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類是宋案探究中較值得注意的一類文字，然而其數量非常之少。迄今，偏重分析案發原因及案情的專題學術論文，不過寥寥十數篇，如王涵《試論宋教仁之死》（《文匯報》1980年12月16日，第2版）、何澤福《宋教仁與袁世凱》（《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饒懷民《宋教仁血案及其政治風潮》（《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7年第3期）、廖大偉《論民初幫會與社會的緊張——以共進會與刺宋案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及《袁世凱不是“刺宋”主謀考析》（收入蘇智良等主編《袁世凱與北洋軍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張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學月刊》2006年第9期）、何廷明等《宋案元兇探淵》（《文山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1期）、朱懷遠《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民國檔案》2010年第3期）、侯宜傑《暗殺宋教仁的主謀尚難定論》（《史林》2013年第1期）等。還有一些文字論及刺宋案發生後的相關問題。[1]與第一類書籍偏重記述刺宋案不同，上列學術論文偏重案發原因及案情分析，特別是圍繞誰是刺宋主謀這個問題，每位撰者都試圖提出不同於他人的看法。然而，由於撰者無一例外將案情嚴重簡單化，並且忽視新史料的發掘利用，而對既有核心史料又幾乎不能準確解讀，因此，這些專題論文僅僅在個別細節分析方麵有可取之處，總體論述並不具有說服力。此外，日本學界也有幾篇與宋案有關的論文，但隻是涉及案情而已，基本談不到研究，如片倉芳和「宋教仁暗殺事件について」（『史叢』第27號、1981年）、渡辺竜策「宋教仁暗殺事件の意味するもの——民初政爭の一斷麵」（『中京大學論叢·教養編』1962年第3號）、樋泉克夫「宋教仁研究ノ-ト-1-」（『多摩芸術學園紀要』1980年第6巻）等。
第三類關於宋案的文字近年有不少，文章如盧笛《是誰殺了宋教仁？》（網文）、顧土《政治暗殺的另一層解讀：重讀宋教仁被刺案》（《書屋》2009年第9期）、臧巨凱《袁世凱在“刺宋”案中的涉水深度》（《鍾山風雨》2010年第1期）、陳自新《“宋教仁被刺案”百年祭》（《文史精華》2013年第3期）、紀彭《沒有證據，隻有利害：宋教仁案究竟誰是兇手》（《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第6期）等；書籍則有思公《晚清盡頭是民國》、金滿樓《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張曉波《民國的開端：宋教仁評傳》、張耀傑《誰謀殺了宋教仁：政壇懸案背後的黨派之爭》等。這類文字的作者總體而言缺乏專業訓練，無論是對史實的把握還是對史料的鑑別使用，都存在很大問題，往往看似分析得頭頭是道，實則由於缺乏史料支撐，或不能準確解讀史料，難以得出有價值的認識。但另一方麵，正是由於這類作品的非學術性或通俗性，加之得益於網絡傳播，其受眾遠多於第一、第二兩類文字。
實際上，業餘史學研究者並非完全不可能做出優秀成果，但前提是研究者應當充分占有史料，並以嚴謹態度為之。從另一角度看，宋案探究的業餘作品之所以流行，說到底與專業學者對這一案件缺乏研究有關。因此，對宋案的研究，確已到了必須深刻反思與實實在在向前推進的時候。
二 案情分析嚴重簡單化
宋案係由宋教仁被刺而引發，因此，對宋案謎團的破解，從一開始就被吸引到了“誰是主謀”這樣一個問題上。雇用武士英槍殺宋教仁的應夔丞（即應桂馨）剛一被捕，便有人懷疑其背後有主使之人，謂：“應桂馨與宋先生既無私仇，又非公敵，宋先生有何不利於應？應有何利於宋先生死？即質之應桂馨而亦不能強言為有也。則應桂馨之外，必更有一人焉，為應桂馨之主動可知。”[2]又謂：
應夔丞與宋漁父生平無握手交，無半麵緣，何仇？何怨？應也，宋也，誠風馬牛不相及也。胡為乎應乃擲重金、買死士，必得宋而甘心焉？由斯言之，買武士英者，應夔丞也，而買應夔丞者，伊何人乎？[3]
隨著應宅所獲大量函電文件內容逐漸披露，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與應夔丞的詭秘關係曝光於天下。但輿論並不認為洪述祖就是最後的主使人，而是進一步提出洪述祖背後可能還有主使之人，理由是：
彼洪述祖，一卑鄙齷齪之小人，與大政治家宋先生固亦風馬牛不相及，宋先生之死生，與彼實了無絲毫之關係，洪又胡為乎必死宋先生而後快也？然則，嗾武者為應，嗾應者為洪，而嗾洪者必更有人在也。[4]
由於洪述祖為趙秉鈞之秘書，搜獲文件中又有趙、應之間往來函電及趙送應之密碼電本一冊，因此，輿論很快將矛頭指向趙秉鈞。而趙又被認為是袁世凱的心腹，於是，袁世凱亦被牽入案中。在國民黨方麵看來，案情是很清楚的，因此，其機關報《民立報》在1913年4月27日刊登44件證據時，於所加按語中明確指出：
宋先生之死，袁、趙死之，非洪、應與武死之也。
洪、應二犯僅一器械，武士英更器械之器械，而真正之〈人〉主動（人），乃袁世凱、趙秉鈞也。[5]
這可以說是國民黨方麵對於宋案的正式研究結論。然而，趙秉鈞卻不認同這一結論，他於4月28日發表自辯“勘電”，稱“去宋之動機起於應之自動，而非別有主動之人”，“中央政府於宋案無涉”。[6]袁世凱同日也發出“勘電”，明確給趙秉鈞以支持。[7]
第三類關於宋案的文字近年有不少，文章如盧笛《是誰殺了宋教仁？》（網文）、顧土《政治暗殺的另一層解讀：重讀宋教仁被刺案》（《書屋》2009年第9期）、臧巨凱《袁世凱在“刺宋”案中的涉水深度》（《鍾山風雨》2010年第1期）、陳自新《“宋教仁被刺案”百年祭》（《文史精華》2013年第3期）、紀彭《沒有證據，隻有利害：宋教仁案究竟誰是兇手》（《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第6期）等；書籍則有思公《晚清盡頭是民國》、金滿樓《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張曉波《民國的開端：宋教仁評傳》、張耀傑《誰謀殺了宋教仁：政壇懸案背後的黨派之爭》等。這類文字的作者總體而言缺乏專業訓練，無論是對史實的把握還是對史料的鑑別使用，都存在很大問題，往往看似分析得頭頭是道，實則由於缺乏史料支撐，或不能準確解讀史料，難以得出有價值的認識。但另一方麵，正是由於這類作品的非學術性或通俗性，加之得益於網絡傳播，其受眾遠多於第一、第二兩類文字。
實際上，業餘史學研究者並非完全不可能做出優秀成果，但前提是研究者應當充分占有史料，並以嚴謹態度為之。從另一角度看，宋案探究的業餘作品之所以流行，說到底與專業學者對這一案件缺乏研究有關。因此，對宋案的研究，確已到了必須深刻反思與實實在在向前推進的時候。
二 案情分析嚴重簡單化
宋案係由宋教仁被刺而引發，因此，對宋案謎團的破解，從一開始就被吸引到了“誰是主謀”這樣一個問題上。雇用武士英槍殺宋教仁的應夔丞（即應桂馨）剛一被捕，便有人懷疑其背後有主使之人，謂：“應桂馨與宋先生既無私仇，又非公敵，宋先生有何不利於應？應有何利於宋先生死？即質之應桂馨而亦不能強言為有也。則應桂馨之外，必更有一人焉，為應桂馨之主動可知。”[2]又謂：
應夔丞與宋漁父生平無握手交，無半麵緣，何仇？何怨？應也，宋也，誠風馬牛不相及也。胡為乎應乃擲重金、買死士，必得宋而甘心焉？由斯言之，買武士英者，應夔丞也，而買應夔丞者，伊何人乎？[3]
隨著應宅所獲大量函電文件內容逐漸披露，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與應夔丞的詭秘關係曝光於天下。但輿論並不認為洪述祖就是最後的主使人，而是進一步提出洪述祖背後可能還有主使之人，理由是：
彼洪述祖，一卑鄙齷齪之小人，與大政治家宋先生固亦風馬牛不相及，宋先生之死生，與彼實了無絲毫之關係，洪又胡為乎必死宋先生而後快也？然則，嗾武者為應，嗾應者為洪，而嗾洪者必更有人在也。[4]
由於洪述祖為趙秉鈞之秘書，搜獲文件中又有趙、應之間往來函電及趙送應之密碼電本一冊，因此，輿論很快將矛頭指向趙秉鈞。而趙又被認為是袁世凱的心腹，於是，袁世凱亦被牽入案中。在國民黨方麵看來，案情是很清楚的，因此，其機關報《民立報》在1913年4月27日刊登44件證據時，於所加按語中明確指出：
宋先生之死，袁、趙死之，非洪、應與武死之也。
洪、應二犯僅一器械，武士英更器械之器械，而真正之〈人〉主動（人），乃袁世凱、趙秉鈞也。[5]
這可以說是國民黨方麵對於宋案的正式研究結論。然而，趙秉鈞卻不認同這一結論，他於4月28日發表自辯“勘電”，稱“去宋之動機起於應之自動，而非別有主動之人”，“中央政府於宋案無涉”。[6]袁世凱同日也發出“勘電”，明確給趙秉鈞以支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