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鍾霖希望陳夔龍“俯采輿論，另派賢員，妥籌辦法，以肅觀聽”。[64]彭福孫、潘祖年、袁希濤、王同愈等22人也上書陳夔龍，反對任用應夔丞，要求將應“押解上海，歸案訊辦”。[65]同時又有人以“江蘇一份子”名義，在《申報》刊登公啟，揭露應夔丞之種種罪案。[66]迫於壓力，陳夔龍隻好將應夔丞印刷局坐辦一職撤去，令長洲知縣蘇靜庵提究應夔丞，並移文上海縣及英租界調取應夔丞案卷，以憑核辦。[67]“應撤差後，自知罪重，因即連夜逃遁”，蘇靜庵加派縣差四處嚴緝。[68]兩江總督端方也“電請蘇撫趕飭緝拿”，陳夔龍於是“加飭府縣並通行各屬一體協拿”，並飭按察使朱家寶“轉飭保委（應桂馨）之袁某限期交案”。[69]上海道也谘請江漢關道一體緝拿，並由江漢關道桑鐵珊照會各國駐漢領事，在租界內協緝。[70]應夔丞逃走後，匿跡浙江鄞縣密岩地方，與其父辦理崇義學堂，又因“橫行鄉裏，強占民間田產”，被該縣教育分會告至省城教育總會。浙江提學使下令停辦該校，應夔丞使人登報，稱鄞縣勸學所總董張傳保受賄400元。寧波府教育會為此向道府控告應夔丞汙衊總董，請提應夔丞到案，“澈查受賄有無實據，否則治以應得之罪，俾匪類無橫行之患，學董洗不潔之名”。[71]宣統元年秋，應夔丞至河南，仍以知縣候補，但不久又被巡撫吳重熹以“人不安分，聲名惡劣”為由，奏請“即行革職”。[72]
然而，在上述斑斑劣跡的後麵，應夔丞又有另外一副麵孔——反清革命誌士。按照應夔丞自述，從光緒二十年起，他就投身革命了。當時他任皖南緝捕營管帶，緝獲了到長江流域運動革命的龔照，“允為同誌”，將其釋放，並聽從龔照勸說，棄官同赴香港，“領放孫逸仙先生所立洪門與中山同心堂票布，周曆日本。廿三年回至上海，變賣家產，約同日本人鄧十一郎等，前赴浙洋南田島，製造炸彈，未成，即在該島籌備接囤軍械，一麵在上海設置文匯地產公司，藉籌經費，接濟漢口唐在〔才〕常。事敗，冊籍被收，改名應秉鈞。”[73]後因在上海“運大批軍火接濟黨人”，為工部局指控，被驅逐出租界。於是，應回到寧波，“以十萬建崇義學堂於鄞”，借學堂掩護革命黨人。“廣州之役，與陳其美濟械濟師，敗後逃匿滬寓者數十人。”自河南罷官後，又回上海，“因決發難長江，資張振武餉械。會鄂乞款，急無以應，又以滬屋值七萬者拍賣萬三千金濟之”。[74]
辛亥上海光復，“凡保內地，克製局，守武庫，據縣署，撫獄囚，設臨時司令部，皆密與各黨協籌”。迨滬軍都督府成立，應任諜報科科長，“以滬為中外樞紐，凡交涉、捕獲、檢查皆力任之”。[75]1912年1月1日，護送孫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所有上海一切房租、供應萬餘金，皆夔一人獨任”。時臨時政府“僅分秘書、庶務兩處，諸部未設，故除文電外，餘皆（夔丞）之庶務處主之……旋兼內藏庫，時無財政部，庫權頗重，奈空如洗，勉獲支持”。[76]
以上均為應夔丞在革命之後為“敘勛”而向中央呈送之自述革命經歷中所述。此外，應夔丞還在給副總統黎元洪的一道呈文中陳述其功績道：
□□從事革命十有餘年，自聞武昌建義首，與陳英士等利用各黨，並力合謀先安內地，然後光復上海要地，故促孫中山先生歸國。各國在滬領事均未承認我為戰事團體，□□力謀於法，得以承認在先。即設行館，合各黨合組南京政府，慘澹經營，得有今日。追原厥故，實得力於各黨草昧英傑效事之忠，即前清之視為幫匪者，均得群驅效用，以服指揮。[77]（□□代夔丞二字）
不難看出，應夔丞自視勞苦功高，直以革命領袖自居，所言不免有不實或誇大之處。一度與應夔丞關係密切的陳其美也曾提到應夔丞贊助及參與革命之事，但要客觀得多。他說：
餘在滬組織革命機關，如有機密事件，借彼（指應文生、應夔丞父子——引者）房屋住宿。昔於右任君鼓吹革命，為英租界逐出時，亦曾借居其屋，與應文生相識。[78]武昌起義後，應即以關於革命事來機關部報告，以致上海光復後，即以諜報科長相委。迨後孫中山先生未任總統之前，在申由滬都督府招待一切，即派諜報、庶務兩科，每日前往照料。孫往南京，即在滬組織衛隊，護送到任。初時以為到寧即返，後孫先生即以衛隊司令相委，繼庶務長繆姓事出，即任庶務事。應辦菜每席開支銀五元，後減至一元，菜與五元相等，遂知其弊，即斥革。[79]
應夔丞被總統府斥革，還有一說，係因他“吸菸敗露，不容於總統府”。[80]此後，他曾被派至下關任兵站站長，但不久又被撤差。1912年3月21日，應夔丞在《申報》刊登啟事，歷數其自辛亥鼎革以來的功勞：
自誌士昌言革命，即從諸君子後奔走國難有日。迨武漢倡義，滬濱繼起，夔膺滬督府諜報科之職。正值南京戰事吃緊，外交團亦未承認，凡偵探軍情、緝搜軍火，種種設施，有關身命，夔夙以冒險為天職，牲犧一身，本不自惜。嗣幸金陵光復，奉滬都督命，隨護孫總統赴寧。時寧垣甫遭烽燹，兵匪不分，閭閻騷擾，不得不於鎮靜之中出以強毅，論者不察，輒有微詞，（夔）以大局為重，毀譽所不敢計。及總統府成立，以夔領警衛軍並庶務長，兼管內藏庫，以半月之時間，成立五科十二股，暨外交、財政、法製院各部，規畫仔置，頗費經營。任事匝月，適大本營有兵站局之設，總局長不以夔為不才，使承乏兵站。受事未幾，即因津浦路線節節阻滯，大為行軍之累，爰直達徐州，設法通車，進至利國。交通既便，南北一家。詎料北來軍隊以護路為名，自濟南紮至固鎮，南北兵隊同在一處，未免猜疑，當商徐菊人督辦，蒙允撤退。其時，徐州山頂尚高懸外國旗幟，幸津浦工程師深明大義，藉以一言解決，立即撤除，並與北段張提督（指張勳——引者）約，指定利國以上之渭河為界，南北過軍均須彼此知照，訂明界碑，俾各遵守。事甫就緒，奉總監因事召回，不意舟車勞頓，忽抱採薪，事與願違，殊乖委任，遂決計辭職，並請將下關兵站酌改名義，直轄總站，幸獲仔肩盡卸，藉得養屙。至於局外閑評，在知事理、有經驗者自能見及，悠悠之口，聽之可也。謹白。[81]
然而，在上述斑斑劣跡的後麵，應夔丞又有另外一副麵孔——反清革命誌士。按照應夔丞自述，從光緒二十年起，他就投身革命了。當時他任皖南緝捕營管帶，緝獲了到長江流域運動革命的龔照，“允為同誌”，將其釋放，並聽從龔照勸說，棄官同赴香港，“領放孫逸仙先生所立洪門與中山同心堂票布，周曆日本。廿三年回至上海，變賣家產，約同日本人鄧十一郎等，前赴浙洋南田島，製造炸彈，未成，即在該島籌備接囤軍械，一麵在上海設置文匯地產公司，藉籌經費，接濟漢口唐在〔才〕常。事敗，冊籍被收，改名應秉鈞。”[73]後因在上海“運大批軍火接濟黨人”，為工部局指控，被驅逐出租界。於是，應回到寧波，“以十萬建崇義學堂於鄞”，借學堂掩護革命黨人。“廣州之役，與陳其美濟械濟師，敗後逃匿滬寓者數十人。”自河南罷官後，又回上海，“因決發難長江，資張振武餉械。會鄂乞款，急無以應，又以滬屋值七萬者拍賣萬三千金濟之”。[74]
辛亥上海光復，“凡保內地，克製局，守武庫，據縣署，撫獄囚，設臨時司令部，皆密與各黨協籌”。迨滬軍都督府成立，應任諜報科科長，“以滬為中外樞紐，凡交涉、捕獲、檢查皆力任之”。[75]1912年1月1日，護送孫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所有上海一切房租、供應萬餘金，皆夔一人獨任”。時臨時政府“僅分秘書、庶務兩處，諸部未設，故除文電外，餘皆（夔丞）之庶務處主之……旋兼內藏庫，時無財政部，庫權頗重，奈空如洗，勉獲支持”。[76]
以上均為應夔丞在革命之後為“敘勛”而向中央呈送之自述革命經歷中所述。此外，應夔丞還在給副總統黎元洪的一道呈文中陳述其功績道：
□□從事革命十有餘年，自聞武昌建義首，與陳英士等利用各黨，並力合謀先安內地，然後光復上海要地，故促孫中山先生歸國。各國在滬領事均未承認我為戰事團體，□□力謀於法，得以承認在先。即設行館，合各黨合組南京政府，慘澹經營，得有今日。追原厥故，實得力於各黨草昧英傑效事之忠，即前清之視為幫匪者，均得群驅效用，以服指揮。[77]（□□代夔丞二字）
不難看出，應夔丞自視勞苦功高，直以革命領袖自居，所言不免有不實或誇大之處。一度與應夔丞關係密切的陳其美也曾提到應夔丞贊助及參與革命之事，但要客觀得多。他說：
餘在滬組織革命機關，如有機密事件，借彼（指應文生、應夔丞父子——引者）房屋住宿。昔於右任君鼓吹革命，為英租界逐出時，亦曾借居其屋，與應文生相識。[78]武昌起義後，應即以關於革命事來機關部報告，以致上海光復後，即以諜報科長相委。迨後孫中山先生未任總統之前，在申由滬都督府招待一切，即派諜報、庶務兩科，每日前往照料。孫往南京，即在滬組織衛隊，護送到任。初時以為到寧即返，後孫先生即以衛隊司令相委，繼庶務長繆姓事出，即任庶務事。應辦菜每席開支銀五元，後減至一元，菜與五元相等，遂知其弊，即斥革。[79]
應夔丞被總統府斥革，還有一說，係因他“吸菸敗露，不容於總統府”。[80]此後，他曾被派至下關任兵站站長，但不久又被撤差。1912年3月21日，應夔丞在《申報》刊登啟事，歷數其自辛亥鼎革以來的功勞：
自誌士昌言革命，即從諸君子後奔走國難有日。迨武漢倡義，滬濱繼起，夔膺滬督府諜報科之職。正值南京戰事吃緊，外交團亦未承認，凡偵探軍情、緝搜軍火，種種設施，有關身命，夔夙以冒險為天職，牲犧一身，本不自惜。嗣幸金陵光復，奉滬都督命，隨護孫總統赴寧。時寧垣甫遭烽燹，兵匪不分，閭閻騷擾，不得不於鎮靜之中出以強毅，論者不察，輒有微詞，（夔）以大局為重，毀譽所不敢計。及總統府成立，以夔領警衛軍並庶務長，兼管內藏庫，以半月之時間，成立五科十二股，暨外交、財政、法製院各部，規畫仔置，頗費經營。任事匝月，適大本營有兵站局之設，總局長不以夔為不才，使承乏兵站。受事未幾，即因津浦路線節節阻滯，大為行軍之累，爰直達徐州，設法通車，進至利國。交通既便，南北一家。詎料北來軍隊以護路為名，自濟南紮至固鎮，南北兵隊同在一處，未免猜疑，當商徐菊人督辦，蒙允撤退。其時，徐州山頂尚高懸外國旗幟，幸津浦工程師深明大義，藉以一言解決，立即撤除，並與北段張提督（指張勳——引者）約，指定利國以上之渭河為界，南北過軍均須彼此知照，訂明界碑，俾各遵守。事甫就緒，奉總監因事召回，不意舟車勞頓，忽抱採薪，事與願違，殊乖委任，遂決計辭職，並請將下關兵站酌改名義，直轄總站，幸獲仔肩盡卸，藉得養屙。至於局外閑評，在知事理、有經驗者自能見及，悠悠之口，聽之可也。謹白。[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