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說起來，宋朝有過一些儒將，然而像張亢這樣科舉正途出身的文官，真正投身軍伍，並帶兵出沒戰場者，卻並不多見。可比肩者不過有：上官正、景泰、劉平、郭諮等數人，但無疑以張亢事跡最為突出，堪稱儒將代表。就張亢從軍及仕宦經歷來看，卻令人感到宋朝對文臣從軍角色的期待，與漠視其前途和歸宿之間的矛盾，縱是具有良將之才，也概莫能外。
這就要追溯到宋朝開國以來的根子。唐末五代武夫悍將稱雄，兵變不已，宋太祖登基後，遂厲行收兵權。自宋太宗進一步鉗製武將以來，猜忌、防範將帥掌權，已成執政集團的共識。清人王船山指出：宋朝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這話當然不無偏激之處，文臣也非都貪生怕死。到了第三代的宋真宗朝，特別是第四代的宋仁宗朝，還逐步實施“以文馭武”的舉措，就是中央軍事決策歸文官大臣，前線作戰也由文臣指揮武將。這就對文官士大夫們賦予更大的責任，也形成了對文臣投身軍職的某種期許，肩負儒家治國理念和道德標準的文士統軍，應當更符合宋朝的長遠利益。宋仁宗朝與西夏大規模戰爭爆發後，由於武臣的精神和素質狀態普遍欠佳，將帥乏人，這種要求就更顯得緊迫。於是，宋廷鼓勵文臣轉換武官，可是因為長期文尊武卑氛圍的影響，收效不顯，主動響應者寥寥。
張亢滿懷“功名自在馬上取”的誌向投軍，不曾想卻置身於矛盾複雜的環境之中。先是，從軍久了其身份便與武夫無異，遭到文臣輕視，似乎已是非我族類。其率直的性情，也往往成為譏諷的把柄。有一事可以說明：軍卒出身的楊景宗因有外戚背景，官至觀察使了，仍橫暴無賴，動輒揮棒打人，綽號“楊骨槌”。一天，楊景宗對張亢老兄張奎說：你老弟十分可愛，隻是性子粗疏。張奎聽罷怏怏不悅，回家後就指責乃弟：你本是士人，服膺名教，不知幹了何等事，竟讓楊骨槌那般俗人也嫌你粗疏。此外，作為前線將帥竟不能享有足夠的自主權，處處受到各種條規的牽製約束，不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訓無人理睬，甚至一些文官大臣還能隨意打擊報復。看起來，朝廷雖有用儒將統軍的深刻用心，但缺乏有力保障舉措，以至於一些官員拘泥常規條令，致使借重儒將的深意流於形式。
無獨有偶，到了第五代的宋英宗朝年月，又發生了類似之事。與張亢出身差不多的涇原路副都總管（因避英宗名諱，都部署改名都總管）劉幾，在某次軍事行動中，遭到渭州代理知州陳述古的無理打擊。事後雙方都向上麵告狀，有人遂告發劉幾濫用公使錢。朝廷又是下詔審問劉幾，並令他到長安接受處罰。禦史中丞賈黯頗為清醒，聯想到以往張亢的不幸，於是對這一處置做法提出異議：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禦邊成效，不應以細小過失隨意苛責，當年對待張亢等人已何其失策，如今還要重蹈如此覆轍嗎？宋英宗算是採納賈黯的意見，赦免了劉幾，但仍將其調離本地。由此可見，張亢的遭遇還在延續，固然有範仲淹、賈黯等人能體會任用儒將的用意，並理解儒將在前線的處境，然而其呼聲畢竟還是太弱，無法改變大多數文官由歧視武臣到漠視儒將的現實。
宋廷終於陷入不能自拔的怪圈，既不能信任武夫悍將，放手其指揮用兵，而對於文臣出身的儒將，竟同樣無法信賴，最終也不能給予晉身坦途。張亢固然歸宿可悲，其實前後又有誰人因此顯達？這就不能不引起後世的懷疑：宋朝是否真心重用儒將，又是否真正需要儒將？簡單地回答自然是困難的。宋朝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看似與當政者的初衷背離，其實關鍵依然在於內斂型執政集團對兵權的過分控製，當然也與保守政治下官僚主流意識中的墨守成規有關。歲月流轉，南宋時邊防更為殘破，名士葉適痛心疾首，對開國以來的路線批判道：本朝過分汲取唐末五代兵禍教訓，所以定製規矩，“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大力推崇儒術文教，以至於“人心日柔，士氣日惰，人才日弱”。這就部分道出以張亢為代表的儒將，其無奈歸宿的原因所在。由此，不覺使人想到宋代詩人張孝祥的《六州歌頭》，“念腰中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之句。
公元1061年初秋的一天，在徐州城裏，臨終前的張亢是否後悔過選擇從軍之路，又是否反思過自己儒將角色的意義，還是否流露過壯誌未酬的遺憾？這些都已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史實是，張亢不是懷著無比的軍功殊榮入土為安，而是帶著許多的指責離開人世。
大帥狄青
公元1057年農曆三月間，正是北宋嘉祐二年的暮春時節，中原大地草木蔥翠，和風撲麵，碎花搖曳，流鶯飛舞。當此萬物一派生機之際，在京師南麵的陳州（今河南淮陽縣）州城內，一位時年50歲的強壯生命卻告別了人世。此人就是當地的長官狄青，上任才半年左右時光。
這位狄青本是宋朝開國以來少有的名將，戎馬一生，南征北戰，屢立戰功，曾做過朝廷的最高軍政首腦職務。但正當壯年的他，最終卻死在與軍旅無涉的地方官任內，著實是件令後人費解的事。要說原委，一切還得從頭談起。
說起來，宋朝有過一些儒將，然而像張亢這樣科舉正途出身的文官，真正投身軍伍，並帶兵出沒戰場者，卻並不多見。可比肩者不過有：上官正、景泰、劉平、郭諮等數人，但無疑以張亢事跡最為突出，堪稱儒將代表。就張亢從軍及仕宦經歷來看，卻令人感到宋朝對文臣從軍角色的期待，與漠視其前途和歸宿之間的矛盾，縱是具有良將之才，也概莫能外。
這就要追溯到宋朝開國以來的根子。唐末五代武夫悍將稱雄，兵變不已，宋太祖登基後，遂厲行收兵權。自宋太宗進一步鉗製武將以來，猜忌、防範將帥掌權，已成執政集團的共識。清人王船山指出：宋朝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這話當然不無偏激之處，文臣也非都貪生怕死。到了第三代的宋真宗朝，特別是第四代的宋仁宗朝，還逐步實施“以文馭武”的舉措，就是中央軍事決策歸文官大臣，前線作戰也由文臣指揮武將。這就對文官士大夫們賦予更大的責任，也形成了對文臣投身軍職的某種期許，肩負儒家治國理念和道德標準的文士統軍，應當更符合宋朝的長遠利益。宋仁宗朝與西夏大規模戰爭爆發後，由於武臣的精神和素質狀態普遍欠佳，將帥乏人，這種要求就更顯得緊迫。於是，宋廷鼓勵文臣轉換武官，可是因為長期文尊武卑氛圍的影響，收效不顯，主動響應者寥寥。
張亢滿懷“功名自在馬上取”的誌向投軍，不曾想卻置身於矛盾複雜的環境之中。先是，從軍久了其身份便與武夫無異，遭到文臣輕視，似乎已是非我族類。其率直的性情，也往往成為譏諷的把柄。有一事可以說明：軍卒出身的楊景宗因有外戚背景，官至觀察使了，仍橫暴無賴，動輒揮棒打人，綽號“楊骨槌”。一天，楊景宗對張亢老兄張奎說：你老弟十分可愛，隻是性子粗疏。張奎聽罷怏怏不悅，回家後就指責乃弟：你本是士人，服膺名教，不知幹了何等事，竟讓楊骨槌那般俗人也嫌你粗疏。此外，作為前線將帥竟不能享有足夠的自主權，處處受到各種條規的牽製約束，不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訓無人理睬，甚至一些文官大臣還能隨意打擊報復。看起來，朝廷雖有用儒將統軍的深刻用心，但缺乏有力保障舉措，以至於一些官員拘泥常規條令，致使借重儒將的深意流於形式。
無獨有偶，到了第五代的宋英宗朝年月，又發生了類似之事。與張亢出身差不多的涇原路副都總管（因避英宗名諱，都部署改名都總管）劉幾，在某次軍事行動中，遭到渭州代理知州陳述古的無理打擊。事後雙方都向上麵告狀，有人遂告發劉幾濫用公使錢。朝廷又是下詔審問劉幾，並令他到長安接受處罰。禦史中丞賈黯頗為清醒，聯想到以往張亢的不幸，於是對這一處置做法提出異議：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禦邊成效，不應以細小過失隨意苛責，當年對待張亢等人已何其失策，如今還要重蹈如此覆轍嗎？宋英宗算是採納賈黯的意見，赦免了劉幾，但仍將其調離本地。由此可見，張亢的遭遇還在延續，固然有範仲淹、賈黯等人能體會任用儒將的用意，並理解儒將在前線的處境，然而其呼聲畢竟還是太弱，無法改變大多數文官由歧視武臣到漠視儒將的現實。
宋廷終於陷入不能自拔的怪圈，既不能信任武夫悍將，放手其指揮用兵，而對於文臣出身的儒將，竟同樣無法信賴，最終也不能給予晉身坦途。張亢固然歸宿可悲，其實前後又有誰人因此顯達？這就不能不引起後世的懷疑：宋朝是否真心重用儒將，又是否真正需要儒將？簡單地回答自然是困難的。宋朝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看似與當政者的初衷背離，其實關鍵依然在於內斂型執政集團對兵權的過分控製，當然也與保守政治下官僚主流意識中的墨守成規有關。歲月流轉，南宋時邊防更為殘破，名士葉適痛心疾首，對開國以來的路線批判道：本朝過分汲取唐末五代兵禍教訓，所以定製規矩，“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大力推崇儒術文教，以至於“人心日柔，士氣日惰，人才日弱”。這就部分道出以張亢為代表的儒將，其無奈歸宿的原因所在。由此，不覺使人想到宋代詩人張孝祥的《六州歌頭》，“念腰中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之句。
公元1061年初秋的一天，在徐州城裏，臨終前的張亢是否後悔過選擇從軍之路，又是否反思過自己儒將角色的意義，還是否流露過壯誌未酬的遺憾？這些都已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史實是，張亢不是懷著無比的軍功殊榮入土為安，而是帶著許多的指責離開人世。
大帥狄青
公元1057年農曆三月間，正是北宋嘉祐二年的暮春時節，中原大地草木蔥翠，和風撲麵，碎花搖曳，流鶯飛舞。當此萬物一派生機之際，在京師南麵的陳州（今河南淮陽縣）州城內，一位時年50歲的強壯生命卻告別了人世。此人就是當地的長官狄青，上任才半年左右時光。
這位狄青本是宋朝開國以來少有的名將，戎馬一生，南征北戰，屢立戰功，曾做過朝廷的最高軍政首腦職務。但正當壯年的他，最終卻死在與軍旅無涉的地方官任內，著實是件令後人費解的事。要說原委，一切還得從頭談起。