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指出，歡迎國會團之出現，其實是為了在選舉正式大總統時，議員能夠不受袁派之影響，自由投票。如共和黨《亞細亞日報》分析道：
各野心家知議員雖得多數，然於北京投選舉大總統票，欲舍袁而投他人，事亦不易，故特歡迎國會於南京，以便投票時無所顧慮。即令投票之後，大總統非袁而為他人，北方軍民不服，亦可以辦成南北分立，為最後之結果。且以為既已舉定非袁，亦不患北方軍民之不服，即袁亦不能於名義既去之後，別有何種方法以謀對待，其結果並不至於南北分立雲雲。[14]
組織歡迎國會團之議發起後，國民黨內溫和派人物、前安徽都督孫毓筠首先於1月3日通電反對，認為“斯議之發生，影響於民國前途安危者至巨”，“南北意見，自孫黃入都後，漸已消融，國民方相慶幸，以為國家政治從此可期統一……而斯說一倡，徒令南北人心，又生一重惡感，影響所及，大之則有全國分裂之憂，小之亦啟擾亂公安之漸”。他呼籲各省新選議員，“務以法定集會期限齊至北京，勿為此種非法之言論所愚，以破壞我新造之民國”。[15]孫毓筠之後，各省都督紛紛發表通電，“言詞激烈，群起反對”，“如奉、吉、黑三省及晉、汴、魯、陝、甘、新、鄂、湘、滇、浙等省均極端不以為然，請大總統迅籌解散辦法，以維大局，其中並多主張以武力對待者”。[16]直隸都督馮國璋之通電措辭尤為激烈，斥責該團人員“其罪既不容誅，其心尤不可問”，聲言“國璋嫉惡如仇，愛國若命，凡有敢鼓簧其僻辭邪說，冀以動搖國本、蠱惑人心者，惟有執法以隨其後”。[17]歡迎國會團方麵，何海鳴於1月5日發表《再論國會自行集會與另擇地點之理由》，答覆孫毓筠，強調指出：“本報往者之所主張，與夫上海歡迎國會團之倡議，第一屆正式國會當然自行召集，並自行擇定集會地點，先開預備會於上海，隨即開成立會於南京，以保持立法機關之安全，預防北京軍警之幹涉，使議員得自由議定憲法，選舉總統，以達真正共和之目的。”[18]接著又發表《三論國會自行集會》與《咄咄馮國璋之國法》兩文，反駁“老圃”（即楊蔭杭）對歡迎國會團違背《約法》的批評，並斥責馮國璋為“袁家之走狗”，其“口吻在在露出獰牙猙齒，啟幹涉立法之先聲，尤足征歡迎國會團之主張確有見解”。[19]尹仲材也發表文章，斥責孫毓筠“素有神經病”，又斥責孫毓筠與川督胡景伊之通電反對，是“盲心而不盲目”，“老圃”之反對則“並其目亦盲之”。[20]
歡迎國會團聲勢漸長之時，孫中山正在上海。到了1月下旬，黃興忽然堅辭漢粵川鐵路督辦職，也來到上海。[21]於是，“道路傳聞孫、黃與該團有何等之關係”，或謂該團表麵發起人為何海鳴等，“而內部主動者則為民國某偉人”。[22]《神州日報》甚至說：“聞該團係某黨徒所組織，因此次國會選舉，其黨徒仍欲繼任總統，不惜以金銀作代價，暗使一班無賴設歡迎國會團於法租界寶安裏，日來竟集有團員數十人，要挾各團體具函，分赴各埠，大肆運動，仍欲在南京自行召集國會，破壞《約法》第五十三條，經程都督切實勸諭，仍不肯實行解散。”[23]實則歡迎國會團乃國民黨中激烈派如何海鳴、尹仲材等“南方一部分人士所提倡”，孫、黃及國民黨本部“並未與聞”。[24]孫中山不但沒有參與歡迎國會團，而且據《大公報》報導，他對歡迎國會團的主張並不贊同，曾在1月中旬密電袁世凱，提出應對辦法，略謂：“此項團體並非有破壞現狀，實係特別注重將來之憲法起見，請大總統即以將來憲法問題訂明意見，預行宣布，則此項團體即可無形消減；若必強迫解散，則恐反對大總統之嫌疑愈深，風潮必益激烈。”[25]
由於國民黨在其時正在進行的國會議員選舉中形勢大好，歡迎國會團忽然出現，引起袁世凱高度緊張，特別是“其勢力漸次擴充，重要人物加入該團者亦復不少，聲氣所加，有向北趨進之勢，總統睹之，如眼中刺，殊為注意”。[26]據《順天時報》報導，1月13日下午，“曾有重要人物麵謁大總統，關於此事覘大總統之意見”。[27]此“重要人物”很可能就是孫毓筠，因為根據《神州日報》所登《總統府日記》，當日“孫毓筠到府請謁，並呈條陳一封”。[28]同日，大總統“特召趙總理至府開密會議”，“參預者惟梁秘書一人”，所議大略：“一、對於該團體必須速即設法解散，以免有礙正式國會之成立；二、對於鼓吹遷都之激進者流，必須急行設法取締，免搖國本。”[29]1月16日，總統“以上海何海鳴、詹大悲、戴天仇諸人發起歡迎國會團，派人四出運動國會當選議員遷移開會地點，以避軍警幹涉，實為分離南北之危機，雖經孫少侯（即孫毓筠——引者）通電各省取消此議，然尚有大張旗鼓之勢”，故又約見趙秉鈞、梁士詒、段祺瑞諸人，“在府秘密會議”，商討應對辦法。[30]1月19日，袁世凱決定派人到各地方，採取“和平勸散辦法”，謂：“此項團體係純為反對本總統一人而發，若遽強迫解散，不惟愈增惡感，而本總統心跡益難表白，擬先由勸慰入手。”[31]1月20日，袁世凱電飭江蘇都督程德全，“秘密調查該會中人物，並如有異才，電召北京，任以重職；或先由軍警解散，倘伊等不肯解散，即當捕獲，以內亂罪論”。[32]
各野心家知議員雖得多數，然於北京投選舉大總統票，欲舍袁而投他人，事亦不易，故特歡迎國會於南京，以便投票時無所顧慮。即令投票之後，大總統非袁而為他人，北方軍民不服，亦可以辦成南北分立，為最後之結果。且以為既已舉定非袁，亦不患北方軍民之不服，即袁亦不能於名義既去之後，別有何種方法以謀對待，其結果並不至於南北分立雲雲。[14]
組織歡迎國會團之議發起後，國民黨內溫和派人物、前安徽都督孫毓筠首先於1月3日通電反對，認為“斯議之發生，影響於民國前途安危者至巨”，“南北意見，自孫黃入都後，漸已消融，國民方相慶幸，以為國家政治從此可期統一……而斯說一倡，徒令南北人心，又生一重惡感，影響所及，大之則有全國分裂之憂，小之亦啟擾亂公安之漸”。他呼籲各省新選議員，“務以法定集會期限齊至北京，勿為此種非法之言論所愚，以破壞我新造之民國”。[15]孫毓筠之後，各省都督紛紛發表通電，“言詞激烈，群起反對”，“如奉、吉、黑三省及晉、汴、魯、陝、甘、新、鄂、湘、滇、浙等省均極端不以為然，請大總統迅籌解散辦法，以維大局，其中並多主張以武力對待者”。[16]直隸都督馮國璋之通電措辭尤為激烈，斥責該團人員“其罪既不容誅，其心尤不可問”，聲言“國璋嫉惡如仇，愛國若命，凡有敢鼓簧其僻辭邪說，冀以動搖國本、蠱惑人心者，惟有執法以隨其後”。[17]歡迎國會團方麵，何海鳴於1月5日發表《再論國會自行集會與另擇地點之理由》，答覆孫毓筠，強調指出：“本報往者之所主張，與夫上海歡迎國會團之倡議，第一屆正式國會當然自行召集，並自行擇定集會地點，先開預備會於上海，隨即開成立會於南京，以保持立法機關之安全，預防北京軍警之幹涉，使議員得自由議定憲法，選舉總統，以達真正共和之目的。”[18]接著又發表《三論國會自行集會》與《咄咄馮國璋之國法》兩文，反駁“老圃”（即楊蔭杭）對歡迎國會團違背《約法》的批評，並斥責馮國璋為“袁家之走狗”，其“口吻在在露出獰牙猙齒，啟幹涉立法之先聲，尤足征歡迎國會團之主張確有見解”。[19]尹仲材也發表文章，斥責孫毓筠“素有神經病”，又斥責孫毓筠與川督胡景伊之通電反對，是“盲心而不盲目”，“老圃”之反對則“並其目亦盲之”。[20]
歡迎國會團聲勢漸長之時，孫中山正在上海。到了1月下旬，黃興忽然堅辭漢粵川鐵路督辦職，也來到上海。[21]於是，“道路傳聞孫、黃與該團有何等之關係”，或謂該團表麵發起人為何海鳴等，“而內部主動者則為民國某偉人”。[22]《神州日報》甚至說：“聞該團係某黨徒所組織，因此次國會選舉，其黨徒仍欲繼任總統，不惜以金銀作代價，暗使一班無賴設歡迎國會團於法租界寶安裏，日來竟集有團員數十人，要挾各團體具函，分赴各埠，大肆運動，仍欲在南京自行召集國會，破壞《約法》第五十三條，經程都督切實勸諭，仍不肯實行解散。”[23]實則歡迎國會團乃國民黨中激烈派如何海鳴、尹仲材等“南方一部分人士所提倡”，孫、黃及國民黨本部“並未與聞”。[24]孫中山不但沒有參與歡迎國會團，而且據《大公報》報導，他對歡迎國會團的主張並不贊同，曾在1月中旬密電袁世凱，提出應對辦法，略謂：“此項團體並非有破壞現狀，實係特別注重將來之憲法起見，請大總統即以將來憲法問題訂明意見，預行宣布，則此項團體即可無形消減；若必強迫解散，則恐反對大總統之嫌疑愈深，風潮必益激烈。”[25]
由於國民黨在其時正在進行的國會議員選舉中形勢大好，歡迎國會團忽然出現，引起袁世凱高度緊張，特別是“其勢力漸次擴充，重要人物加入該團者亦復不少，聲氣所加，有向北趨進之勢，總統睹之，如眼中刺，殊為注意”。[26]據《順天時報》報導，1月13日下午，“曾有重要人物麵謁大總統，關於此事覘大總統之意見”。[27]此“重要人物”很可能就是孫毓筠，因為根據《神州日報》所登《總統府日記》，當日“孫毓筠到府請謁，並呈條陳一封”。[28]同日，大總統“特召趙總理至府開密會議”，“參預者惟梁秘書一人”，所議大略：“一、對於該團體必須速即設法解散，以免有礙正式國會之成立；二、對於鼓吹遷都之激進者流，必須急行設法取締，免搖國本。”[29]1月16日，總統“以上海何海鳴、詹大悲、戴天仇諸人發起歡迎國會團，派人四出運動國會當選議員遷移開會地點，以避軍警幹涉，實為分離南北之危機，雖經孫少侯（即孫毓筠——引者）通電各省取消此議，然尚有大張旗鼓之勢”，故又約見趙秉鈞、梁士詒、段祺瑞諸人，“在府秘密會議”，商討應對辦法。[30]1月19日，袁世凱決定派人到各地方，採取“和平勸散辦法”，謂：“此項團體係純為反對本總統一人而發，若遽強迫解散，不惟愈增惡感，而本總統心跡益難表白，擬先由勸慰入手。”[31]1月20日，袁世凱電飭江蘇都督程德全，“秘密調查該會中人物，並如有異才，電召北京，任以重職；或先由軍警解散，倘伊等不肯解散，即當捕獲，以內亂罪論”。[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