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證據於4月25日深夜正式公布後，5月4日，岑春煊、伍廷芳、李經羲、譚人鳳等發表通電，指出：“宋案詞連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歸案迅辦，趙總理既涉嫌疑，屆時亦應出庭受質，方能表白。政府固不便強辭辯護，抗不受理。”[80]5月6日，上海地方檢察廳發出傳票兩張，請求北京地方檢察廳協助傳喚國務總理趙秉鈞及其秘書程經世赴滬出庭對質。[81]趙秉鈞隨即於5月11日公開復電，對岑春煊等人通電給予拒駁，提出三條理由，表示自己不能出庭對質，態度強硬，措辭堅決，這就是“真電”。
與“勘電”一樣，“真電”也是以趙秉鈞名義發出，故一般論者很易將其視為趙秉鈞本人意思之表達。而實際上，由當時新聞報導可知，袁世凱對於趙秉鈞如何應對赴滬對質一事非常關心。有報導說，傳票到京後，政府連日密議，擬出抵製三策。第一“係強硬辦法”，即“仍用通電，辨明趙秉鈞毫無嫌疑，不能到案”。第二“係拖延辦法”，即“駁覆上海檢察廳手續不合”，強調“須有武士英之供，始能指應夔丞為嫌疑；有應夔丞之供，始能指洪述祖為嫌疑；有洪述祖之供，始能指趙秉鈞為嫌疑；洪述祖既未到案，即不能以嫌疑二字指趙秉鈞，無到案之必要。一麵不令洪述祖到案”。第三“係釜底抽薪辦法”，即“令趙秉鈞裝病（即近日所傳牙痛），暫不到案；一麵撤換承書〔辦〕此案人員，必令政府一鼻孔出氣之人布滿上海地方審檢兩廳，然後趙到案一訊，即洗刷淨盡”。[82]又有報導說，傳票到京後，“趙秉鈞挈其秘書程經世同詣袁世凱，會商抗傳到案、嫁罪他人辦法，密談甚久”。[83]還有報導說“趙秉鈞自聞上海地方檢察廳出票傳提後，異常惶恐，常咄咄自語，謂‘不意我落得如此下場’”，“經總統府某秘書獻計，決意抗傳不到，即由某代擬通電稿，略謂：洪、應函中有誣捏克強撥抵公債語，以其影戤偉人，藉詞招搖，世人無信之者。牽引趙秉鈞亦與此同。黃無嫌疑，秉鈞何獨不然？現居京養屙，到滬甚危險，殊無赴廳投案必要雲雲”。[84]這些報導多在趙秉鈞“真電”發出後出現，其情節多為電報內容之反映，但也可以看出袁世凱對於此事非常重視。而北大歷史學係所藏“真電”底稿的發現，恰好可以證實這一點。該底稿後有“五月十日清”“已繕送呈”字樣，說明此電最終由袁世凱定稿。由該底稿筆跡也可看出，袁世凱的確親筆對電文進行了多處修改。將該底稿與最終發出之“真電”字句比較，可發現二者差別甚大，透過這些字句差別，我們將會看到袁、趙二人在應對出庭對質一事上既有共同目的，又有不同考慮，並可由此注意到袁、趙關係中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特點。
在宋案研究中，有關趙秉鈞的關鍵資料最為缺乏，“勘”“真”二電底稿的發現，雖然不能直接揭開宋教仁被刺之謎，但對於推進宋案研究仍具有重要意義。其最主要之價值在於促使研究者嚴肅、認真、細緻地探究趙秉鈞和袁世凱之間的複雜關係。一直以來，人們總是將趙秉鈞視為袁世凱的親信，從而將二人共同視為刺宋案的幕後主使。其實，趙秉鈞即便為袁世凱之心腹，也不能由此便得出其為殺宋嫌疑人的必然性認識。要判斷趙秉鈞在宋案中究竟扮演怎樣一個角色，必須結合宋案基本史料，對他與袁世凱的關係進行更加細緻的分析。袁、趙在政府中的地位不同，與宋案關聯程度也不同，這就決定了他們在處理宋案問題上的想法不可能完全相同。在二人關係中，袁世凱無疑是強勢一方，這就使趙秉鈞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思來應對宋案。“勘”“真”二電底稿的發現充分反映了這一點。這就提醒我們，對趙秉鈞公開發表的“勘”“真”二電一類的辯駁文字，不能隻做單純字麵的理解，而應細緻辨析其中何者為其真實意思之表達，何者為其言不由衷之發露，如此方能把握一個真實的趙秉鈞。
除通電自辯外，趙秉鈞在宋案發生後，還曾於4月12日及29日在私邸分別接受北京《民立報》《新紀元報》記者訪談，又於5月初發表《趙秉鈞為宋案致北京〈民立報〉記者函》。4月12日北京《民立報》記者對趙秉鈞的訪談並未見《民立報》刊登，而是刊登在《神州日報》上。[85]其內容主要涉及趙、洪關係及洪擔任內務部秘書情況，應夔丞接受招撫及來京見趙情況，以及趙送應密碼電本情況等。此次訪談是在宋案證據正式公布前半月進行的，趙秉鈞在訪談中所言是否屬實，將要經受宋案證據檢驗，而隨後宋案證據及其他相關材料陸續披露，證實了趙在訪談中所言絕大部分是可信的。4月29日《新紀元報》記者對趙秉鈞的訪談，則是在宋案證據正式公布三天後進行的。此前一天趙秉鈞剛剛發表自辯“勘電”，針對程、應所宣布的證據逐條進行了辯駁，對《新紀元報》記者的談話，可以說是對“勘電”的補充。訪談前記者向趙提到“宋案證據發表後，人言鼎沸”，問趙：“公能有問必答，直言無隱否？”趙曰：“能。”訪談涉及趙宋關係、趙洪關係及趙應關係，與4月12日北京《民立報》記者訪談內容相比較，更多是針對已經公布的宋案證據中涉及的問題，如洪在政府應對歡迎國會團一事中的表現，洪所收“應密”電報有無譯呈趙秉鈞等。[86]結合宋案證據及其他材料，可知趙在此次訪談中所言基本屬實，但也有刻意隱瞞之處。至於《趙秉鈞為宋案致北京〈民立報〉記者函》，也未見《民立報》刊登，而是刊登在《新聞報》上，另外又以《趙總理致某都督函》等為標題，在其他報紙刊登。[87]其內容同樣是為了補充“勘電”，涉及趙宋交情、應夔丞與洪述祖之歷來等，與上述兩次訪談內容既有雷同之處，又有所補充。以上三篇文字，都是研究趙秉鈞其人及宋案內幕極為重要的材料，可惜鮮有研究者注意及此。
與“勘電”一樣，“真電”也是以趙秉鈞名義發出，故一般論者很易將其視為趙秉鈞本人意思之表達。而實際上，由當時新聞報導可知，袁世凱對於趙秉鈞如何應對赴滬對質一事非常關心。有報導說，傳票到京後，政府連日密議，擬出抵製三策。第一“係強硬辦法”，即“仍用通電，辨明趙秉鈞毫無嫌疑，不能到案”。第二“係拖延辦法”，即“駁覆上海檢察廳手續不合”，強調“須有武士英之供，始能指應夔丞為嫌疑；有應夔丞之供，始能指洪述祖為嫌疑；有洪述祖之供，始能指趙秉鈞為嫌疑；洪述祖既未到案，即不能以嫌疑二字指趙秉鈞，無到案之必要。一麵不令洪述祖到案”。第三“係釜底抽薪辦法”，即“令趙秉鈞裝病（即近日所傳牙痛），暫不到案；一麵撤換承書〔辦〕此案人員，必令政府一鼻孔出氣之人布滿上海地方審檢兩廳，然後趙到案一訊，即洗刷淨盡”。[82]又有報導說，傳票到京後，“趙秉鈞挈其秘書程經世同詣袁世凱，會商抗傳到案、嫁罪他人辦法，密談甚久”。[83]還有報導說“趙秉鈞自聞上海地方檢察廳出票傳提後，異常惶恐，常咄咄自語，謂‘不意我落得如此下場’”，“經總統府某秘書獻計，決意抗傳不到，即由某代擬通電稿，略謂：洪、應函中有誣捏克強撥抵公債語，以其影戤偉人，藉詞招搖，世人無信之者。牽引趙秉鈞亦與此同。黃無嫌疑，秉鈞何獨不然？現居京養屙，到滬甚危險，殊無赴廳投案必要雲雲”。[84]這些報導多在趙秉鈞“真電”發出後出現，其情節多為電報內容之反映，但也可以看出袁世凱對於此事非常重視。而北大歷史學係所藏“真電”底稿的發現，恰好可以證實這一點。該底稿後有“五月十日清”“已繕送呈”字樣，說明此電最終由袁世凱定稿。由該底稿筆跡也可看出，袁世凱的確親筆對電文進行了多處修改。將該底稿與最終發出之“真電”字句比較，可發現二者差別甚大，透過這些字句差別，我們將會看到袁、趙二人在應對出庭對質一事上既有共同目的，又有不同考慮，並可由此注意到袁、趙關係中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特點。
在宋案研究中，有關趙秉鈞的關鍵資料最為缺乏，“勘”“真”二電底稿的發現，雖然不能直接揭開宋教仁被刺之謎，但對於推進宋案研究仍具有重要意義。其最主要之價值在於促使研究者嚴肅、認真、細緻地探究趙秉鈞和袁世凱之間的複雜關係。一直以來，人們總是將趙秉鈞視為袁世凱的親信，從而將二人共同視為刺宋案的幕後主使。其實，趙秉鈞即便為袁世凱之心腹，也不能由此便得出其為殺宋嫌疑人的必然性認識。要判斷趙秉鈞在宋案中究竟扮演怎樣一個角色，必須結合宋案基本史料，對他與袁世凱的關係進行更加細緻的分析。袁、趙在政府中的地位不同，與宋案關聯程度也不同，這就決定了他們在處理宋案問題上的想法不可能完全相同。在二人關係中，袁世凱無疑是強勢一方，這就使趙秉鈞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思來應對宋案。“勘”“真”二電底稿的發現充分反映了這一點。這就提醒我們，對趙秉鈞公開發表的“勘”“真”二電一類的辯駁文字，不能隻做單純字麵的理解，而應細緻辨析其中何者為其真實意思之表達，何者為其言不由衷之發露，如此方能把握一個真實的趙秉鈞。
除通電自辯外，趙秉鈞在宋案發生後，還曾於4月12日及29日在私邸分別接受北京《民立報》《新紀元報》記者訪談，又於5月初發表《趙秉鈞為宋案致北京〈民立報〉記者函》。4月12日北京《民立報》記者對趙秉鈞的訪談並未見《民立報》刊登，而是刊登在《神州日報》上。[85]其內容主要涉及趙、洪關係及洪擔任內務部秘書情況，應夔丞接受招撫及來京見趙情況，以及趙送應密碼電本情況等。此次訪談是在宋案證據正式公布前半月進行的，趙秉鈞在訪談中所言是否屬實，將要經受宋案證據檢驗，而隨後宋案證據及其他相關材料陸續披露，證實了趙在訪談中所言絕大部分是可信的。4月29日《新紀元報》記者對趙秉鈞的訪談，則是在宋案證據正式公布三天後進行的。此前一天趙秉鈞剛剛發表自辯“勘電”，針對程、應所宣布的證據逐條進行了辯駁，對《新紀元報》記者的談話，可以說是對“勘電”的補充。訪談前記者向趙提到“宋案證據發表後，人言鼎沸”，問趙：“公能有問必答，直言無隱否？”趙曰：“能。”訪談涉及趙宋關係、趙洪關係及趙應關係，與4月12日北京《民立報》記者訪談內容相比較，更多是針對已經公布的宋案證據中涉及的問題，如洪在政府應對歡迎國會團一事中的表現，洪所收“應密”電報有無譯呈趙秉鈞等。[86]結合宋案證據及其他材料，可知趙在此次訪談中所言基本屬實，但也有刻意隱瞞之處。至於《趙秉鈞為宋案致北京〈民立報〉記者函》，也未見《民立報》刊登，而是刊登在《新聞報》上，另外又以《趙總理致某都督函》等為標題，在其他報紙刊登。[87]其內容同樣是為了補充“勘電”，涉及趙宋交情、應夔丞與洪述祖之歷來等，與上述兩次訪談內容既有雷同之處，又有所補充。以上三篇文字，都是研究趙秉鈞其人及宋案內幕極為重要的材料，可惜鮮有研究者注意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