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共進會相關已刊未刊文件
宋案正凶應夔丞係共進會會長，收撫共進會又是宋案的起始環節，因此，掌握共進會相關文件，不僅為了解應夔丞本人所必須，而且為理解與解釋宋案發展過程中諸多重要環節所必須。
與宋案相關的共進會文件可分為已刊與未刊兩部分。已刊部分見於當時許多報紙。如《民立報》1913年4月5日所登《宋先生案之一線光明》，就搜羅了不少關於洪、應結納過程的函電，非常重要。[88]《時報》則於4月9日、11日以《北京發表任用應夔丞之始末》為題，連載相關文件。[89]《盛京時報》也於4月10日至12日以《任用應夔丞之始末》為題，連載相關文件。[90]這些文件是由政府方麵公布的，王治馨在宋教仁追悼大會上演說時曾說，“鄙人現為警察長，已搜出證據多端，另抄一本，皆洪與應之秘密通信，可交吳蓮伯（即臨時參議會議長吳景濂——引者）供黨員參考”，所指應當就是這部分文件。其中重要者如下：
（1）程德全致袁大總統電；
（2）元年十二月八日洪函；
（3）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應夔丞致洪蔭之函；
（4）二年元旦洪函；
（5）元旦應夔丞致洪蔭之函；
（6）應夔丞印領；
（7）二年一月二十日洪述祖請假呈；
（8）二年一月十五日國務院公函。
遺憾的是，這些文件雖然早已公開，卻鮮見研究者將其視為與宋案有密切關係之材料而加以利用。
有關共進會的更多文件，掌握在應夔丞手中。應夔丞被捕後，捕房從其家中搜出了相關文件，租界預審結束後，這些文件連同其他宋案文件一併移交給了中方。但在程德全、應德閎以及黃興等人看來，這些文件與刺宋並無直接關聯，因此，相關文件僅在公開印行的《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中略有涉及，絕大部分並未正式公布。但實際上，在這些尚未正式公開的文件中，有不少對宋案研究極有幫助，特別是以下24種，應當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視。
（1）應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時經歷上大總統呈文底稿一（1912年）；
（2）應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時經歷上大總統呈文底稿二（1912年）；
（3）江蘇都督程德全致應夔丞函（1912年6月21日）；
（4）中華國民共進會草章（1912年7月）；
（5）共進會呈請各省都督立案由（1912年7月22日）；
（6）請委任總機關內部各職員分科辦事由底稿（1912年）；
（7）共進會機關部全體職員上會長應夔丞呈（1912年10月21日）；
（8）杭州共進會總務科杭辛齋致應夔丞函（1912年□月8日）；
（9）應夔丞上浙江都督朱瑞函底稿（1912年12月1日）；
（10）委任本署各巡緝員通稿（1912年12月9日）；
（11）共進會總機關部某致崑山某函（1912年□月13日）；
（12）特任駐滬江蘇巡查長前大總統府庶務長管領禁衛軍調任大本營應夔丞勸諭秘密各黨會訓詞（1912年12月18日）；
（13）戴天仇致應夔臣手簡；
（14）應夔丞請撥款輔助巡查署上黎副總統呈文（1913年1月10日）；
（15）應夔丞為黨人論功行賞事上大總統呈文（1913年1月10日）；
（16）應夔丞條陳取締會黨上大總統呈文（1913年1月14日）；
（17）應夔丞致杭辛齋書（1913年1月25日）；
（18）特任駐滬巡查長應夔丞為呈領二年正月至三月計三個月巡署公費銀六千員由底稿（1913年2月）；
（19）藤木商會致應夔丞函（1913年2月23日）；
（20）應夔丞致吳乃文函（1913年3月7日）；
（21）藤木商會致應夔丞函（1913年3月15日）；
（22）特任駐滬巡查長應夔丞通告（1913年3月13日）；
（23）特任駐滬巡查長應夔丞勸告共進會總支分部各會員訓詞（1913年3月18日）；
（24）委任本署探訪員虞震寰、蔣瑞森、陳□□承緝行刺本黨宋遯初君之兇手信牌稿（1913年3月21日）。[91]
由於洪述祖後來由上海提解至北京審訊，上述應宅搜獲共進會文件亦一併移交北京司法機關，現收藏於北京市檔案館。這些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文件，將會對深入認識應夔丞其人及其與袁、趙、洪之間的關係，起到重要作用，進而為破解宋案謎團發揮關鍵作用。
五 幾種關鍵的私家記述
在有關宋案的私家記述中，可以對破解某方麵案情起到關鍵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四種。
第一種是葉迦《辨音室閑話》。撰者在民初曾為江蘇民政長應德閎幕僚，後任職於總統府政事堂機要局第三科，是局長張一麐的屬下，主要負責與各部院局接洽，傳遞總統批閱文電。[92]《辨音室閑話》包括清末民初掌故48篇，從1944年9月起在《大公晚報》連載。開篇有小引一段，曰：“甲申之夏，息影郊居。晝長無事，追錄見聞。信筆直書，不加雕琢。野史雜言，本無關於著述；卑詞巽語，期有益於觀聽。適老友索稿，舉以相付，命曰《辨音室閑話》。”[93]《閑話》關於宋案共有兩篇文字，即“宋案一”與“宋案二”，每篇不過寥寥數百字。[94]其中有兩方麵的記述為其他史料所未載，對了解宋案甚有幫助。一是作者曾親自參與應宅搜獲函電文件的編校工作，對這些文件的保存狀態有直觀認識，有助於我們了解應夔丞其人。二是1916年張一麐由政事堂機要局局長調任教育總長時，作者曾應張一麐之請幫忙整理張所經手之各種密件，其中就包括應夔丞給袁世凱請求辦報的呈文，以及應夔丞向中央領取津貼的收據等。這不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應夔丞與中央的關係，而且坐實張一麐與宋案某些環節確有關係。
宋案正凶應夔丞係共進會會長，收撫共進會又是宋案的起始環節，因此，掌握共進會相關文件，不僅為了解應夔丞本人所必須，而且為理解與解釋宋案發展過程中諸多重要環節所必須。
與宋案相關的共進會文件可分為已刊與未刊兩部分。已刊部分見於當時許多報紙。如《民立報》1913年4月5日所登《宋先生案之一線光明》，就搜羅了不少關於洪、應結納過程的函電，非常重要。[88]《時報》則於4月9日、11日以《北京發表任用應夔丞之始末》為題，連載相關文件。[89]《盛京時報》也於4月10日至12日以《任用應夔丞之始末》為題，連載相關文件。[90]這些文件是由政府方麵公布的，王治馨在宋教仁追悼大會上演說時曾說，“鄙人現為警察長，已搜出證據多端，另抄一本，皆洪與應之秘密通信，可交吳蓮伯（即臨時參議會議長吳景濂——引者）供黨員參考”，所指應當就是這部分文件。其中重要者如下：
（1）程德全致袁大總統電；
（2）元年十二月八日洪函；
（3）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應夔丞致洪蔭之函；
（4）二年元旦洪函；
（5）元旦應夔丞致洪蔭之函；
（6）應夔丞印領；
（7）二年一月二十日洪述祖請假呈；
（8）二年一月十五日國務院公函。
遺憾的是，這些文件雖然早已公開，卻鮮見研究者將其視為與宋案有密切關係之材料而加以利用。
有關共進會的更多文件，掌握在應夔丞手中。應夔丞被捕後，捕房從其家中搜出了相關文件，租界預審結束後，這些文件連同其他宋案文件一併移交給了中方。但在程德全、應德閎以及黃興等人看來，這些文件與刺宋並無直接關聯，因此，相關文件僅在公開印行的《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中略有涉及，絕大部分並未正式公布。但實際上，在這些尚未正式公開的文件中，有不少對宋案研究極有幫助，特別是以下24種，應當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視。
（1）應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時經歷上大總統呈文底稿一（1912年）；
（2）應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時經歷上大總統呈文底稿二（1912年）；
（3）江蘇都督程德全致應夔丞函（1912年6月21日）；
（4）中華國民共進會草章（1912年7月）；
（5）共進會呈請各省都督立案由（1912年7月22日）；
（6）請委任總機關內部各職員分科辦事由底稿（1912年）；
（7）共進會機關部全體職員上會長應夔丞呈（1912年10月21日）；
（8）杭州共進會總務科杭辛齋致應夔丞函（1912年□月8日）；
（9）應夔丞上浙江都督朱瑞函底稿（1912年12月1日）；
（10）委任本署各巡緝員通稿（1912年12月9日）；
（11）共進會總機關部某致崑山某函（1912年□月13日）；
（12）特任駐滬江蘇巡查長前大總統府庶務長管領禁衛軍調任大本營應夔丞勸諭秘密各黨會訓詞（1912年12月18日）；
（13）戴天仇致應夔臣手簡；
（14）應夔丞請撥款輔助巡查署上黎副總統呈文（1913年1月10日）；
（15）應夔丞為黨人論功行賞事上大總統呈文（1913年1月10日）；
（16）應夔丞條陳取締會黨上大總統呈文（1913年1月14日）；
（17）應夔丞致杭辛齋書（1913年1月25日）；
（18）特任駐滬巡查長應夔丞為呈領二年正月至三月計三個月巡署公費銀六千員由底稿（1913年2月）；
（19）藤木商會致應夔丞函（1913年2月23日）；
（20）應夔丞致吳乃文函（1913年3月7日）；
（21）藤木商會致應夔丞函（1913年3月15日）；
（22）特任駐滬巡查長應夔丞通告（1913年3月13日）；
（23）特任駐滬巡查長應夔丞勸告共進會總支分部各會員訓詞（1913年3月18日）；
（24）委任本署探訪員虞震寰、蔣瑞森、陳□□承緝行刺本黨宋遯初君之兇手信牌稿（1913年3月21日）。[91]
由於洪述祖後來由上海提解至北京審訊，上述應宅搜獲共進會文件亦一併移交北京司法機關，現收藏於北京市檔案館。這些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文件，將會對深入認識應夔丞其人及其與袁、趙、洪之間的關係，起到重要作用，進而為破解宋案謎團發揮關鍵作用。
五 幾種關鍵的私家記述
在有關宋案的私家記述中，可以對破解某方麵案情起到關鍵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四種。
第一種是葉迦《辨音室閑話》。撰者在民初曾為江蘇民政長應德閎幕僚，後任職於總統府政事堂機要局第三科，是局長張一麐的屬下，主要負責與各部院局接洽，傳遞總統批閱文電。[92]《辨音室閑話》包括清末民初掌故48篇，從1944年9月起在《大公晚報》連載。開篇有小引一段，曰：“甲申之夏，息影郊居。晝長無事，追錄見聞。信筆直書，不加雕琢。野史雜言，本無關於著述；卑詞巽語，期有益於觀聽。適老友索稿，舉以相付，命曰《辨音室閑話》。”[93]《閑話》關於宋案共有兩篇文字，即“宋案一”與“宋案二”，每篇不過寥寥數百字。[94]其中有兩方麵的記述為其他史料所未載，對了解宋案甚有幫助。一是作者曾親自參與應宅搜獲函電文件的編校工作，對這些文件的保存狀態有直觀認識，有助於我們了解應夔丞其人。二是1916年張一麐由政事堂機要局局長調任教育總長時，作者曾應張一麐之請幫忙整理張所經手之各種密件，其中就包括應夔丞給袁世凱請求辦報的呈文，以及應夔丞向中央領取津貼的收據等。這不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應夔丞與中央的關係，而且坐實張一麐與宋案某些環節確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