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雲南都督蔡鍔在獲悉宋教仁被刺身亡後亦發表通電，將這一慘劇歸咎於各報之刻意攻擊。電雲：
宋君奔走國事有年，締造共和，著績尤偉。其學識閎通，尤近今不可多得之材。民國建設方始，凡我同胞，對於特異人材，宜如何保持護惜，以為國家之計，乃各報章徒以政見之不合，往往刻意攻擊，蹈隙逞私，遂演出此等慘劇，既非民國之福，尤為世道之害。前日本自由黨首領星亨，即因報章攻擊太甚，反對者因而乘之，遂被戕害。其後各報言論，即相戒共守持重，毖後懲前。切願我海內各報章及各政黨，以後務各持公論，持重發言，以護持國家元氣。[232]
至於“匿名氏”或“救國團”究竟是何來頭，無人能夠說清。如上所述，國民黨人懷疑其背後“有政界重要人物在”，實際上是將矛頭指向袁、趙。但對袁、趙而言，如果要對宋教仁進行反駁，完全可以光明正大進行，沒有必要採用匿名方式。從“匿名氏”駁詞和“救國團”通電內容來看，其背後為袁、趙的可能性也不大，因為袁、趙分別作為臨時大總統和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對於政府應對庫倫獨立及與銀行團交涉借款等事的實情，應是清楚的，而“匿名氏”駁詞和“救國團”通電內容卻似是而非，以至於遭到了曾任首屆內閣國務員且較為了解內情的宋教仁的嚴厲駁斥。
比較而言，“匿名氏”駁詞和“救國團”通電出自洪述祖之手，或洪述祖為幕後主使人的可能性極大。其一，洪述祖剛剛於3月6日在天津致函應夔丞唆使其對宋“乘機下手”，3月7日就有人在北京向《新紀元報》投出《駁宋遯初演說詞》，而洪述祖又恰好於當日“由津晉京”，[233]這恐怕不能以巧合視之，極有可能該篇攻擊文字在天津已經寫好。其二，洪述祖是內務部秘書，是袁世凱之私人，與唐紹儀、趙秉鈞也都很熟悉，並曾參與南北議和，對於政府應對庫倫獨立及與銀行團交涉借款等事，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情況，但又不可能完全了解內情，而這恰與“匿名氏”駁詞和“救國團”通電內容似是而非的特點相符。其三，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新紀元報》於3月8日、9日、10日連載“匿名氏”《駁宋遯初演說詞》的這幾天當中，洪述祖麵見袁世凱，挑唆謂：“總督行政諸多掣肘，皆由反對黨之政見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餘。”[234]可以說內外兩方麵動作相互配合，意圖十分明顯。至於“救國團”通電以一等電（即致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等）發出，其手法與洪述祖假託中央名義拋出“燬宋酬勛位”，如出一轍。洪述祖作為政府中人，完全可以憑藉其地位或通過收買報館而刊出此電，《民強報》被洪、應收買就是一例。另外，洪述祖在1912年10月24日寫給應夔丞的第一封信中，就商量過幫人收買北京報館之事，信中寫道：“京中報館前說四家，請開示名目，吾弟可告知前途來通機關。”[235]雖然後來二人往來函電中未再談到此事，但以洪述祖在京津一帶的活動能量，在報上刊登一篇匿名駁詞和一則一等電報，並不是什麽難事。
由此，我們可以大膽做一推斷：“匿名氏”駁詞與“救國團”通電，實際上出自洪述祖之手，或由洪述祖做幕後推手。他一方麵通過3月6日函唆使應夔丞在發現宋教仁有“激烈之舉”時“乘機下手”，另一方麵通過發表所謂“匿名氏”駁詞和“救國團”通電，激起宋教仁的反駁，而這恰又成為洪、應眼中的“激烈之舉”。因此，應夔丞才在3月13日函中向洪述祖“裁呈”《時報》的相關文章，以及宋教仁3月9日在國民黨寧支部歡迎會上的演說，並且在3月14日致洪述祖電文中報告“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236]所謂“頃又四處擾亂”，即指宋教仁繼3月9日在寧演說之後，又於3月12日在《民立報》刊登《駁某當局者》，並於3月13日在尚賢堂再次發表演說，就如何分劃國家行政與地方行政闡述意見，認為“中央集權製固不宜，偏重地方官製之地方分權製亦不宜”，應當取折中辦法，“以對外的消極的各政務歸之中央，以對內的積極的各政務歸之地方。其地方製中，則尤注重於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參與施政，以重民權”。國家行政與地方行政範圍確定，國家稅與地方稅之劃分始有所依據。[237]這種中央、地方分權，重視民權的主張，毫無疑問會招致官僚黨的仇視。
就這樣，宋教仁於不知不覺當中，一步步走向洪、應二人設下的刺殺陷阱。
十 洪以“債票特別準”誑應殺宋
為了催促洪述祖購買公債，應夔丞在3月13日信的最後，一方麵對洪述祖指示其乘機向宋教仁下手給予積極回應，另一方麵又表示對宋下手需要經費，自己將“挪攏二十餘萬”，“急急進行”。洪述祖接到應夔丞回信後，本應如實、明確地告訴應夔丞“八厘公債”已經停售，可他卻沒有這樣做，反而在3月17日向應夔丞發出“銑電”：
上海文元坊應夔丞：應密。寒電到。債票特別準，何日繳現領票，另電。潤我若幹，今日復。蔭。銑。[238]
宋君奔走國事有年，締造共和，著績尤偉。其學識閎通，尤近今不可多得之材。民國建設方始，凡我同胞，對於特異人材，宜如何保持護惜，以為國家之計，乃各報章徒以政見之不合，往往刻意攻擊，蹈隙逞私，遂演出此等慘劇，既非民國之福，尤為世道之害。前日本自由黨首領星亨，即因報章攻擊太甚，反對者因而乘之，遂被戕害。其後各報言論，即相戒共守持重，毖後懲前。切願我海內各報章及各政黨，以後務各持公論，持重發言，以護持國家元氣。[232]
至於“匿名氏”或“救國團”究竟是何來頭，無人能夠說清。如上所述，國民黨人懷疑其背後“有政界重要人物在”，實際上是將矛頭指向袁、趙。但對袁、趙而言，如果要對宋教仁進行反駁，完全可以光明正大進行，沒有必要採用匿名方式。從“匿名氏”駁詞和“救國團”通電內容來看，其背後為袁、趙的可能性也不大，因為袁、趙分別作為臨時大總統和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對於政府應對庫倫獨立及與銀行團交涉借款等事的實情，應是清楚的，而“匿名氏”駁詞和“救國團”通電內容卻似是而非，以至於遭到了曾任首屆內閣國務員且較為了解內情的宋教仁的嚴厲駁斥。
比較而言，“匿名氏”駁詞和“救國團”通電出自洪述祖之手，或洪述祖為幕後主使人的可能性極大。其一，洪述祖剛剛於3月6日在天津致函應夔丞唆使其對宋“乘機下手”，3月7日就有人在北京向《新紀元報》投出《駁宋遯初演說詞》，而洪述祖又恰好於當日“由津晉京”，[233]這恐怕不能以巧合視之，極有可能該篇攻擊文字在天津已經寫好。其二，洪述祖是內務部秘書，是袁世凱之私人，與唐紹儀、趙秉鈞也都很熟悉，並曾參與南北議和，對於政府應對庫倫獨立及與銀行團交涉借款等事，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情況，但又不可能完全了解內情，而這恰與“匿名氏”駁詞和“救國團”通電內容似是而非的特點相符。其三，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新紀元報》於3月8日、9日、10日連載“匿名氏”《駁宋遯初演說詞》的這幾天當中，洪述祖麵見袁世凱，挑唆謂：“總督行政諸多掣肘，皆由反對黨之政見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餘。”[234]可以說內外兩方麵動作相互配合，意圖十分明顯。至於“救國團”通電以一等電（即致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等）發出，其手法與洪述祖假託中央名義拋出“燬宋酬勛位”，如出一轍。洪述祖作為政府中人，完全可以憑藉其地位或通過收買報館而刊出此電，《民強報》被洪、應收買就是一例。另外，洪述祖在1912年10月24日寫給應夔丞的第一封信中，就商量過幫人收買北京報館之事，信中寫道：“京中報館前說四家，請開示名目，吾弟可告知前途來通機關。”[235]雖然後來二人往來函電中未再談到此事，但以洪述祖在京津一帶的活動能量，在報上刊登一篇匿名駁詞和一則一等電報，並不是什麽難事。
由此，我們可以大膽做一推斷：“匿名氏”駁詞與“救國團”通電，實際上出自洪述祖之手，或由洪述祖做幕後推手。他一方麵通過3月6日函唆使應夔丞在發現宋教仁有“激烈之舉”時“乘機下手”，另一方麵通過發表所謂“匿名氏”駁詞和“救國團”通電，激起宋教仁的反駁，而這恰又成為洪、應眼中的“激烈之舉”。因此，應夔丞才在3月13日函中向洪述祖“裁呈”《時報》的相關文章，以及宋教仁3月9日在國民黨寧支部歡迎會上的演說，並且在3月14日致洪述祖電文中報告“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236]所謂“頃又四處擾亂”，即指宋教仁繼3月9日在寧演說之後，又於3月12日在《民立報》刊登《駁某當局者》，並於3月13日在尚賢堂再次發表演說，就如何分劃國家行政與地方行政闡述意見，認為“中央集權製固不宜，偏重地方官製之地方分權製亦不宜”，應當取折中辦法，“以對外的消極的各政務歸之中央，以對內的積極的各政務歸之地方。其地方製中，則尤注重於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參與施政，以重民權”。國家行政與地方行政範圍確定，國家稅與地方稅之劃分始有所依據。[237]這種中央、地方分權，重視民權的主張，毫無疑問會招致官僚黨的仇視。
就這樣，宋教仁於不知不覺當中，一步步走向洪、應二人設下的刺殺陷阱。
十 洪以“債票特別準”誑應殺宋
為了催促洪述祖購買公債，應夔丞在3月13日信的最後，一方麵對洪述祖指示其乘機向宋教仁下手給予積極回應，另一方麵又表示對宋下手需要經費，自己將“挪攏二十餘萬”，“急急進行”。洪述祖接到應夔丞回信後，本應如實、明確地告訴應夔丞“八厘公債”已經停售，可他卻沒有這樣做，反而在3月17日向應夔丞發出“銑電”：
上海文元坊應夔丞：應密。寒電到。債票特別準，何日繳現領票，另電。潤我若幹，今日復。蔭。銑。[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