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年的收集整理，芸閣先生對古代青銅器及其銘文進行了係統的考證，寫出《考古圖》十卷。此書收錄了當年秘閣、太常內藏等宮廷和民間幾十家收藏的青銅器、石器、玉器共238件，其中的青銅器價值最高，是古代青銅器中的精華所在。因而，《考古圖》就成了中國最早的古代器物、銘文著錄與研究的專著。呂大臨不僅是宋代金石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也為中國現代考古學、古文字學奠定了基礎。要說考古學在中國之得名，即與此書的名稱有直接關係。
這位學究先生是個認死理的人，他既以古禮為研究對象，於是在生活中也以此為準繩。他在《克己銘》中提出：“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將一個“誠”字看作為人處世的最高標準，一心追求崇高的精神世界。於是在現實中，他保持著以誠待人、直言不諱的風格。
呂大臨的朋友富弼，曾在仁宗慶曆年間追隨範仲淹從事過新政改革，最終官位做到了宰相。不過，在屢經宦海起伏之下，富弼不免心灰意冷，便信奉起佛陀，藉以逃避現實。他獲悉此事後，便寫信給這位友人：自古擔大任者，皆以聖賢之道教化百姓，既成就自己又貢獻天下，豈能以官爵之進退、體力之盛衰而放棄責任？如今大道未明，世人昧於佛門與道家，輕視禮義。而今國家提倡儒教，革除陋俗，正要仰仗您的力量。若您精力轉移，惟奉佛以求長生，此乃山穀避世之人獨善其身的做法，豈不辜負了天下人的厚望？呂大臨直言不諱，誠懇地提出了批評和規勸。富弼讀罷來信，深受感動，遂回信表示感謝。由此可見，呂大臨遵循關學“學貴致用”的傳統，關注關心朝廷命運。
當時，選官與考績製度也存在不少的積弊，以至於任人唯親、埋沒人才。這本是從來便難以革除的官場頑疾，他從做高官的二哥那裏肯定也聽到不少，可認真的他不願袖手旁觀，為此專門著文論說，主張改革用人製度，呼籲選賢任能。
元祐年間，隨著呂大臨聲望的遠播，朝廷大概也考慮到其兄呂大防在朝主政的緣故，於是破格先後授予他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的官職，也就是賦予太學教官與校勘整理圖書典籍的職責。不久，又有朝臣向哲宗天子推薦其品學出眾，堪當大任。遺憾的是，他還沒趕上重用便因病辭世，終年才48歲。一塊美玉，就此埋沒。
聚碑為林
今天的西安碑林，以收藏最豐富的古代碑石而名動天下。當海內外遊人湧進這座古典文化藝術寶庫時，大概多數人並不清楚它的由來及其與藍田呂氏的關係。其實，碑林的最早創建者正是呂大忠其人。
呂氏兄弟中的大哥呂大忠（字進伯），是在元祐元年（1086）任陝西轉運副使期間想到立碑林的事。當時，他目睹到歷代碑刻日遭損毀的情形，不能不深感痛心，為了搶救這些古物，他遂利用職務之便，出麵將搜集到的大批關中碑石移至永興軍城（今陝西西安市）府學之內，其中包括《石台孝經》與《開成石經》等幾組大型碑石，以及顏真卿、柳公權等名家書寫的碑刻，由此而誕生了日後的碑林。
旁的不提，單說《石台孝經》和《開成石經》，前者被業內人士稱為碑林中的第一名碑，乃是天寶年間唐玄宗親自作序、註解並書寫，唐肅宗題寫碑額的禦製石碑，通碑由四塊黑色細石合成，碑下有三層石階，故稱《石台孝經》。千餘年後的今天，仍能觀賞到工整的書法和清新秀美的字體，並從中體會到唐明皇“以孝治天下”的用意。《開成石經》則是唐文宗太和四年（830）下詔，由艾居晦、陳玠等人用楷書分寫，前後耗費七年時光，至開成二年（837）才完成的一部石經，後人又稱唐石經。該組碑石包括《周易》等12種經書，由114塊碑石組成，每石兩麵刻字，共刻有650252個文字，是研究中國經學史的重要資料。僅是保存下這兩種碑刻，就足以令呂大忠名垂青史。
若再觀呂大忠的從政為人，也有值得稱道之處。他於仁宗皇祐年間進士及第，入仕後先後做過華陰（今陝西華陰）縣尉、晉城（今山西晉城市）知縣、河北轉運判官、陝西轉運副使及渭州（今甘肅平涼）知州等地方官，官銜至寶文閣直學士。在任期間，多有善政，深得下屬和百姓的信服。
呂大忠為人耿直厚樸，將所學的關學精神貫徹到自己的言行之中，至死而不悔，因此博得士林中許多人的讚嘆。程頤即稱許道：“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有件事頗能反映其忠厚長者的風範：他在任秦州（今甘肅天水市）知州時，本州的判官是科舉狀元出身的馬涓。馬判官自我感覺太好，常擺出“狀元”的身段。呂大忠是過來人，清楚此人涉世不深，不懂門道，便善意地勸說這位下屬：狀元頭銜，隻是科舉及第時的稱呼，做了判官再用此名就不妥了，現今的科舉學問其實沒多大實際用處，還是要注意修身務實為上。經他開導指點，馬涓才懂得了勤政、為人之道，日後才有了更大的發展。
晚年時呂大忠因與當政者不和，屢遭貶責，最終染病身亡。呂大忠死後歸葬故鄉藍田，算是葉落歸根。
《呂氏鄉約》
呂大鈞，字和叔，在呂家兄弟中排行第三。他從小膽識過人，青年時代曾追隨張載學習，讀書明理，成為文才兼具之士。仁宗嘉祐年間，他順利摘取進士桂冠，入仕後先在關中及西北地方衙門供職。其父奉調四川做官，他是孝子，考慮到老人家年邁不宜遠行，曾主動請求代父赴任。
這位學究先生是個認死理的人，他既以古禮為研究對象，於是在生活中也以此為準繩。他在《克己銘》中提出：“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將一個“誠”字看作為人處世的最高標準，一心追求崇高的精神世界。於是在現實中，他保持著以誠待人、直言不諱的風格。
呂大臨的朋友富弼，曾在仁宗慶曆年間追隨範仲淹從事過新政改革，最終官位做到了宰相。不過，在屢經宦海起伏之下，富弼不免心灰意冷，便信奉起佛陀，藉以逃避現實。他獲悉此事後，便寫信給這位友人：自古擔大任者，皆以聖賢之道教化百姓，既成就自己又貢獻天下，豈能以官爵之進退、體力之盛衰而放棄責任？如今大道未明，世人昧於佛門與道家，輕視禮義。而今國家提倡儒教，革除陋俗，正要仰仗您的力量。若您精力轉移，惟奉佛以求長生，此乃山穀避世之人獨善其身的做法，豈不辜負了天下人的厚望？呂大臨直言不諱，誠懇地提出了批評和規勸。富弼讀罷來信，深受感動，遂回信表示感謝。由此可見，呂大臨遵循關學“學貴致用”的傳統，關注關心朝廷命運。
當時，選官與考績製度也存在不少的積弊，以至於任人唯親、埋沒人才。這本是從來便難以革除的官場頑疾，他從做高官的二哥那裏肯定也聽到不少，可認真的他不願袖手旁觀，為此專門著文論說，主張改革用人製度，呼籲選賢任能。
元祐年間，隨著呂大臨聲望的遠播，朝廷大概也考慮到其兄呂大防在朝主政的緣故，於是破格先後授予他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的官職，也就是賦予太學教官與校勘整理圖書典籍的職責。不久，又有朝臣向哲宗天子推薦其品學出眾，堪當大任。遺憾的是，他還沒趕上重用便因病辭世，終年才48歲。一塊美玉，就此埋沒。
聚碑為林
今天的西安碑林，以收藏最豐富的古代碑石而名動天下。當海內外遊人湧進這座古典文化藝術寶庫時，大概多數人並不清楚它的由來及其與藍田呂氏的關係。其實，碑林的最早創建者正是呂大忠其人。
呂氏兄弟中的大哥呂大忠（字進伯），是在元祐元年（1086）任陝西轉運副使期間想到立碑林的事。當時，他目睹到歷代碑刻日遭損毀的情形，不能不深感痛心，為了搶救這些古物，他遂利用職務之便，出麵將搜集到的大批關中碑石移至永興軍城（今陝西西安市）府學之內，其中包括《石台孝經》與《開成石經》等幾組大型碑石，以及顏真卿、柳公權等名家書寫的碑刻，由此而誕生了日後的碑林。
旁的不提，單說《石台孝經》和《開成石經》，前者被業內人士稱為碑林中的第一名碑，乃是天寶年間唐玄宗親自作序、註解並書寫，唐肅宗題寫碑額的禦製石碑，通碑由四塊黑色細石合成，碑下有三層石階，故稱《石台孝經》。千餘年後的今天，仍能觀賞到工整的書法和清新秀美的字體，並從中體會到唐明皇“以孝治天下”的用意。《開成石經》則是唐文宗太和四年（830）下詔，由艾居晦、陳玠等人用楷書分寫，前後耗費七年時光，至開成二年（837）才完成的一部石經，後人又稱唐石經。該組碑石包括《周易》等12種經書，由114塊碑石組成，每石兩麵刻字，共刻有650252個文字，是研究中國經學史的重要資料。僅是保存下這兩種碑刻，就足以令呂大忠名垂青史。
若再觀呂大忠的從政為人，也有值得稱道之處。他於仁宗皇祐年間進士及第，入仕後先後做過華陰（今陝西華陰）縣尉、晉城（今山西晉城市）知縣、河北轉運判官、陝西轉運副使及渭州（今甘肅平涼）知州等地方官，官銜至寶文閣直學士。在任期間，多有善政，深得下屬和百姓的信服。
呂大忠為人耿直厚樸，將所學的關學精神貫徹到自己的言行之中，至死而不悔，因此博得士林中許多人的讚嘆。程頤即稱許道：“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有件事頗能反映其忠厚長者的風範：他在任秦州（今甘肅天水市）知州時，本州的判官是科舉狀元出身的馬涓。馬判官自我感覺太好，常擺出“狀元”的身段。呂大忠是過來人，清楚此人涉世不深，不懂門道，便善意地勸說這位下屬：狀元頭銜，隻是科舉及第時的稱呼，做了判官再用此名就不妥了，現今的科舉學問其實沒多大實際用處，還是要注意修身務實為上。經他開導指點，馬涓才懂得了勤政、為人之道，日後才有了更大的發展。
晚年時呂大忠因與當政者不和，屢遭貶責，最終染病身亡。呂大忠死後歸葬故鄉藍田，算是葉落歸根。
《呂氏鄉約》
呂大鈞，字和叔，在呂家兄弟中排行第三。他從小膽識過人，青年時代曾追隨張載學習，讀書明理，成為文才兼具之士。仁宗嘉祐年間，他順利摘取進士桂冠，入仕後先在關中及西北地方衙門供職。其父奉調四川做官，他是孝子，考慮到老人家年邁不宜遠行，曾主動請求代父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