一用，此後竟未繳還。[109]
第二次是在4月25日宋案證據正式宣布後，趙秉鈞於4月28日發出自辯“勘電”，其中專門就此函來龍去脈進行了解釋：
查上年十二月中，應夔丞北上，循例謁見大總統及本總理，力言共進會黨均係青紅兩幫，撫無可撫，誅不勝誅，惟宜設法解散，以殺其勢。曾經開具條款，領洋五萬元，以為解散該會費用。政府允許款由內務部發給，檔案可查。至本年一月，應將南歸，瀕行求見，麵請發給國務院密碼電本。本總理當以奉差各省特派人員，向用密電報告，以防漏泄，應夔丞請發密碼，理無固拒，因即許可。又恐其借事招搖，別生枝節，因函囑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藉示在官言官、語不及私之義，而別嫌明微之隱衷，亦可於茲揭示。斯則本年一月十四日之函所由來也。[110]
第三次則是在“勘電”發出後，趙秉鈞緊接著又於4月29日接受《新紀元報》記者訪談，其中有如下問答：
問：君與應夔丞關係如何？
答：餘不識應，應之為稽查長，均外間保薦，到京請見，見後請發密電本，均職務上循例應有之事。餘忝為總理，於外差人員官階稍高者，均發密電，以便通信，總其數目，奚啻百數。[111]
以上三次都是趙秉鈞親自解釋。除此外，《大共和日報》曾刊登過一篇文字，更為詳細地解釋了1月14日趙致應函的來歷，從內容看應出趙秉鈞之授意，其言曰：
應夔丞係青紅幫頭目，徒黨眾多，馳騁長江一帶，歷有年所。上年武昌之事，黎副總統擬將其懲辦，程都督因青紅幫人數太多，須設法解散，惟應夔丞辦理此事，極為相宜，因電告中央政府，委任應夔丞為江蘇巡查長。上年十二月間赴京，寓金台旅館。曾以洪述祖之介紹，於本年一月八日謁見趙總理，時趙總理適以他事，未允接見。復於一月十二日謁見趙總理，備述解散青紅幫之法，改為共進會，以消隱患，並稱會中人類不齊，深恐乘間竊發，以後報告，似宜秘密，請發給密電一本。趙總理以應夔丞係程都督委任之人，既為長江一帶巡查長，當然有偵探報告之責，閱其履歷，曾為孫中山先生衛隊管帶官，非漫無根底者可比；且各省官員來京者，或因路途遙遠，或因要政所關，臨行時往往索一密電本，政府無不發給，何獨於應而靳之。因於一月十四日作一便函，將密電本送交應夔丞收執，此外絕未通信。以後接過兩三次報告，無關緊要，概未答覆。嗣洪述祖聲稱接有應夔丞由滬發來致伊密電一通，借用此本，去後並未繳還。外間所傳趙總理致應夔丞親筆函件，當即指送電本時之信而言也。[112]
對於趙秉鈞的解釋，當時不少人表示認同，認為“應曾受有巡查差使，發給密電本在事實上亦尋常事”。[113]又認為“應既任為巡查長，而又以解散會黨自任，敢為大言以欺中央，趙秉鈞予以密碼通信，亦屬於常事，不能謂即為宋案之主謀”。[114]特別是“超然百姓姚之鶴”的解釋，最具說服力，認為趙秉鈞函送應夔丞密碼電本並沒有不可告人之處。他說：
按趙將密碼電本送應，此必應假解散共進會以哄趙，故趙有此舉。以巡查長資格領取國務院之密電本無足異，若據此即謂趙於此案不無關係，則凡職官之犯有私罪者，其在職時不得與上級官廳通信矣。又，趙與應之交通，由洪為之介紹，此兩派人（指周內派與辯護派——引者）所公認也。今觀趙函雲“有電直寄國務院”，國務院為眾目昭彰之地，趙交電本與應而果有曖昧意思，何不囑寄別處秘密之所；且由洪介紹而識應，則直接寄洪乃為正當辦法，而舉不然者，可見趙之將電本交應，純為職務上之關係；而洪之不為趙所信任，不使與聞此後之交往，亦於言外見之矣。[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